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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两会笔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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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连发:对开放发展理念的思考

2016-03-07   

(作者系北京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博导)

比利时历史学家Henri Pirenne(1862-1935)通过研究欧洲历史发现,相对而言,对外开放的社会发展得更快。传统的开放经济理论认为,实行开放经济政策的好处主要来自国际贸易中的比较优势。开放经济理论的近期研究成果更注重开放所带来的贸易以外的溢出效应。比如,Andrés Rodríguez-Clare(2007) 发现,与贸易相比,开放所带来的溢出效应大10倍。开放所带来的贸易以外的溢出效主要包括技术进步、要素配置优化和思想知识交流。

截止2015年11月,我国当年进出口总额已经达到3.57万亿美元。传统的比较优势理论认为贸易自由对技术和要素配置的影响可以忽略不计;但是,我国30多年来的开放却表明,国际贸易极大地促进了国内的技术进步,优化了国内要素的配置效率,中国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在经济规模上接近美国。Robert E. Lucas长期以来一直支持开放的观点。他认为,已经发生的产业革命主要起源于人们之间的思想交流 ,通过这种交流解决工作中的问题、形成新的知识,下一次产业革命也同样离不开人们在开放环境中的相互影响。通过开放,我们与国外思想交流的水平和质量不断提高,这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潜力的正面影响甚为深远,重要性不应被低估。

“十三五”期间,对外开放需立足国内,充分运用我国资源、市场、制度等优势。对外取得骄人的成就,必须在国内发力。过去30年,中国制造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始终高于30%。中国对外开放的较大飞跃,往往对应较大规模的国内产业升级,得益于发挥国内特有的制造业优势。

上世纪九十年代,通过进口设备生产轻工业消费品再出口到世界各国,中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纺织品出口国和生产国。基于我国劳动力资源丰富的优势,面向国外市场的劳动密集型制造企业迅速发展。

2014年我国公路、铁路里程已经分别达到436万公里和10.3万公里。伴随着国内大规模的城镇化,钢铁、基础设施产业迅速升级,逐步具备了国际竞争力,在国际市场的份额正在上升。世界发展指标数据显示,我国信息通信技术(ICT)产品的出口已经占到了全部出口的27.4%。

继续发挥国内优势是提高对外开放水平的立足点。2014年,我国高校在校研究生184.8万人,本科生1494万人。我国市场规模巨大,2014年我国最终消费支出折合美元已经达到5万亿美元左右。我国互联网人口规模庞大,有7亿人左右使用互联网。手机的使用人口规模更大,大约有12.6亿人使用手机。 2014年网上零售额27898亿元,比上年增长49.7%。

集中力量办大事是我们的制度优势。在研究与试验发展(R&D)方面,2014年国家安排了3997项科技支撑计划课题,2129项“863”计划课题。截至2014年底,累计建设国家工程研究中心132个,国家工程实验室154个,国家认定企业技术中心1098家。“十三五”规划进一步明确提出了利用制度优势加快国内创新的路线图:实施一批国家重点科技项目,在重大创新领域组建一批国家实验室,积极提出并牵头组织国际大科学计划和大科学工程,集中支持事关发展全局的基础研究和共性关键技术研究。加快突破新一代信息通讯、新能源、新材料、航空航天、生物医药、智能制造等领域核心技术,瞄准瓶颈制约问题,制定系统性技术解决方案。

更多地兼顾发展更平衡世界经济的目标,不是建立在降低国内经济增长速度和放弃本国经济发展目标的基础之上,而是要放大中国经济增长对世界经济的联动溢出效应。

在国内国际经济联动的过程中,需要优先与解决国内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等问题联动结合起来,在国内经济发展薄弱环节中寻求国内国际经济联动效应和发展后劲。比如,将西部开发与“一带一路”建设结合起来,将东北老工业基地振兴与加强与欧盟合作结合起来等。

对外开放需重视国内国际经济联动效应,积极应对外部环境变化。我国现阶段对外开放的外部条件并非一番风顺。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深层次影响在相当长时期依然存在,全球经济贸易增长乏力,保护主义抬头。以美国为代表的一些国家认为,保护本国利益的更好做法是通过提高贸易壁垒实现本国的充分就业。美国主导签署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体现的就是这一理念。面对复杂多变的外部经济环境,我们要反对少数国家以意识形态划界、抑制中国发展的做法,积极应对其他国家利用制定规则保护自身利益的过度行为。

中国经济发展中长期需要面对许多问题,其中,如何实现经济发展潜力让13亿中国人过上更加富裕的生活?如何在世界经济舞台上与其他国家进行经济交往?是无法回避的两个问题。面对这一对国内和国外问题,抓住重要的战略机遇、解决多重叠加的矛盾、防控日益增多的风险隐患需要从深层次上加大改革开放力度、拓宽思路、优化资源配置、调整结构、开拓发展新境界。开放的本质在于改变创新、协调、绿色和共享发展的社会经济生态,从更深层次改变经济发展方式。

在开放过程中,需要创新和完善宏观调控方式。为注重扩大国内就业,不仅要让大型企业从开放中获得发展空间,也要让国内中小企业从开放中获益,因为中小企业能拉动更多的就业。为稳定物价,可增加向发展中国家的直接投资,帮助这些国家生产劳动密集型的产品,通过进口这些产品稳定国内物价。为调整结构、提高效益,需要加强与发达国家跨国公司的合作,需要形成一批有国际竞争力的创新型领军跨国企业,需要使我国企业从过去的跨国经营转变为全球经营。为防控风险,需完善境外投资管理,健全国有金融资本和外汇储备管理制度,构建海外利益保护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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