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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友仁:从昆明到北京,书剑话当年

2015-11-19   

本文摘自北京大学官方微信平台“iPKU1898”。封面图片为北京大学经济学院刘伟教授看望张友仁张秋舫先生。


人物简介

张友仁,著名经济学家,北京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浙江黄岩人。1947年毕业于北京大学经济系,后留校任经济系助教。1950年入中国人民大学研究部为政治经济研究生。1952年毕业后历任北京大学经济系讲师,政治经济学教研室副主任、主任,副教授、教授、博士生导师。从事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发展史、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研究工作。曾到加拿大、荷兰、德国、丹麦、法国、英国、美国等国大学访问和讲学。


文章来源:北京大学离退休工作部


1946年12月1日,云南昆明爆发了反内战、争民主的“一二一”学生运动。这一日,一群暴徒围攻西南联大校门,西南联大的学生奋起反击,展开护校运动。罢课联合委员会组织学生把守校门,加强巡逻。住在新校舍北区的几位学生热血沸腾,义愤填膺,从保卫校门第一线换班下来的时候,在宿舍里面各自写下绝命书,在宿舍南边的柏树林留影纪念,然后又回到到保卫校门的第一线。在这张保存至今的照片里面,就有今天我们要讲述的主人公——张友仁。

【图1:1945年12月1日保卫校门的纠察队员们在西南联大新校舍合影 右一为张友仁】


时隔七十年,年逾九十的张友仁谈及这段往事记忆依然清晰。“学生运动的时候,我们同屋的几个同学报名参加敢死队,当时名义上叫纠察队,实际上就是敢死队。准备牺牲了嘛,大家都先写个绝命书吧!后来又去照个相作纪念,想想那时候年轻,真的不怕死。”


他们匆匆赶到校门的时候,外面已经炸响了手榴弹。靠桌椅板凳支撑起来的校门毕竟挡不住门外的暴徒,校门被攻破时,学生们挥着棒球棍就迎了上去……


是役,写下绝命书准备慨然赴死的学生没想到他们不但安然无恙,还俘虏了一名国民党军官。“国民党军官总队有一个军官叫崔俊杰,他趁学生不注意钻进校门,我们用棒球棍一下子给他打倒了。我们四个学生把他送到一个教室里,那里有护士学校,给他包扎救治。那时候我们实行‘宽待俘虏’,救治完了,到了晚上由校卫队用行军床把他送回北郊的军营。”


1.乱世少年,求学几飘零

多年后的冬日寒风瑟瑟,在北京大学朗润园的书房里,白发苍苍的张友仁从容地讲述他少年时代的辗转求学,青年时代的挥斥方遒。一段历史从老人的言语间悄然流泻下来。


生于1923年的张友仁在少年时期几度辗转求学,他自己笑言是“跟着当时中国的政治形势走”。起初在南京读小学,后来转到河南郑州私立第一小学。这所小学是当时裕丰纱厂的老板、著名实业家穆藕初创办的。张友仁小学毕业后,赴京参加中考。考上了当时北京最好的育英中学。


随着华北战事吃紧,仅在育英中学读了一年的张友仁回到了浙江老家,在黄岩中学继续读书。可是战火从华北烧到江南,读书变成了一件非常奢侈的事情。黄岩中学迁到了当地农村,读书条件非常艰苦。


中学毕业那年参加会考,张友仁一举夺魁,以浙江省第一名的成绩被保送上大学。那时沦陷区的很多高校已经迁到大西南继续办学,浙江会考第一名的张友仁和第二名的吴全德(电子物理学家)毅然在志愿表上填上了“西南联合大学”。


尽管当时的教育部批准了他们两人的志愿请求,但是张友仁的求学历程却好事多磨。1942年,中日鏖战,时局动乱,以至于两人第一年竟没有成行。两人一商量,当即给西南联大经济系教授周炳琳拍电报,请求周炳琳帮他们保留学籍一年。第二年,两人各搭顺风车从浙江避开沦陷区,绕道抵达昆明,两人一路颠簸,跋涉千里,走了将近两个月才到西南联大报到。


到了学校后,吴全德选了工学院电机系,后来成为中科院院士。而张友仁的专业选择过程却一波三折。


“当时的高中是要分文理科的,我们高中并没这么分,到了毕业考试的时候,校长才指定我们几位成绩较好的学生为理科学生,所以我算是理科毕业。”认定了自己是理科毕业的张友仁报了工学院的航空工程系。


“我原来志愿报的是工学院航空工程系,到了昆明以后听老同学说中国搞航空工程的学完了自己还不能造飞机,只能把从美国运来的飞机部件组装一下,而且进那个航空工程系首先要报名参加国民党,我可不愿意参加国民党,那我就不学航空工程系了。”


张友仁后来想要转到能“经国济民”的经济系,就写了申请表向教务主任杨石先申请转系。


“杨石先是学工科的,提倡科学救国。他说你好好的工程不学,学什么经济呢,他看不起经济,就批了个‘不准’。”


尽管转系遇到挫折,但是张友仁觉得航空工程非他所愿。大一的时候,张友仁又到班主任李继侗教授那里申请转经济系,同时在他办公室外面又遇到经济系主任赵廼抟。


“赵廼抟就跟李继侗说张友仁要转经济系,你帮个忙给转一下吧,这么一来才转到经济系,当时是背着教务主任转了经济系。”


在西南联大学习的时候,张友仁不只听经济系的课,还经常活跃在其它院系的课堂上。当时在西南联大任教的沈从文讲文学,讲大革命时代的历史背景,讲当时的社会生活,很受学生欢迎,张友仁也非常爱听。


“沈从文上课时,教室里只有几把扶手椅,我们男同学全部都给占了,女同学去了就没地儿坐了就站在教室后面,沈从文把讲桌搬到后面放倒,让几个女同学坐在讲桌上。”


张友仁还喜欢听闻一多的课,他对这位斗士印象深刻。“我原来想象闻一多是一个诗人,应该很文雅。后来见到他,一看这哪儿是文雅啊,不像个诗人,倒像头雄狮!那时的闻一多正蓄须明志,直到抗战胜利后才剃掉胡须。


当时张友仁与同学们组织了一个学生社团——社会科学研究会,请闻一多担任导师。那时候闻一多住在昆明城外的昆华女子中学。闻一多讲完课已值夜半,张友仁同几十个同学送他出城区西门。在那个政治恐怖的年代,晚上九、十点钟几十个人出城是非常引人注目的。门楼上警察就下来查问,正好护送的同学中有云南籍学生,通过他用云南方言跟警察表示“我们是送老师回家的”,才得以放行。


2.感怀家国,书剑话当年

抗战时期,西南联大很多学生投笔从戎。高年级的学生不断被抽调到军队中担任翻译。那时刚入学不久的张友仁没有被抽调的机会,但是他也把抽调学生要读的《军事会话》和《军事术语》等书背得滚瓜烂熟,随时等着上前线。


虽然没有上前线,但大后方的生活也整日提心吊胆。那时候敌机经常轰炸昆明。“日本飞机来轰炸,国民党的高射炮就开火,结果打不着,日本人的飞机很刁钻,飞到高射炮的射程以外,弄得国民党军队干着急却又无可奈何。后来陈纳德的飞虎队来了,他飞得比日本飞机还要高,把日本飞机打得再也不敢来了。”


两年后抗战胜利了,很多学生脱下军装重新回到了西南联大,有的人却再也没有回来。尽管报国心切,张友仁背得滚瓜烂熟的书终究没有派上用场,对他来说这是一种“幸运”,也是一种遗憾。


抗战胜利后西南联大解散,学生可以在北大、清华、南开大学之间自由选择学校继续学习,张友仁选择了北大。


1946年,北大和其它几所学校的老师学生奔波三千里回到北京复校。这时候学生运动不断发生,北大学子多次冲在最前面,少年意气的张友仁更是当仁不让。1947年的“五二零”大游行中,张友仁担任“特别纠察”。“打头阵的是穿着军装的学生,他们都是在抗战的时候参军、抗战胜利以后退伍的。队伍前进有事先安排好的路线,如果有国民党军警阻挡,我可以带领大家改道前进。”


1948年,北大许多学生的名字出现在国民党要抓捕的“黑名单”里,学生们为了避免被抓捕都到解放区去了。


“到解放区还要通行证,那时候北大有几个学生会刻图章,他们负责制作假通行证,造得跟真的一模一样,不但北大学生用这种通行证能到达解放区,而且北京的许多进步人士也用它到达了解放区。”


3.情系燕园,耕耘半生忙

从北京大学经济系毕业后,张友仁留校担任助教。1948年参加了党的地下工作,他先参加了民主青年联盟,后加入中国共产党。解放以后,张友仁担任北京大学政治课教学委员会委员兼政治课教师。


建国初期百废待兴,各方面的建设亟需人才,北京大学的一些老师不断被调出去担任中央领导的秘书、北京各局副局长。谈到此时,张友仁说自己得以留校任教还得感谢时任北京市委书记的彭真。


“调到我的时候,尽管我个人不愿意,但是还得说服从组织分配啊。后来彭真知道了,拍着桌子大骂:‘你们把我的人都调走了,我北京大学还办不办!’彭真这么一说,我才在北京大学留下了。”

【图2:1948年10月24日,北京大学教师们到香山碧云寺敬谒中山先生纪念堂和衣冠冢,摄于金刚宝座塔,右二为张友仁】


1950年,张友仁被教育部选派到中国人民大学研究部进修政治经济学,成为中国政治经济学第一届研究生。1952年,全国高校进行院系调整,张友仁负责北京大学经济系调整的工作,名义上叫做联络员,实际上就是经济系院系调整的负责人。他从北大、清华、燕京、辅仁4所大学经济系的政治经济学教师中,选拔了一批教师到新北大经济系任教。1952年秋,北大与燕大合并。张友仁搬到燕园,负责政治经济学教研室的工作,并从原来的助教晋升为讲师,并任政治经济学教研室副主任、主任。


张友仁在学术上成果颇丰,他在国内外学术刊物上发表论文100多篇,撰写或主持撰写学术著作50余种。如《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发展史》《中国社会主义经济问题》《论物质利益》《在改革的实践中学习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体系探索》,他翻译或校译的学术著作有《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简史》《计划经济学》《论财富的分配》《大城市的未来》《房地产经济学》等。


此外,张友仁曾担任北京政治经济学会会长、北京《资本论》研究会会长、北京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研究会会长、北京经济学总会理事、北京社会科学联合会委员、中国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研究会理事、中国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史研究会顾问、西南联大校友会副会长等重要学术职务或社会职务。


六十多年的教学生涯也使张友仁桃李满天下。厉以宁在《难忘的大学生时期——纪念北京大学经济学院一百周年院庆》这篇文章中回忆道:“我大学二年级时,他(张友仁)担任重要课程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的主讲。整整两个学期,每周都有课。当时在全国高等学校经济院系能完整地开设这门课的人不多,张友仁先生是其中一个,他自称是刚从苏联经济学家那里学来的。”厉以宁至今仍保存着张友仁指导他写的毕业论文,“作为大学生时期的珍贵纪念物,它反映了当年张友仁先生对我指导的成果”。


1979年,张友仁收了一个比较特殊的学生——从台湾来的林正谊。这位林正谊本来是要去中国人民大学的,因为身份特殊,人民大学没敢收,后来被推荐到北大。“别人不敢要他,我敢要他!”林正谊就成了张友仁的研究生。29年后,这位更名为林毅夫的学生成为了世界银行高级副行长兼首席经济学家。


改革开放后,张友仁开始了他在世界各地的讲学之路。1982年,他应邀到加拿大麦吉尔大学、蒙特利尔大学、多伦多大学、曼尼托巴大学、里贾纳大学、卡尔加里大学、阿尔伯塔大学、莎蒙佛雷热大学、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和渥太华大学等十所大学旅行讲学。1985年,他又由国家教委派,作为中荷两国交换教授,到荷兰鹿特丹伊拉斯莫斯大学、梯尔堡大学讲学。1987年至1988年,他应邀到西柏林自由大学任教授一年。1988年,应丹麦哥本哈根大学和阿尔胡思大学的邀请前往讲学;同年,又应法国巴黎人文科学院和英国剑桥大学的邀请,前往访问和讲学。1989年,应加拿大政府邀请,前往加拿大多所大学作学术访问,并在加拿大国家统计部讲学。1989年以来,四度应邀到美国多所大学访问、讲学和从事合作研究。


4.老而弥坚,为霞尚满天

1993年,张友仁教授在北大离休,但是离休后的生活并没改变多少。直到去年为止,91岁高龄的他还在指导研究生。此外,张友仁还整理了一些相关著述以及后来的学者研究文献,出版了《周炳琳文集》《周炳琳研究文集》等著作。


“周炳琳曾做过民国教育部常务次长,他写的短评、评论也都是用笔名,很多人不知道是他写的。我替他整理一下。”


近些年来,张友仁整理了家中一些珍贵的历史资料,几乎贯穿了北大七十年的历史和国家发展变化各个时期的图景,分别赠送给国家博物馆、国家图书馆、新文化运动纪念馆、保定军校纪念馆、北京大学校史馆、北京大学档案馆、胡适故居纪念馆、马寅初纪念馆等机构。


此外,张友仁笔耕不辍,撰写了很多回忆性著述,如《我心中的西南联大》《北大清华的教授们》《北大恩师》等。所撰合集《张友仁回忆文集》也于2012年付梓印刷,这些文章和书收录了很多老北大的往事和他与先师马寅初、闻一多、胡适、吴晗、朱自清、沈从文、周炳琳、马叙伦、陈岱孙、赵廼抟、陈振汉等名人学习、交往的经历。融情于事,于平淡中见世事波澜,为张友仁赢得了“北大传记作家”的美誉。


提及离休后一刻不得闲的生活,他一笑:“闲着是不能颐养天年的,颐养天年得有工作,得干工作。我是这么个思想,所以我要找事干。”

【图3:张友仁教授2000年摄于北京大学】


谈起北大,张友仁感慨颇多。“我上学,上西南联大,也就是北大了,西南联大上了三年,后来回北京安排分配,个人填志愿可以到北大,可以到清华,可以到南开,我填的是到北大,也是因为喜欢北大的精神。”


建国初期马寅初校长经常到民主楼张友仁的办公室,与他促膝谈心。马寅初曾谈及北大的精神:“回忆母校自蔡元培先生执掌校务以来,力图改革,五四运动,打倒卖国贼,做人民思想之先导。此种虽斧钺加身毫无顾忌之精神,国家可灭亡,而此精神当永久不死。”


张友仁至今记得马寅初校长这一番话,“北大特点一直就是蔡元培校长提倡的兼容并包、百家争鸣这么一个原则,所以才能办好。这么多年来北大经历了很大的变化,我觉得北大的变化是次要的,主要还是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么个原则,这个好的传统是主要的。”


当记者请张友仁为北大学子惠赠寄语的时候,这位与北大结缘七十多年的老先生欣然提笔,写下如下一段话:

这是一位老教师对年轻一代学子的谆谆善诱,也是北大前辈对后来者的深切期望。


采访手记

早在正式采访之前,记者查阅了《张友仁:一腔热血报中华》《珍贵的回忆——张友仁教授访谈录》及《难忘的大学生时期——纪念北京大学经济学院一百周年院庆》等,张老师丰富的人生故事引起我浓厚的兴趣。


采访那天,九十多岁的张老师精神矍铄,非常健谈,谈起在西南联大的往事时恍如昨日。昨天的新闻就是今天的历史,沈从文、闻一多、吴晗,这些只有在教科书中才能见到的人物在张老师的讲述中活了起来。记者真切地触摸到了那段封尘的往事,透过硝烟看到那些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的前辈大师,看到了几经风雨、岿然不动的北大,看到了在各个时期引风气之先的北大人。能听到这些是幸运的,历史的厚重感油然而生。正如老先生所愿,北大精神当永存,这是对大学文化的继承与发扬。每念及此,我辈应更当发奋,守住精神家园,有所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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