燕园书话

您当前位置是:网站首页 > 校友 >燕园书话
游山西 话晋商

2016-03-16   

    开卷有益——
北大经院校友办与北京大学出版社合作,定期推送经济学书籍的书摘、书评等。

    本期为大家推荐的是梁小民的旅行随笔《游山西  话晋商》。

 

    今年年初,李克强总理在山西省考察时指出:山西有两座“富矿”:有形的是得天独厚的地下煤层,无形的是行走天下的晋商精神。山西当前尤其要从过度依赖自然资源,转向更多依赖人力资源,既要开掘煤炭资源,又要挖掘好晋商精神这座取之不竭、用之不尽的“富矿”。可见晋商精神又将为当前淘汰落后产能、推动产业创新升级的工作做出新的贡献。本文我们带领大家在旅行中回望晋商精神,进行一次山西晋商的文化之旅。

在历史上,晋商并不是孤立的现象。商帮是中国历史上特有的现象,是一个以地域为纽带的松散商业集团。商帮形成于明代,衰亡于民国以后。在中国历史上,曾经出现过十大商帮。这包括开始于晋南,最后在晋中形成高峰的晋商;以徽州六县(歙县、黟县、休宁、绩溪、祁门、婺源)为中心的徽商;以浙江宁波为中心的宁波商;以浙江龙游县为中心的龙游商;以厦门、泉州为中心的闽商;以广州、佛山为中心的粤商;以山东临清为中心的鲁商;以陕西泾阳县为中心的陕商;以江苏吴县(今苏州市吴中区)东山、西山两镇为中心的洞庭商;以及江西的江右商。   

    在这十大商帮中,晋商为首。近代思想家梁启超先生说:“鄙人在海外十余年,对于外人批评吾国商业能力,常无辞以对。独至此,有历史、有基础、能继续发达的山西商业,鄙人常以自夸于世界人之前。”

为什么在十大商帮中唯有晋商能让梁启超先生“自夸于世界人之前”?为什么晋商是当之无愧的中国第一商帮?
排名次还是要讲资格,讲历史的,十大商帮中晋商起源最早。中国最早的贸易物品是盐,中国最早的商人正是在山西南部解州(今运城)盐池从事自然结晶盐贸易的山西人。早在春秋时期,山西就有发达的商业。在明初,晋商作为一个商帮已经形成,其他商帮则要晚一些。明清两代晋商辉煌五百年,在各商帮中,衰亡也是最晚的。

    再看经营的范围与地域。在晋商的历史中,经营范围涉及所有物品,从大宗的盐、粮、丝绸、铁器,到小的日用杂货,无所不包;尤其是清代中期之后进入票号业,开创了中国商业史上的顶峰。晋商走遍全国各地,甚至国外。“有麻雀的地方就有山西人”,这话一点儿也不夸张。晋商实现了“货通天下、汇通天下”,真正实现了大流通。 

    当然,这些还是次要的,看一个商帮,最重要的还是它所创造的财富。国家的排名,要看GDP;商帮的排名,当然要看财富。财富是衡量经商成功的客观标准。晋商有多少钱?清人徐珂在《清稗类钞》中有一个排行榜,列出光绪时资产在白银七八百万两到三十万两的富户十四家(虽然亢氏以数千万两排在首位,但因缺乏具体数字我们先不将其列入)。仅这些富户加起来的财产就有三千余万两银子。

    三千多万两是什么概念。据历史学家茅海建先生在《苦命天子》一书中估算,大清帝国“每年的财政收入是固定的,约银四千万两。”换句话说,山西这十四家(还不包括最富的亢家)的财富相当于大清帝国一年的财政收入。 
    但现代学者对徐珂的这种估算普遍持怀疑态度。他们认为,像我们今天熟知的曹家、乔家、侯家、常家的财富应该在一千万两白银以上。那些所谓三四十万两者,至少达百万两。在当时的山西,尤其是票号中心祁县、太谷、平遥(简称“祁太平”)一带,百万两只能算起步。有几十万两银子恐怕只能在中产这个阶层中。说他们富可敌国,一点儿都不算夸张。

    清代光绪时一两银子现在值多少钱?有人估算是300元,有人估算是200元。就按低的算,那时晋商的财富是多少人民币,每个人自己都可以估算出来。再折合成美元是多少,也并不难。如果19世纪就有“福布斯排行榜”,恐怕晋商在世界上也居首位。那时的洛克菲勒、摩根、杜邦、福特等,恐怕还不是几个山西“土佬”的对手,他们是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才大富起来的。

    统计数字毕竟是数字。但你今天到山西可以确确实实感受到当年山西人的富。没有钱能盖出那么恢宏又精美的大院吗?建筑是钱的艺术,是用钱堆起来的。晋商轻轻松松就盖起了这样的大院,你就可以想象出他们的富有了。

    20世纪20年代初,宋霭龄来到孔祥熙家,曾为太谷的富裕而惊叹。其实那时晋商已经衰落了,何况当时孔氏还算不上富商大贾。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50年代初,我在太谷上小学,无知的孩子不知道晋商,但到我那些同学家里,感到那是我从未见过的家。尽管那时晋商早已衰亡了,但那种富有还是给我幼小的心灵以强烈的冲击,至今不能忘怀。山西人的富有体现在每一个细节上。那院落的大气、园林的精致、屋中的明清家具、墙上发黄的名人字画,无一不显示出主人过去的富有。这样的人家在当时的太谷城里不是顶尖级的百分之几,而是百分之几十。

    这些财富不是来自强取豪夺,不是来自土匪式的抢掠,不是以千百万人的灾难为代价的。这些财富来自几代、十几代人辛勤的经商活动,每一两银子都饱含山西人辛勤的汗水。晋商在获得财富的同时,也带动了当地和全国的经济发展,带动了更多人的富裕。当年京城的富庶,张家口、包头、辽东这些落后地区的发展,都有晋商的贡献。甚至,江南地区繁荣的工商业也靠晋商的支撑。

    晋商不仅仅是富。与其他商帮相比,晋商的独特之处是在当时的条件下形成了一套行之有效的制度。晋商的股份制与当时最早的股份制不相上下,晋商内部那一套严格的制度化管理和运营,绝不比当时那些先进的企业落后。晋商的身股制至今仍为许多企业所采用,晋商的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至今有许多企业做不到。晋商不仅是商业的顶峰、财富的顶峰,也是制度创新的顶峰。他们没有什么理论作为指导,但在实践中摸索出的一套制度仍为当代学者们所津津乐道。理论来自实践,晋商正是在漫长的经商中寻找到了今天上升为理论的东西。

    今天更让我们后人敬仰的是晋商的商业伦理道德。“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晋商正是这样的君子。早在明代他们就有了“以义制利”的传统。淳朴的山西人是靠他们的勤奋和才智来经商的,他们不玩那种坑蒙拐骗的小伎俩。他们把诚信作为经商的最高准则,在没有任何法律和社会舆论的监督下自觉地去实践。他们的这种商业道德体现在每一个方面,融入商业行为的每一个细节中。他们的成就证明了“小富靠智,大富靠德”。“成大商者,必有大德”,晋商就是这样的大商。
    致富的山西人并不是巴尔扎克笔下一毛不拔的葛朗台。他们有社会责任感,为国分忧,为民解困。为富不仁绝不是他们的所为。他们捐钱、运粮支持清王朝统一中国的事业,真正体现了“经商不忘爱国”的传统。他们关心民间疾苦,修路、修桥、办学、济贫。哪里有危难,晋商就在哪里伸出援助之手。他们的眼界和胸怀,让今天富起来的人汗颜。

   

晋商中出现了一大批商人和职业经理人,他们是在山西上空闪亮的群星。他们的道德、经商才华达到了中国历史上一个新的高峰。当我们站在21世纪的平台上回顾这个群体时,仍然让我们觉得高大、辉煌。

    当然,成长于封建社会中的商人毕竟不同于当代企业家,他们无法突破时代的局限。在新时代到来时,他们衰亡了。我们不能以今天的标准,要求他们与时俱进。再伟大的人也摆脱不了时代的限制。“江山代有人才出”,我们也不必为他们的衰亡而悲伤。新时代的企业家将超过晋商的高度,再创山西乃至中国的辉煌。

(本文节选自梁小民《游山西  话晋商》

  • 北京大学经济学院

  • 北大经院人

  • 经院校友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