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衣冠简朴古风存 ——追忆与石世奇老师在一起的最后日子

2015-11-19   


4月6日是经济学院前院长石世奇先生逝世三周年纪念

谨以此文纪念石世奇先生逝世三周年


石世奇,祖籍浙江绍兴,1932年4月1日出生于天津。1938年秋至1947年,在天津慈惠小学、初中读书,1947年至1950年在天津南开中学读高中。1950年进入北京大学经济系学习,1951年4月因公调出,至1956年9月,分别在中共北京市委研究室、北京市委第二办公室工作(期间1955年9月至1956年2月在中共北京市委党校学习)。1956年9月至1960年7月,在北京大学经济系读书,毕业后留校工作。曾任北京大学经济系党总支书记、经济系副主任、北京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院长,并兼任中国经济思想史学会理事、秘书长、代会长、中国企业管理协会古代管理思想研究会理事等职。1983年5月晋升为副教授,1989年5月晋升为教授,2000年5月退休,2012年4月6日11时26分在北京逝世,享年80岁。


在中学时期,石世奇教授就显现出对历史的极大兴趣与深刻思考。在他的一生中,专注于中国经济思想史的研究与教学,造诣高深,成就卓著。六十年代他参加了《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史》(上中下三册,中华书局1964-1966年出版)的编写工作。改革开放以来,石世奇教授潜心研究,在《北京大学学报》、《经济科学》、《江淮论坛》等杂志发表了多篇学术论文,出版著作多部。学术论文主要有:《论司马迁的经济思想》、《论荀子的经济思想》、《管子轻重思想浅论》、《中国古代治生之学的黄金时代》、《重视中国经济思想史的学习和研究》、《中国古代经济思想在当今市场经济中的作用》等。作为主要成员主持和参与编写的著作主要有:《中国经济思想通史》(获北京大学第一届学术成果一等奖)、《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史》(获1987年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和政策研究成果一等奖、国家教委1988年高等学校优秀教材奖)、《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史资料选辑》(上中下三册)。


从考入北大经济系,作为学生第一次见到石世奇老师那一天起,就觉得他身上有一种独特的气质,优雅伴着谦和,散发着一种特殊的魅力。按照现今流行的说法,石老师是一个很有“气场”的人,而那时的我们只是被这种气场所吸引,远远地观望。



1985年,经济系改建为经济学院,之后石老师曾担任经济学院的院长,我便有了更多从侧面观察他的机会,特别是毕业留校后,院里的大会、小会,总能见到石老师早早地赶来,从未迟到过一次,他是一个严于律己的人。与通常人们心目中的“领导”不同,石老师总是那么平和而低调,说起话来温文尔雅,即便是布置工作也没有任何强势的感觉,却在不知不觉中感染着人们。90年代后期,学校开始了针对在职教师的岗位评定工作,当时一级岗的名额很有限,院里大会上宣布他和陈德华老师主动放弃了一级岗的竞争,这件事情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也再次印证了他的为人。石老师退休之后,我们之间并无经常性的来往,记得2005年我们班同学毕业20周年,大家有一个聚会,当时石老师身体已经不是很好,正在犯肺气肿,仍然抱病参加了活动。我很惊异于他生着病还来参加多年前毕业学生组织的这样一个非官方活动,而他却回答说“主要是上一次(我们毕业10周年的那个活动也曾邀请他参加)印象太深刻了!”,这让我不禁非常感动,在这么一个浮躁忙碌的社会中,连我们自己都快忘记了的事情,十年之后石老师竟然还记得那么清楚,看来他也是一个性情中人。


本以为没有机会和石老师近距离接触和交流的,没想到一个偶然的机缘却使我和石老师能够经常见面,亲耳听他对各种事情的看法与评说,亲身感受他的人格魅力,而这已经到了他生命中的最后几个月。

图为北京大学经济学院刘伟教授看望石世奇先生和师母


2011年底,石老师生病住进北大医院第二住院部的ICU病房,后转到干部病房。凑巧的是我的女儿在北京四中读书,为了上下学方便,我们在学校旁边租了套小房,正好就在北大医院附近,这样我就可以经常到石老师的病房坐坐,有时还能顺便带点他喜欢的甜点或简单做个菜给他换换口味。或许是这种家常式的交往方式感觉比较轻松,打消了我面对老先生的拘谨,能够和他聊些家庭与工作之中的琐事,同时也得以了解他的所思所想。



我发现石老师特别喜欢读陆游的诗,有空的时候,就会拿出一本发黄的小册子一篇一篇的看。看来不愧是研究经济史的,古文功底就是好!记得有一天,他问我“你知道陆游最讨厌的是什么吗?”看我回答不上来,就自己回答道“陆游最厌恶的就是官场上的应酬,他有一句诗叫做‘怕歌愁舞懒逢迎’说得就是这个意思。”接着他又问道“陆游最喜欢生活是什么样子的呢?”,然后从手中的小册子中翻出了那篇《游山西村》,整首诗歌从头到尾念了一遍:“莫笑农家腊酒浑,丰年留客足鸡豚。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箫鼓追随春社近,衣冠简朴古风存。从今若许闲乘月,拄杖无时夜叩门”。边听他解释每一句,我边在心里想“看不出来,石老师这么优雅的人,却还向往平民百姓的农家的生活呢!不过那句‘衣冠简朴古风存’倒很贴近他的气质”。


毕竟是从教几十年,师生关系也是石老师爱聊的话题。石老师说:“我最近一直在想,关于孔老夫子到底最喜欢哪个学生的问题。一般人都说是颜回(颜渊),因为他思想境界高,自身修养好,不但聪颖而且好学。但是孔子说‘吾与回言终日,不违,如愚’,意思就是说,我整天和颜回讲学,他从不提反对意见和疑问,像个蠢人。孔子还说过,颜回‘于吾言无所不说’,意思说他对孔子说的话没有不喜欢的。孔子说,这样对我有什么帮助?可见,颜回对老师亦步亦趋这一点并不是孔子所喜欢的。而像子贡,总是有问不完的问题。所以我觉得,孔夫子是喜欢他各个学生的不同方面。虽然咱们当老师的,对自己的学生都好,但每个学生也都不同,肯定也还是会有更喜欢的方面”。石老师还说:“我很喜欢77级的学生,和他们关系特别好。他们是改革开放后的第一届学生,都是很优秀的。有自己的想法,也很有能力”,“在我住院这件事情上,我特别感激我的学生们,他们都很忙,但对我的身体还特别上心”。的确,师生关系真是一种非常特殊的感情,能够得到来自学生们的友谊大概是从事老师这一职业独有的幸福了,这一点我与石老师有同感。我还对他讲到自己对师生关系最有感触的一句话,恰好也是孔子说的——“学然后知不足,教然后知困;知不足然后能自反也,知困然后能自强也。故曰教学相长”。


石老师一直非常关心《经济科学》的发展,特别是知道我在做《经济科学》的工作,多次谈起与《经济科学》有关的事情。石老师说:“咱们的《经济科学》现在办得究竟怎么样?我的最后一篇学术文章就是2002年在《经济科学》上发表的。《经济科学》可能是改革开放之后,高校中最早办的一个经济理论刊物。当时咱们比较早开始认识到科研的重要性。我觉得有这样一个刊物是很难得的,院里应该给予高度的重视和支持”。在我向他介绍了《经济科学》目前在中国期刊网的排名情况后,石老师又说:“我看一些刊物在封面上写了许多核心期刊之类的字样,咱们的封面就什么都没有,你如果不说,我还不知道《经济科学》是这么好的刊物呢。以前也和洪宁说过,洪宁说是不喜欢这些虚的东西,关键还是实实在在地把刊物办好。我觉得办好刊物很重要,但宣传也很重要。比如咱们院里列了那么一大堆发表文章奖励的刊物,就没有我们《经济科学》。连你自己都瞧不起自己,不把自己当做一流的刊物,别人就更不会知道了”。我说主要考虑到《经济科学》毕竟是北大自己办的刊物,如果列入,担心来自各方面关系的压力问题,最怕的是有失公平。石老师说“你说的这些当然可以理解,但我觉得关键不是列不列入,而是是否能顶得住关系稿。如果能够做到真正的匿名评审,不行就送出去审,还是应该能顶住的,不能因为怕得罪人就不敢奖励,只要坚持公平,不论是什么人拿来的稿子,不管平时关系多近,职位多高,一律平等对待,问心无愧就行了”。石老师还说:“现在的文章,大部分都是数量和实证的,比较规范,但思想性也要重视。院里能不能组织有影响力的老师,就一些大的理论和学术问题写出有分量的文章?应该能够代表北大的水平。好的文章,要拿给咱们自己的杂志。一年中要争取有那么两、三篇可以真正显示北大水平的文章。可以请厉以宁这样的人写,他虽然年纪大了,但还是关心现实经济问题,而且听说还到底下去搞调研,不是光说空话。现在好多地方改革探索走在前面,比如产权方面的实践。这些问题应该有人思考、关心,写出来。还是应该适当约稿,那些大家写东西也不会是完全对付,他们毕竟要对自己的声誉负责”。

图为石世奇先生著作


记得还有一次,石老师聊到社会风气的问题。他说:“文化大革命的时候,最主要还是乱在政治上,但治安不是很乱。社会道德树立起来不容易,可是坏起来却很快。不过,解放初期,社会道德还真是眼见着好起来,那时候,人的精神状态特别好,都是路不拾遗了。国民党到后期确实腐败很严重,所以人们都很失望”。我问到:“那时候有产阶级的财产被一夜间剥夺,是否也会对当时的政策心存不满?”他说:“那恐怕还是有的,就像人们说的,白天敲锣打鼓庆祝公私合营,到了晚上回到家中抱头痛哭。但那时候,整个社会总体来讲是一种积极的气氛,那些不满的人只是把自己的不高兴压在心里,不像现在,针对整个社会报复,甚至动不动就威胁到一些无辜的人”。石老师还说:“改革开放后有一点问题,就是在人们心里把红头文件否了,这样是不对的,就没有权威了”。我说:“可能是因为文化大革命后期,红头文件有许多是错的,就使得人们后来什么都不信了”。“信仰还是要有的”石老师说,“现在不少人信教,宗教总体来讲也还是倡导人向善的”,我说:“即使不信教也应该能够做一个好人呀”,石老师笑着说:“那到也是的,唯物主义者嘛!”。“现在社会风气变化还有一点不好的地方,就是官气太重,喜欢逢迎,说好话。听说学生中都有这样的倾向。八十年代还不是这样”,石老师最后说。


在干部病房的那几个星期,是石老师精神最好的日子,几乎每次见面都是侃侃而谈。当时,他的身体情况有所好转,摘下了呼吸机,精神也很乐观。即使是在生病住院期间,石老师还是不改一贯的谦和。他为人特别细致,别人对他哪怕有一点点帮助,他都会一再感谢。记得有一次给他送吃的,正赶上医院来晚饭,护工问他吃哪一个,他指着我送来的东西大声说“吃这个!”,还会把医院的饭给护工吃。看他这样,真让我感动。他还多次关心我父亲的身体,关心我女儿的情况。说“我很喜欢你的女儿,咱们上次院里组织活动,你带来,我印象很深,我现在还保留你女儿的照片呢!”其实那已经是许多年前的事情了。他还关心我女儿打算学什么专业,并说“我觉得学什么专业,只要喜欢,能够真正钻进去,都是有前途的”。年前,院里组织我们去郊区开年终总结会,我提前去给石老师拜年,道别时,他跟我说的最后一句话是“祝你爸爸新年愉快!祝你妈妈新年愉快!祝你和你女儿新年愉快!”,他说话的神情至今想起来还历历在目。


2012年元旦期间,石老师因肺部感染病情急转直下,再次进入ICU病房。这次他被迫上了呼吸机,并切开了气管,吃东西也只能依靠鼻饲。石老师的精神时好时坏,因为不能说话,只能通过一个小白板勉强与他人交流。他的老伴身体一直不好,住在西苑医院,在他进入重症之后先他而离世,因为怕他担心,家人就没敢告诉他。他则一直惦记着老伴的情况,直到听说身体还算稳定才放下心来。每有同事朋友前去看望,只要他醒着都会尽量与别人打招呼,又担心耽误大家时间,总是过不了一会儿就会示意大家早些回去。有两次他还在小白板上吃力地给我写“谢谢你多次来看我”“祝于老健康长寿”等字,看到他身体这么差还总是想着别人,心里真是特别难受,也格外感动。


2月29日,是石老师进入ICU病房后我所见到的精神最好的一天。那天我到病房时,石老师正在和女儿女婿一起为院庆百周年挑选照片。石老师是个非常仔细的人,照片都按照时间和分类整理得特别好。他先挑了与陈德华老师一起为陈岱老祝寿的一张。我发现石老师的记忆超好,每张照片是在什么时候照的,以及照片中的人都记得特别清楚。比如,有一张陪外宾的照片,女儿石爽说不知在哪里照的,反正不是在家里,石老师不仅当即指出是在临湖轩照的,而且还写出了照相的具体时间以及会见外宾的名字,他还在小白板上写道,因为当时没有带照相机,胡先生很着急,他就赶快给石爽打电话,要石爽带着相机赶到临湖轩给大家照了这张合影。还有一张石老师在讲台上的照片,我们都觉得挺有味道,建议他可以给院里,但他说那是80年代末在甘肃外出讲课时照的,不是北大的教室。说起《经济科学》在79年创刊时陈岱老的代发刊词,石老师说当时是请厉以宁老师起草。我说从来没有听说过,石老师还在小白板上写了“历史往往如此”几个字。那天说起相片,还是石老师想起要和我们照张合影,当时大家都没有带照相机,幸亏石老师的女婿桂鲁想起可以用手机照相,留下了珍贵的记忆,石老师在相片上显得很精神。现在想来,我最遗憾的是没有给他们一家三人照张合影。

2012年4月1日,是石老师80岁生日,那时他的身体已经非常衰弱,只能通过透析维持。这一天他的老同学们特意来看望他,并送了一张情真意切的生日贺卡。可以看出他青年时代在同学中间就是非常有威望和特别受同学们爱戴的。那天尽管石老师非常难受,呼吸也急促起来,但神志依旧很清醒,有好几次他都让身边的人把老同学们的贺卡拿到跟前,看了一遍又一遍。拉着石老师的手,仍能够感觉得到来自他身体的力量。即使到了最后的日子,石老师依然是那么坚强和优雅。五天之后,他就离开了我们。


如今,石老师已经走了好几个月,每当路过北大医院,我却仍有一种他还在里边的幻觉,似乎还能听见他说过的话,看见他在小白板上写的字,甚至感受到他手上的体温。回头想来,我是何其有幸,能够在石老师生命的最后几个月里,多次到医院看望他,陪伴在他的身边,聆听他的教诲、感受他的人格魅力。他的精神境界感动与激励着我,他的谦谦君子之风让我终身难忘。现在我把这一切写下来,不仅为了怀念石老师,也为了感染更多的人。


于小东

2012年9月10日晚

图为北京大学经济系1950级同学大学五十周年聚会(三排左二为石世奇先生)


作者于小东,1981年考入北京大学经济系,1985年在经济学院继续攻读研究生,毕业后留校任教并工作至今。


  • 北京大学经济学院

  • 北大经院人

  • 经院校友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