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国际经济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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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仪:机器人革命将侵蚀劳动力成本优势

2018-09-05  

  

  近年来,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呈现出井喷态势,以此为推动,智能机器人的应用日趋广泛和深入。无人驾驶汽车、金融机器人、医疗机器人、新一代工业机器人、农业机器人、家政服务机器人等新事物层出不穷。种种迹象表明,“机器人革命”已经来临,人类社会正加速进入一个高度自动化的新时代。“机器人革命”不仅会进一步解放生产力,成为经济增长的新动能,而且将深刻地改变全球制造业的分工格局。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2014年两院院士大会上的讲话中所指出的那样,“‘机器人革命’有望成为‘第三次工业革命’的一个切入点和重要增长点,将影响全球制造业格局……”

  一场大技术革命

  “机器人革命”与人类经济发展史上的历次技术革命有何重要区别?引用《第二次机器革命》的作者布莱恩森和麦卡菲的说法,历史上的技术革命是在延展人的力量,每一种发明都释放出强大的动力,但这些动力的释放需要人做出决定和发出指令。换言之,机器与人是互补的关系,机器的力量反而让人类劳动力更有价值、更重要。但在“机器人革命”的时代,人类开始对更多的认知性工作以及动力控制系统进行自动化。在很多情况下,今天的智能机器人能比人做出更明智的决定,发出更适当的指令。因此,机器和人正日益成为替代关系,而不是互补关系。

  与历史上的历次重大技术革命一样,“机器人革命”必将产生深远的社会经济影响;而由于技术变革的本质从“机器让人更强”转变为“机器取代人”,“机器人革命”的社会经济影响应有不同于以往的表现和特点。这是摆在当代经济学者面前的一个重大而新颖的课题。经济学文献中已有不少这方面的研究,但截至目前,绝大多数学者关注的是“机器人革命”对经济增长和收入分配的影响,少有人论及“机器人革命”对国际分工格局的影响。

  对国际分工格局的影响

  得益于(广义的)交易成本的下降,战后全球经济发展的一个显著趋势是国际分工的日益深化和细化,从行业间分工、行业内分工直到出现产品内分工(即价值链分工)。影响全球制造业布局的因素有很多,其中一条主线是各国凭借着由其要素禀赋决定的比较优势参与国际分工。我们今天看到的国际分工格局,在相当程度上是发达经济体的资本在全球范围内与欠发达经济体的劳动进行结合的产物。如中国之所以能成为“世界工厂”,最重要的原因是中国(曾经)拥有数量庞大的廉价劳动力。而在“机器人革命”的背景下,当智能机器大规模替代劳动成为可选项,传统的比较优势便可能减弱甚至出现逆转,尤其是基于丰裕劳动力的比较优势。正如一位评论者(吴伯凡)所指出的那样,“凭借劳动力成本优势而赢得比较优势的国家(比如中国和印度)可能很快会陷入相对的劣势之中。”

  笔者与合作者对这一问题进行了初步研究。在我们构建的理论模型中存在两种生产技术和三种生产方式。两种生产技术分别是需要投入资本和劳动的技术以及仅需要投入资本(可理解为智能机器人)的技术。三种生产方式分别是(1)传统方式,即各国使用本国的资本和劳动进行生产;(2)外包,即发达国家使用本国的资本和发展中国家的劳动进行生产;(3)自动化,即发达国家仅使用本国的资本进行生产。我们发现技术进步会对各种生产方式的占比进而国际分工格局产生重要影响。

  这一理论模型可帮助我们理解和预测战后及未来的国际分工与贸易模式。我们提出了一个五阶段论。第一阶段(上世纪80年代前),外包和自动化的成本都很高,各国均采用传统方式并开展传统贸易。第二阶段(上世纪80年代至本世纪前10年),外包成本迅速下降,大量制造业从发达国家转移至发展中国家,后者在全球增加值创造中的贡献显著提升。第三阶段(当下),自动化成本迅速下降,制造业开始向发达国家回流,全球生产呈现出传统、外包、自动化三种方式并存的局面。第四阶段(中期),自动化成本持续下降,对发达国家而言,外包已无利可图,这一合作生产模式进一步萎缩;第五阶段(长期),如果自动化成本进一步下降,则可能出现制造业生产完全自动化的情形,此时劳动力完全被服务业吸收。

  简言之,我们的分析表明,在“机器人革命”的时代,当劳动可以在更大程度上被智能机器人替代甚至取代时,全球分工细化的趋势会在一定程度上减缓,甚至出现逆转。人工智能技术是新时代的核心生产力。如果人工智能技术的分布集中于少数国家,则价值(增加值)创造分散化的格局便可能会成为历史。这对广大发展中国家来说并不是福音。

  虽然我们的理论结论还不够成熟,但部分观察家确实表达了和我们类似的担忧。如科尔尼管理咨询公司(A.T. Kearney)在2017年一篇报告中指出,“欠发达经济体长期以来从发达经济体的外包中获益,而这一模式目前正受到新技术的威胁。”联合国在2016、2017年两篇报告中明确指出,“机器人的使用正日益侵蚀发展中国家的劳动力成本优势。”“随着发展中国家劳动力成本的上升和自动化成本的下降,将生产转移至发展中国家已不再有利,结果可能是生产的回流”。2018年,金融服务公司考恩(Cowen)则指出,“如果一家公司不再需要雇佣劳动,那(本国与外国)的工资差哪里还重要呢?”“人工智能对欠发达国家的影响可能非常负面,因为它们不再能利用工资差实现工业化。”“(人工智能的)收入分配效应更多地体现在国与国之间而非一国之内。”“换句话说,非洲可能永远没有机会以日本和韩国的方式实现工业化。”

  对我国来说,虽然我国已利用全球化红利实现了工业化,但我们仍不能忽视“机器人革命”的潜在负面影响。我们必须加大加快人工智能的研发和运用,跟上时代的步伐,确保我国在“机器人革命”时代的价值(增加值)创造地位。

  (原载《第一财经日报》2018年9月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