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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祁祥:高度重视新型传染病的危害与应对

2020-04-02  

  新冠肺炎疫情在中国爆发,引爆了重大公共卫生安全风险事件,不仅给人们的生命和健康带来了严重的威胁,还对经济社会生活产生了重大冲击。

  

  回顾21世纪以来集中爆发的各类风险事件,人类所面临的风险类型越来越多,挑战不断升级,而其中“恐怖主义”和“金融危机”因其直观的威胁和危害尤甚,各国都给予了极高的警惕并做了各种可能的应对。但实际上,“传染病”风险因其自身的特性,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其危害程度比“恐怖主义”和“金融危机”更大。埃博拉病毒爆发之后,比尔·盖茨先生在2015年TED的演讲中向世人发出了振聋发聩的警告:“如果有什么东西在未来几十年里可以杀掉上千万人,那更可能是个有高度传染性的病毒,而不是战争、导弹。”

  

  的确,由于新型传染病风险所具有的以下两个重要特征,导致相对其他类型的风险来说,防范难度更大,造成的危害更强。

  

  巨大的不确定性

  

  不确定性是所有风险的“共同标签”。完全可以这样说,没有不确定性的存在,就没有风险的危害,也就凸显不了风险管理的重要性。但相比而言,传染病风险的不确定性特征则更为突出,这可以从以下两个方面来观察:

  

  首先,从风险成因的角度来看。人类无知的边界永远大于已知,这是常识,也是绝对真理,对于传染病这类风险来说更是如此。与“恐怖袭击”和“金融危机”这些纯粹的“人为灾祸”不同,传染病毒,特别是一些高危病毒,由病原体生物产生,经人类活动传播,这种具有“自然”与“人为”双重因素的风险发生机理,导致更多未知和不确定性因素的存在。特别是在信息时代和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由于人口密度的增加和人口流动的加速,更是加剧了“自然”与“人为”因素的交织与互动,进一步增加了此类风险的复杂性。

  

  其次,从风险应对的角度来看。人类在应对“恐怖袭击”和“金融危机”时,是人与人之间的“博弈”,而在抗击“传染病毒”时,是人类与另一个“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非人类之间的“博弈”。由于病原微生物的变异性,每一种新型病毒都是一个新的“事物”,囿于当时的认知,人类在应对每一次新型传染病时,很难像应对“金融危机”和“恐怖主义”那样,可以使用较为成熟的组合措施和手段。传染病的源头、发生机理、传播链条、传播速度和致命性等都需要从基础性的病理研究开始,治理方案也需要积累大量临床表现。国家卫健委迄今已连续7次更新治疗方案;新冠病毒爆发至今已经累计确诊超过8万人,但“零号病人”仍是一个谜;比尔·盖茨甚至称“2019年新型冠状病毒开始表现出百年不遇的病原体的迹象”,这些事实都说明,人类对新型病毒的认识是一个不断深化的过程。在这种情况下,撇开一些主观人为的因素,例如“瞒报”或“漏报”,客观地说,出于对“疫情”的传染性特征所可能导致的民众生活、经济活动受到影响的范围和程度的考虑和权衡,决策者肯定会面临一个在“疫情”的发布时点和发布范围上如何准确把握的“度”的难题。如果这个“度”没有把握好,就有可能或者出现“应对过度”,导致对人民群众正常生活秩序的打乱和对经济活动不应有的影响;或者“延误战机”,导致极大的人员伤亡和经济损失。由此可见,仅从风险成因和人类难以迅速提供有效方案这一个方面来看,新型传染病的高不确定性及其所引发的应对的高复杂性,也是其他类型的风险通常难以比拟的。

  

  在此次疫情发生的早期,有些迹象已经显现,有些方面已经发出了“预警”,但由于我们在认识和体制机制方面的一些问题,错过了最佳防控期,导致“举国体制”被迫启动,这一惨痛的教训值得我们深刻记取。

  

  超强的叠加效应

  

  各类风险的发生都有可能产生叠加效应,但类似新冠肺炎这样的新型传染病的叠加效应更强,这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反映出来:

  

  首先, 客观的疾病威胁与主观的恐慌情绪叠加。

  

  恐惧是人类的本能和天性,而恐惧源于未知。行踪诡异的传染病风险极易诱发人们的恐惧感,由此衍生出忧虑、不安、害怕等各种不良情绪,导致身体的免疫力下降,从而更易于被病毒侵袭;如果社会应对不当,恐惧感的蔓延会加剧整个社会的恐慌,由此带来的连锁反应和巨大的“负外部性”,在某种程度上的危害甚至会超过传染病本身,进一步放大“传染病”风险的危害程度。

  

  其次,即期的生命健康影响与深远的社会政治影响叠加。

  

  病毒无国界。近年来世界各地频繁爆发的季节性流感、埃博拉病毒、禽流感病毒等各种传染病病毒,给全球各地人们的生命健康都造成了严重的伤害。据世卫组织等机构的报道,2013年在非洲爆发的埃博拉病毒蔓延到了9个国家;2009年于美国爆发的H1N1流感蔓延到了214个国家,此次疫情也不例外。截至3月3日,疫情已蔓延到全球除南极洲以外的所有大洲,60个国家已报告有确诊病例。除此之外,与其他灾祸和风险相比,新型传染性疾病所引发的对社会、政治方面的影响也极为明显,“疫情”让人间百态尽显:我们不仅看到了无疆的大爱与无私的护佑相伴,也看到了诽谤与歧视相交。“阴谋论”甚嚣尘上,使得原本就存在的意识形态偏见和体制之争,借由病毒的传播而更加显性化。但与此同时,在新冠病毒爆发与防控的进程中,我们也愈发体会到了“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中国政府反复强调的人类社会之新理念的隽永与深邃。

  

  再次,本土经济受损与全球经济受挫叠加。

  

  经济的高速稳定增长是以资本、货物、人员等顺畅流动作为基础和重要支撑的。此次由于新冠病毒的影响,十几亿人被迫“禁足”,大多数行业的经济活动均受到不同程度的严重影响。在世界高度互联互通的今天,疫情也严重限制和影响了国际间的人文交流、商务交往和货物交换。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全球制造业中心的中国,不仅已经深入融合到全球产业链分工体系之中,而且近年来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持续保持在30%左右。在这一重要背景下,“新冠疫情”对中国经济的冲击,势必通过全球经济“产业链”环环相扣的生态特点,影响到其他国家的经济;后者的受挫,也必然反过来加剧对中国经济的不利影响。

  

  三方面的努力

  

  面对新型传染病这样的高风险事件,人类既然回避不了,那就只能重视它、防范它、并最终战胜它,而这需要各方面的努力和卓有成效的工作,其中以下三个方面的事项值得我们高度重视:

  

  一是认真反思,加快各项改革,尽快补齐各种漏洞,提高国家应对重大突发公共卫生安全风险事件的能力。新冠病毒的爆发,以及其惨烈的方式让我们看到了它的极度危害性,也充分暴露了我国在应对突发公共卫生安全事件方面的漏洞、短板和问题。疫情过后,我们一定要在全面深刻反思和严肃追责的基础上,将对传染病风险的预防提到重要的地位,强化风险防控前置思维,并尽快进行各方面的改革:包括提高国家疾控中心的权责地位;建立和完善专业、及时、高效和透明的传染病信息上报通道;重视和大力支持流行病学、公共卫生、预防医学等学科的发展,尽快提高国家应对重大突发公共卫生安全风险事件的能力。

  

  二是充分发挥社会力量、特别是保险机制的作用,形成多元化的传染病风险的应对机制。新冠肺炎爆发以后,在中央和各地政府的统一部署下,各行各业快速反应。作为风险保障重要机制的保险行业也在忠实地履行自己的社会责任,做了大量工作,包括为在一线参与疫情防控人员捐赠巨额保险保障,全面升级疫情理赔服务,提供专属保险等。但除了这些“事后的”风险管理措施以外,今后保险业还应当更多地介入“事前”的风险防范,加强对传染病保险制度的研究,参与疾病预防管理体系的建设,为新型传染病等风险提供事前风险预防、风险评估以及风险管控的专业意见,发挥政策性保险和风险保障基金的作用。从宏观层面来看,应当加强对其他社会力量的培育和建设,形成多元化的风险应对机制。

  

  三是大力提升公民的公共卫生意识、提高全民的科学、人文与健康素养,从源头上预防和阻断传染病的发生与传播。2月7日《柳叶刀》发表的中国学者的论文指出:中国民间对于野生动物具有医疗作用的想象,可能导致自然界中的病毒感染人类。要避免这一后果,需要人们改变以往的饮食、健康观念,做到与自然和谐文明相处。2月24日全国人大通过立法,全面禁止非法野生动物交易、革除滥食野生动物陋习。“野味产业”是公共卫生安全的重大隐患,虽然这一法律来的有些晚了,但毕竟今后有法可依了。除此之外,还必须改变一些国人随地吐痰、乱扔垃圾,甚至随地大小便的陋习恶习,当看到“关于气溶胶传播,专家给出预防建议:不要用脚踩痰”的报道时,我的第一反应和问题是:“痰为什么会在地上?”少数一些人的这些陋习、恶习不仅有损整个中国人的形象,更重要的是,为病毒的产生和传播提供了土壤。

  

  2015年,比尔·盖茨曾在一场演讲中提到,“面对病毒爆发,全世界都没有准备好。”5年以后,在“新冠病毒”肆虐之时,重读盖茨先生的这一“警世恒言”,有一种悲从中来、大彻大悟的感觉。风险演化规律提示我们,这次的病毒侵袭,绝不可能是人类所遭受的最后一次灾难。

  

  因此,为了防患于未然,人类必须高度重视新型传染病的危害性,做好各项应对准备,否则将后患无穷。

 

  转载自《中国银行保险报》“北大保险评论”栏目第687期,2020年3月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