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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曙光|论学术精神与人文关怀——《问道乡野》

2015-11-20   


篇首语

前不久,收录了众多名家名作的“北京大学经济学院教授文库”进行了全新改版,本期“燕园书话”向您推荐改版后本系列的第一部作品——王曙光教授的《问道乡野》,本书延续了作者一贯的扎根乡土、关注民生的研究志趣,其学术精神及人文情怀值得青年学者学习借鉴,作者在序言中从北大旧训讲起,对科学之精神进行了深入的反思,并对青年学者提出了谆谆教诲和殷殷企盼,现摘露其中精彩章节以飨诸位读者。


正文

每一所大学都会在历史的传承中逐渐形成一种鲜明而持久的风格,这种由数代人酝酿、造就、革新、拓展并遗传下来的特殊精神,是一所大学延续与壮大的精神支柱。北大在历史上曾以“博学审问慎思明辨”为校训,我觉得是非常精当的,现在应该恢复这个校训。所谓“博学”,乃是要求学者首先成为知识广博的人,他对事物背后隐藏的真理有着广泛的兴趣;他不仅是一个领域的专门家,而且应该是一个学识闳富、趣味广博的研究者。“审问”,乃是要求学者必须对事物有着精细深刻的研究,对世界的本质与根源作深入的探讨与不懈的追问,穷根溯源,孜孜以求,对真理怀有执着的信念。“慎思”,乃是一切学者最根本的素养,即运用自己的理性,慎重而独立地作出判断,这就要求他不追随他人的成见,不依傍以往思想家和同时代学者的教条,不理会这个世界的喧嚣,以自己严肃认真的思考对客观世界作出最终的裁决。“明辨”,乃是要求学者在面对流行的各种思想与意识,能明智地辨别其中的是非,这也就意味着一种判断力的养成,一种独立的理性思考能力的养成。


当一个研究者真正具备了独立精神、批判意识与人文关怀的时候,他就可以准备启程走上科学工作的道路。这条道路对于一个年轻的研究者而言无疑是艰难的,他会时常遭遇到各种困惑,会面临着来自尘世生活的各种压迫,他必须首先使自己成为勇敢的人,内心强大的人,才能抵御这些困难、挑战与诱惑。我经常提醒我自己并希望通过这个机会提醒我的年轻的同行们的几点是:


一是始终保持在科学面前的诚实。中国古人说“修辞立其诚”,就是要求读书人(知识分子)在进行创作或探讨学问时应有一种诚实不欺的态度。这是对待科学工作应该秉持的最起码的学术良知。然而在很多时刻,各种社会力量和利益集团都会出于自己的目的而给科学工作者施加压力,使他们不能忠诚于真理与科学研究的结论;此时科学成为社会利益集团的附庸,学者成为某些力量的傀儡。叔本华说:“只有真理是我的北斗星”,为此他坚决拒绝为迁就世俗与主流思潮而删改自己的著作。从本质上而言,科学工作者诚实的品德也是源于陈寅恪先生所表彰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也就是他所说的“士之读书治学,盖将以脱心志于俗谛之桎梏”。


第二个应该时常提醒我们自己的是不要被所谓“潮流”左右了我们的科学研究。这里的“潮流”是指一时代所流行的、被称为时尚的学术倾向、意识形态潮流或者主流观点。如果一个学者,不能独立地运用自己的理智对其科学工作作出判断,而是如爱默生所说“迁就公众的喧嚣”,则其科学工作的价值就值得怀疑。在历史上,那些忠实于自己的学术研究、不肯为潮流而放弃自己科学信念的学者,也许其学说在当时的时代不被人所理解,甚至被同时代的主流思想者或者公众视为另类,但是历史的事实往往证明,正是这些似乎被时代思潮所抛弃或漠视的另类思想者,往往却是真理的拥有者,是真正的科学代言者。在20世纪50年代即系统阐发市场经济与自由秩序原理却备受主流学术界鄙视冷落的哈耶克,开创制度经济学派却被时人视为怪诞不经的凡伯伦,将经济学方法渗入政治分析从而开启公共选择学派的布坎南,皆是主流经济学家所不齿的另类或边缘人物,然而他们的学说在若干年后竟然成为主流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这几乎成为科学发展史上的屡见不鲜的一种规律,验之于自然科学发展史,也是如此。因而,一个正开始科学工作的年轻学者,以自觉的态度保持对于主流思想的警觉,在潮流面前始终坚守自己的批判与质疑的科学姿态,是非常必要的。不逐骛时髦,意味着研究者不论在理论倾向、思想方法或者是选题上都保持一种独立与清醒,都自觉地与那些学术时尚保持距离,也就是自觉地将研究者自身置于一种边缘的状态。自然,用经济学的术语来说,这种对学术潮流自觉保持疏离甚至是拒斥态度必然会使一个学者承受巨大的机会成本,这些机会成本包括一个正常的人所必然欲求的个人财富、公众知名度与社会地位。而且在很多时候,一个自觉疏离于社会主流思潮或学术潮流从而维护了科学工作者的学术独立与自尊的学者,还必须忍受长时间的孤独,忍受不被人理解、没有同伴和追随者的痛苦。可是从长远来看,这种孤独和痛苦,不正是一个科学工作者荣耀的起点与象征吗?不恰恰是一个学者从内心真正的良知出发、从理性出发而通向真理殿堂必然经过的荆棘道路吗?我们应该相信,在那个真理的殿堂之中,所有的荆棘将会成为荣耀的冠冕。


我们应该时常提醒自己的第三件事情是,作为一个学者,我们需要关怀草根阶层的幸福,关注他们的福利与命运。一个社会科学工作者,如果在其科学研究种摒除了对于底层民众的关注,那么就意味着他的学术工作尚未完成其道义上的使命与责任。当下的经济学家,往往被那些时尚的研究课题所吸引,这些课题更容易为研究者赢得短时期的利益与名声,然而那些关系到更广大民众的幸福的命题,却被严重地忽略了,这不能仅仅解释为一种学术偏好。对草根阶层的关注并非出于学者的同情,而是出于科学家的最本质的使命与道义责任,那就是前文所揭橥的对人类幸福的责任。我国知识分子素有关怀民生疾苦、关注底层民众的传统,晏阳初先生和陶行知先生所倡导的平民教育、梁漱溟先生倡导的农村建设等,都为我们树立了作为知识分子的伟大榜样。与那些在书斋里构建完美理论自我陶醉的学者相比,他们的生命关怀更加宽广浩瀚,他们的学术人格也更加伟岸挺拔,而他们作为一个学者也更加具备一种道义力量。而更重要的是,这种更深远的关怀所依赖的是一种坚定的行动。学者不仅应该是“思想着的人”,为人类贡献有价值的知识和思想,而且应该是“行动的人”。我们往往把思想者描绘成一个孱弱的、只会在书斋里冥想而缺乏行动能力的人,这完全是一种误解和偏见。真正的思想者,必然是一个“行动的人”,是一个受道义感召、具备强大生命关怀力量的行动的人。


第四,正如无数大师级的思想者所告诫我们的,作为一个成功的学者,应该具备全面的知识素养,万不可画地为牢,被自己狭窄的专业领域所囿。孔子说,“君子不器”(《论语·为政篇》),即是要求君子(知识分子)不要像器具一样只具备一种知识,一种技艺,而要具备多方面的才能和知识。这四个字的告诫里面充满着先哲伟大的智慧。许多学者为自己的专业领域所囿,对其他学科或本学科内其他领域的学术发展处于无知的状态,这种状况极大地阻碍了学术的创新与发展。更为严重的是,某些学科的研究者具有心理学上所谓的严重“自恋”倾向,这是一种学术自恋,对其他学科的学术成就(包括思想上的和方法上的)无动于衷一无所知,而把自己所处的学科当作可以驾驭统制一切其他学科的高高在上的霸主,在社会科学发展史上,“历史学帝国主义”和“经济学帝国主义”曾相继出现,为学术史留下不少教训和笑柄。实际上,像经济学这样的学科,完全可以也完全应该从哲学(包括伦理学)、社会学、法学、政治学、历史学、心理学甚至从自然科学(比如生物学、物理学)的发展中汲取思想或方法论上的灵感,而事实上,经济学在这门学科在历史上确实已经受到上述学科的宝贵滋养和启示。在学科交叉日益明显的当代学术研究中,单一的、狭窄的、带有学科偏见与自大的学术视野已经不足以催生新的科学发现,取而代之的应该是全面的学术素养,开阔的学术眼光,而只有具备这样的学术背景,才可以期待未来的成功学者的出现。


以上是我对于自己以及我的年轻的同行们——预备作为科学研究者的一员的同行们——的期待和建议。


上文节选自《问道乡野——农村发展、制度创新与反贫困》序言,王曙光【著】,有删节。


内容简介

本书选录王曙光教授近年来在农村研究领域所发表的有代表性的21篇学术论文,广泛涵盖农村金融改革、民间信用演进、乡村治理、贫困与反贫困、制度转型和创新等重大论题。这些基于长期田野调查所进行的多维度农村研究,体现了作者扎根乡土、关注民生的学术精神。本书提出的双重二元金融结构理论、多元化乡村治理理论、民间信用内生扩张理论、基于贫困发生学的反贫困理论等,对农村领域的学术研究和农村改革实践均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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