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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毅夫|“非主流”的中国经验更具一般意义

2015-11-20   


编者按

古代君子“以学心听,以公心辩”,现代经济学领域也“百家争鸣”。但理论创新与实践检验哪个先行?在西方主流理论盛行而其经济稍显式微的今天,中国的经济成就能否滋养出独树一帜而影响深远的经济学思想?林毅夫教授作出了勇敢而坚实的尝试。在修订版《新结构经济学》中,林教授多次强调“非主流”的中国经验的重要性,详细阐释了“新结构经济学”这一最新的发展经济学理论。


文/林毅夫

在复旦的争论(指杨小凯逝世十周年追思会上的争论)和后来的媒体评论中,多数参与者认为,过去35年中国的增长绩效,要归功于政府选择退出经济领域,废除众多管制,选择性地提供了有利于工商业发展的政策法规环境,创造和维护了一个相对促进绩效的竞争秩序框架。他们以此证明市场的重要性,反对政府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发挥超过“保护产权、加强法治和维持社会秩序”的作用。


显然,在这场争论中,多数学者把转型问题和发展问题搞混了。就从计划经济向市场转型而言,不管是发展绩效好还是发展绩效差的国家,政府对经济的干预和管制都必然减少,否则就无所谓“转型”可言。

问题是,是否政府的干预取消得越彻底,经济发展的绩效就越好?从苏联、东欧和拉美、非洲国家的经验来看,那些推行休克疗法的国家经历了初期的经济崩溃、停滞后,目前大多仍然危机不断。拉美国家在推行华盛顿共识的改革以后,虽然有不少像智利那样,各种市场自由化的指标都很超前,被认为是华盛顿共识改革的模范生,但是,经济绩效改善有限,普遍仍然深陷中等收入陷阱之中。


所以,不能因为在我国的转型过程中确实是政府的干预越来越少,就认为这是市场自由主义的胜利。


同时,我认为,在我国的转型过程中政府的政策绝大多数是正确的,但是,这并不代表我就像有些媒体上所评论的那样,认为这些政策不需要改革。


首先,如果像维迎认为的那样,除了保护产权、加强法治、维持社会秩序(显然在这三点上我国还有很大改善的空间)外,我国政府的其他政策都是错误的,那么,我国怎么能够维持35年年均 9.8%的高速增长,创造人类经济史上不曾有过的奇迹,并且是唯一没有出现过严重金融经济危机的新兴大国?所谓正确的政策,应该是以政策的结果,而不是以先验的标准来评定。从中国经济所取得的这些成绩来说,应该肯定我国政府过去35年采取的政策绝大多数是正确的。


维迎等人会认为我国绝大多数的政策是错误的,实际是因为我国的经济转型没有按照西方的主流思潮来进行。在20世纪80年代社会主义国家开始转型时,曾任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美国哈佛大学校长和美国财政部部长的劳伦斯▪萨默斯曾说:“经济学界有一个难得的共识就是,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应该遵循华盛顿共识的休克疗法。”当时认为我国推行的“渐进双轨的制度是比计划经济还糟的制度”。但是,这种被普遍认为错误的渐进双轨制改革,却让我国维持了稳定和快速的发展,取得了人类经济史上不曾有过的奇迹。


但是,过去正确的政策并不代表现在就不需要改革,因为条件在不断变化:过去以价格扭曲和市场垄断来保护、补贴违反比较优势的产业中缺乏自生能力的国有企业,是维持经济社会稳定的必要措施,是“两害相权取其轻”的政策;而现在,经过35年的高速发展,我国已经是一个中等偏上收入的国家,资本已经不再极端短缺,许多原来不符合比较优势的产业已经变得符合比较优势,再给这些产业中的企业以保护和补贴,对稳定经济没有好处,只会加剧了寻租、腐败和收入分配不均,因此就需要与时俱进地推行改革。


那些通过我主张“政府过去35年的政策绝大多数是正确的”,就推论我认为“我国政府过去推行的政策不需要进行改革的人”,显然没有理解我过去的一系列著作以及在复旦的主旨演讲中所做的论述:“随着资本积累和要素禀赋的提升,原来违反比较优势的产业逐渐变成符合比较优势,原来保护补贴是雪中送炭,现在变成锦上添花,要消除腐败和收入分配扩大化,就必须把保护补贴消除掉,也就是深化改革。”


中国的经济改革和发展的经验到底有没有一般意义?


在2002年的争论中,小凯认为后发国家在模仿好先进国家的共和宪政制度前是没有资格讲制度创新的,主张市场自由主义的学者把中国过去35年的成绩都归因于向自由市场制度的回归,把存在的问题都归因于向市场制度的转型还不彻底。按照这种说法,我国这35年的经验也就不存在一般意义,有的也仅是负面的教训。可是,问题是那些彻底按自由市场制度的要求来改革的国家,我国的快速发展它们没有,我们存在的问题它们也都有,而且有过之而无不及。少数几个在转型中发展绩效比较好的国家也都和我国一样推行的是渐进的双轨制改革,包括越南、柬埔寨和70年代初就开始改革的非洲小岛国毛里求斯等,都推行了这种所谓的“最糟”的转型策略。我们应该以开放的心态,客观地了解上述两种转型绩效差异背后的原因,而不是教条主义式地把与先验理论不同的经验都认为是没有价值的经验。


转型中国家最终所要达到的目标是消除存在于经济中的各种制度扭曲,建立完善、有效的市场经济体系,这一点我与小凯和维迎是有共识的,不同的是对制度扭曲存在的原因的认识。在小凯和维迎的框架中,这些扭曲是政府强加的,是外生的,所以避之唯恐不及,去得越快越好。我也认为这些扭曲是政府强加的,是有代价的,但也是内生于保护补贴因违反比较优势而没有自生能力的企业的需要的,所以我认为,渐进双轨的改革既能维持稳定,又能让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充分利用后发优势来取得快速增长,并为改革原来不具比较优势的产业和制度扭曲创造条件,因此,渐进双轨的改革是在局限条件下的最优选择。


按维迎和小凯的意见,中国的改革取得的成绩是没有一般意义的。不过我认为,绝大多数的发展中国家都有许多因政府过去的错误干预而形成的违反比较优势、不具有自生能力的企业存在,并且有许许多多的扭曲。因此,在1994年我和蔡昉、李周合著的《中国的奇迹》中,我们认为我国这种务实的、能够同时达到稳定和快速发展的转型策略对它们来说是值得参考借鉴的。到了世行工作以后,我发现目前世界上发展较快的发展中国家除中国外,像越南、柬埔寨、印度尼西亚、巴西等,制度改革也都很不到位,这一点让我更加相信我国和其他发展绩效较好的发展中国家的经验虽然违背了主流的理论,但总结其背后的原因,对启发其他发展中国家改进其发展绩效至关重要,中国的转型经验是有一般意义的。


(本文节选自林毅夫《新结构经济学:反思经济发展与政策的理论框架》(修订版)序言。)

内容简介

《新结构经济学:反思经济发展与政策的理论框架》(修订版)是林毅夫教授最重要的著作,系统阐述了新结构经济学视角下的经济发展和转型的理论,首版荣获中国出版领域最高奖“中国出版政府奖”。修订版新收入了韦森、余永定、张曙光、黄少安、张军五位国内著名经济学家对新结构经济学的精彩评论,多角度解读这一全新理论,另附作者详细回应;另收入一篇作者早年的经典文章,全面剖析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制度变迁问题,更富中国视角,更多思想碰撞,更贴合中国读者的阅读兴趣。


作者简介

林毅夫,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名誉院长,于1986 年获得美国芝加哥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 2008 年被任命为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兼负责发展经济学的高级副行长,现任全国政协常委、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全国工商业联合会专职副主席,并荣膺英国科学院外籍院士、发展中国家科学院院士。


名家推荐

《新结构经济学》续写了中断数十年的“发展经济学”。

——张军,复旦大学经济学院教授

熟悉林毅夫教授的人都知道,尽管他是一位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在世界闻名的经济学重镇芝加哥大学受过“黑板经济学”严格规范训练的经济学家,但在数十年的经济理论研究生涯中,在骨子里他始终认定经济学是一门经世济民的致用之学。

——史晋川,浙江大学经济学院教授

  • 北京大学经济学院

  • 北大经院人

  • 经院校友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