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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大学常务副校长刘伟教授:转换增长动力之钥

2015-11-19   

注:本文转自“中国经济报告”)


刘伟,北京大学党委常委、常务副校长,经济学院教授

【当前,要着力推动三项工作:一是下决心改变国民收入分配方面的不合理因素;二是加强对消费品供给质量的管理;三是缩小居民收入分配差距】

□ 中国经济报告记者 马玉荣


春夏之交,北大燕园繁花似锦,绿树成荫。《中国经济报告》记者就当前经济形势、未来趋势及政策选择专访了北京大学常务副校长刘伟教授。


中国经济尚未探底

中国经济报告:回顾上半年,展望下半年,有观点认为2015年是中国经济最困难的一年。你如何看待这种说法 ?你认为,经济增速探底了吗?


刘伟:从目前的经济态势来看,我个人并不认为2015年是最困难的一年。从横向上看,中国与全球经济和新兴经济体相比,7%的增速并不低;从纵向上来说,它也是一个平均速度。我们中长期经济发展目标是到2020年GDP总量翻一番,剩下这6年(包含2015年),每年的增长目标平均达到6.73%就可以实现。由此看来,目前的经济增速还是一个平均速度,谈不上探底。


2015年,中国经济从结构上还是得到了一定的改善,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产业结构升级。制造业的升级改造虽然有很大阻力,特别是受困于自主研发和创新能力的薄弱,但是这方面还是有很大变化。其次,三大产业的结构还是良好的。统计数据显示,从2013年开始,第三产业的比重超过第二产业了;从2014年第三次普查数据来看,修正数据之后,这个比例提高了。2013年中国第三产业的比重占GDP46%多,第三次普查以后的数据显示是48.2%。三大产业的结构改善为国民经济带来很大变化,这主要是制造业内部的结构变化,特别是制造业内部去劣质产能取得进展。第三,国民收入的分配结构有所改善。居民收入的比重有所上升,使得消费对经济的拉动作用有所提高,去年超过51%,与前些年相比还是在朝着良性方向变化。最后,国际收支结构已经出现再平衡迹象,虽然还是顺差,但是顺差扩张趋势得到了遏制。


这一系列变化说明,经过前一个时期,特别是化解经济危机以后的调整、消化,2015年中国经济还是在朝着良好结构方向变化。所以,无论是从总量还是从结构演变来看,我并不认为2015年是中国经济最困难的一年。


增长动力急需转换

中国经济报告:如今经常听到这样的抱怨:政府不作为、经济疲软、企业动力不足,等等。那么,中国经济增长的支撑因素或增长动力该如何转换?


刘伟:实际上,经济增长的支撑因素首先是需求。大家经常讨论的所谓三架马车中,现在增长的支撑因素发生了一些变化,需要增长动力有所转换。


第一,投资方面,过去是双轮驱动,分别是企业和政府。企业,包括民营企业和国有企业;政府,包括中央政府和各地政府。现在的主要问题还是企业动力不足,受制于制度和技术因素。技术因素主要是大型国有企业的自主创新还是存在一些问题,创新一旦有问题,产业结构升级就有问题了。所以,在产能过剩比较严重的情况下,再开展大规模的投资,不是很现实。国有大企业投资需求的转换或者增长,取决于创新带来的产业结构升级的空间大小。这个空间现在虽然在发生变化,但是变化的速度有点慢,不尽如人意。


企业创新,一是技术创新,二是制度创新,这个动力转换是非常重要的。尽管民营企业有投资冲动,但银行等金融机构不信任它们。这种不信任有多种原因,既有民营经济自身的原因,比如资产质量、管理体制、风险监控、信息不对称等;也有制度歧视,比如国有银行构成的金融市场体系对民营经济的金融服务是有制度障碍的。所以,民营企业的投资冲动,不管是有效的投资还是无效的、盲目的投资,都很难转成现实的投资需求。这恐怕需要进一步的制度改革和创新,包括市场化特别是要素市场的创新。


中国的市场化进程,按照五大标准排序,最糟糕或者最滞后的是金融参数的合理性,包括利率、汇率等。金融参数的合理性得不到制度保障,有所扭曲,导致金融市场化中最重要的货币资本方面存在问题。因此,要加大这方面的改革,为社会资本投融资提供真正公平有效的市场保障,以活跃民间资本投资。


就影响投资的政府因素而言,现在,地方的激励和约束机制发生了变化。过去考核的是地方GDP,现在考核指标有所变化,导致地方政府追求的目标也发生变化,投资热有一定程度的降温。


另外,中央对地方政府的约束机制也有变化。比如,中央对地方的债务管理,对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的风险担保等在制度上都有一系列新安排。这样就使得地方政府本身的债务约束力度加大,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地方投资的冲动。地方政府的行为发生变化,使得投资需求进一步减弱。


中央政府的直接投资,特别是财政投资,力度还是很大的。从2010年10月择机退出之后有所减缓,但是从2012年第四季度以后,中央投资的刺激力度逐渐提高。今年财政赤字预算是1600多亿,占GDP的比重是2.3%,相较去年有所提高。去年政府的财政投资,各级累计大概结余1万多亿。所以,关键在于使财政投资的刺激计划充分实现。就中央政府的投资行为而言,不是简单地加大所谓财政政策的力度,而是要提高财政政策的效率。


第二,中国经济增长的另外一大动力就是消费需求。总的来说,消费需求总量还是呈现比较稳定的正增长,因此消费的基本规模是有保障的。国民收入分配中,微观、宏观,供给、产品消费的质量、标准等,都有所改变。相信以中国的人口基数,消费增长是一个稳健的因素,是经济增长的一个稳定支撑力。


第三,中国进入所谓的新阶段之后,进出口对增长的影响恐怕会有一段时间稳定在负作用或者零贡献水平上。国际经济复苏对中国的影响很不确定,因此短期内出口变化不会很大。这几年实际上就是零或负效应,扭转这种情况需要一个长期的过程。


总体趋势或低开高走

中国经济报告:国家信息中心预测,二季度中国经济增速有望止跌企稳,三季度回升向好,如果政策跟进,四季度能够保持回升平稳向好。你认为呢?


刘伟:我基本同意这个预测,总体趋势上,可能低开高走。一季度经济增长7%,投资和消费需求下行态势比较明显,但是基本还是在预料中;关键是,第一季度在一年四季中占比相对低一点,所以,可以有上述全年向好的判断。至于季度走势如何分布,可以再观察。


目前出现的一些通缩现象,实际上由两种因素导致,即良性因素和恶性因素,对此要区别采取对策,不宜简单盲目对待。恶性因素表现在,其导致经济增速放慢,同时伴随着就业机会减少;良性因素表现在,供给方面出现有益变化,比如国民经济生产总成本下降等。


根据今年《政府工作报告》,确定合理的经济增长目标要考虑实际需要和可能。需要就是底线,考虑的因素很多,但实际上比较重要的是就业率。今年城镇登记失业率大概在4.5%以内,要实现这个目标,经济增长大概要达到6.5%,这就是需要。实现经济增长目标的可能条件有很多,很重要的约束条件就是承受通货膨胀的能力。整个社会对通货膨胀的承受力今年是3%,上下波动也就是在2.5%-3.5%之间。如果把3.5%作为今年通货膨胀的控制上限,按照目前的经济条件和结构状况,中国的经济增长率需要达到8%。所以,从所谓的需要和可能来确定经济增长率的上限和下限,那就是在6.5%-8%之间了。


《政府工作报告》里讲到经济增长目标时,除了考虑需要和可能,还要考虑和中长期的经济增长目标相衔接,实现2020年翻一番的增长目标。10年翻一番要求的平均速度是7.16%,过去这4年都高于7.2%,2011年是9.3%,2012年是7.7%,2013年是7.7%,2014年是7.4%。所以,今年的政策目标——经济增长7%,通胀率3%,城镇登记失业率4.5%,在预期增长翻番目标时间表不变的情况下,应该是比较客观的。


立即实施三大举措

中国经济报告:针对上半年经济形势,你认为当前和今后应对应采取哪些宏观调控政策?是否需要继续微刺激政策?


刘伟:在现有基础上实施刺激政策,很有必要做好以下三方面的工作。


一是下定决心改变国民收入分配方面的不合理因素。宏观方面,保证居民收入增速和GDP增速至少要持平。如果居民收入增速长期落后于经济发展速度,就会使消费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下降。这恐怕需要一个制度保障,稳定老百姓对未来的预期,包括社会保障制度、离退休制度、医疗卫生制度等,这些都直接关系到老百姓的储蓄动机,可以调整国民收入的分配结构。


二是加强对消费品供给质量的管理。现在居民之所以不敢消费,主要是供给不行。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中国虽然有了很大的进步,但终究还是一个总体发展水平比较低的国家,现在还没有到供给创造需求的年代。很多产品质量不行,比如不安全、不够标准,人们不放心,再加上成本高、价格贵,可谓价高质次,难以鼓励和引导老百姓扩大消费。因此,现阶段刺激消费,最重要的一个工作应该是改善供给。


三是缩小居民收入分配差距。中国居民收入差距这些年还是比较大的,国家统计局公布的2003年至2012年全国居民收入基尼系数分别为:2003年是0.479、2004年是0.473、2005年0.485、2006年0.487、2007年0.484、2008年0.491。收入差距较大带来的问题就是整个社会消费倾向下降。


中国还可以考虑采取一些特别措施,特别是放松人口控制。我们现在已经做了一些工作,比如双独子女放开二胎,但因为成本比较高,并没有达到预期的政策目标。2014年二胎放松,原预期大概能新增婴儿200多万,但实际上并没有达到这一目标,当年也就增加了100多万。现在需要彻底改变计划生育政策。我们估算,假如中国新增人口能达到四五百万,大概一年增加1万多亿GDP,意味着将拉动经济增长1到2个百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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