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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大120周年校庆之“经院学者” | 王曙光----修辞立其诚,教学品其乐

2018-05-10   

编者按:

百余年来,北大经济学院之所以能与国家的经济社会发展紧密相连,引领着中国经济学科的不断繁荣,离不开一代代学者的薪火相传,他们或集先师前辈研究之大成,或筚路蓝缕开拓学术新方向,或践行经世济民情怀研究民生发展。2018年适逢北京大学120周年校庆、北大经济学院106周年华诞,在此,我们推出其中的一些代表,讲述他们在学术之路上的故事和专业领域中的潜心研究。

本期专访的学者,是北京大学经济学院金融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大学产业与文化研究所常务副所长——王曙光教授。他先后获北京大学经济学学士、硕士和博士学位,留校任教至今。在中国经济和文化领域著述颇丰,已出版著作《中国论衡》、《中国方略》、《中国农村》、《问道乡野》、《农行之道》、《告别贫困》、《金融减贫》、《金融伦理学》、《金融发展理论》、《守望田野》、《乡土重建》、《草根金融》、《金融自由化与经济发展》、《经济学反思札记》、《普惠金融》、《天下农本》等30余部,发表经济学论文百余篇。出版散文集《燕园拾尘》、《燕园读人》、《燕园困学》、《燕园论艺》、《燕园夜札》、《明尼苏达书简》等,另著有《论语心归》、《周易心解》、《老子心诠》等哲学著作。


王曙光教授




躬逢其盛:北大经院第一届金融系毕业生


我是1990年从山东莱州考入北京大学经济学院,有幸成为北大经院国际金融专业的第一批学生。时光荏苒,转眼间我从国际金融专业(即后来的金融系)毕业已23载。尽管我不是北大经院金融系最老的老师,却有幸成为金融系最老的学生。同时,我还有幸见证了我国金融体制和经济体制发生最剧烈和最深刻变革的90年代,身处经济学思想及学术理念最为活跃的阵地之一——北大经院,可以说是非常幸运的,也是非常值得自豪的。

在我念本科时候,正是中国经济飞速发展的阶段,经院第二任院长石世奇先生等院领导顺应时代发展的潮流,积极培养国际金融人才,由此成立国际金融专业。来到北大经院后我发现,国际经济系的两大方向,国际经济和国际金融,除了极个别核心专业课有所区别,剩下90%的课都是重叠的,这也符合北大强调宽口径的教育方向。虽然当时经济学院专门研究国际金融各领域的师资尚嫌薄弱,一些基本的教材也付诸阙如,但是由于经院的综合学科优势,我们在专业训练方面仍然可以说是国内比较全面的。随着形势不断发展,国际金融变得越来越重要,尤其是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一个主导思想就是要开辟资本市场,资本市场在上海和深圳的创建,以及国有银行的商业化改革,促使上世纪90年代初期对金融人才的需求极其旺盛。1994年,经济学院金融学系正式成立,成为继经济学系、国际经济系(世界经济系)之后经院设立的第三个系。1995年本科毕业之后,我的很多同窗都进入到各大银行和证券交易所工作,成为中国金融领域的弄潮儿和佼佼者。


修习研读


虽然当时的国际金融专业成立时间很短,十分年轻,但却具有开创性意义和奠基之功。1992年邓小平同志南巡讲话后,中国市场化改革进一步深化。中国高校最早的一批金融人才从北大经院走出,经院的国际金融专业以及后来金融系的成立对北大金融学科的建设奠定了基础,也为中国金融学教育奠定了基础。从1990年成立国际金融专业至今,虽然只有短短28年的时间,却是中国金融体系发生深刻变革的28年,是中国金融体系由单一幼稚变成复杂多元且在全世界具备一定竞争力的28年,是金融人才辈出的28年,北大经济学院金融系为我国金融人才培养以及金融体系变革和发展做出的贡献,值得充分肯定。


筚路蓝缕:由农村研究到系统的中国经济研究


研究最本土的经济现象,做最土的草根学问,是我一直以来所向往的。有了这样的内心价值判断,农村金融这个领域也就自然走进了我的学术视野。

我一直把学科体系的创建放在农村金融学研究的首要位置。在留校初期,我没有像现在很多年轻学者那样仅仅忙于写论文、发论文,而是把更多时间用来为农村金融这个学科打基础,尤其注重田野考察。做农村研究,没有田野考察工作是很难作第一流的研究的,没有第一手的数据,没有来自于田野考察的对农村经济社会的直觉把握,就很难有优秀的农村研究,很难有准确敏感的问题意识。我每年都会带学生到十余个省市、数十个乡村进行田野考察,这可以增加学生们对农村金融的真实了解,而这些学生也都加入到了农村金融学整体架构的创建过程中。之后,我撰写了中国第一部《农村金融学》教材,这本原创性的教材为全国高校该领域的教学提供了一个较为完备的课程体系和脉络参照。能够在学科建设方面为整个学科提供一个可供参照的完整的理论架构,算是一个可以告慰的工作。有了这个厚实的基础,学术研究就有了根,科学工作的开展就比较顺利了。


田野调查


尽管建立了农村金融学科体系,但后续对于农村金融的研究往往无法回避掉各种各样的农村问题,比如土地问题、乡村治理问题、新型城镇化问题、中国农民合作问题、反贫困问题等等,为此,我又选择将中国农村作为一个研究的整体,广泛而深入地研究中国农村领域中极具本土特点的现实问题,并加以理论上的系统化和抽象化。自2007年以来,我连续10年出版年度研究报告与学术专著,写下了《草根金融》、《乡土重建》、《守望田野》、《金融减贫》、《告别贫困》、《天下农本》、《普惠金融》、《中国农村》、《中国方略》等近十余部农学研究专著,主编了六部《农本》,并陆续提出了“农村金融负投资”、“双重二元金融结构”、“社会网络扶贫”等对学术界产生一定影响的新理论和新观点。也许很多人会认为,与其他领域相比,农村研究在北大经院是一个较为非主流的、易被人忽视的领域;但我常说,农村研究关系到中国9亿农民的生存问题,关系到占中国国土面积70%以上的农村地区的振兴问题,不可谓不重要,不可谓无价值。正是基于此想法,我在20余年的研究生涯中,用点点滴滴的时光和心血,为农村金融发展、为乡村振兴、为亿万农民们做了一点点我力所能及的事情。

近些年来,现代化经济体系构建成为国家战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设进入了一个攻坚克难的关键时期。我本人的研究也在进一步拓展,逐步将学术视野放在整个中国经济的大背景下,追溯中国经济增长的历史,探寻中国经济发展背后的逻辑,尝试和探索创建中国经济研究的方法论。我带领我的研究团队将目光投向国有企业改革、产业结构与产业政策、区域经济发展等中国经济正在面临的诸多重大问题,通过实地调研,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试图对中国经济进行系统性研究,并陆续发表了一批有关国有企业改革、混合所有制构建等主题的学术论文,一些论文被《新华文摘》等权威媒体全文转载,在学术界和决策层面引起一定的反响。《中国论衡》、《中国经济》、《混合所有制与国有企业改革》三本专著将于2018年在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这三本书也是我将研究视野从农村研究拓展到更宏观的中国经济研究的标志性成果。


独立精神、批判意识与人文关怀


我时常感慨我们那一代学生的幸运——90年代的北大经济学院,有一批经济学大师健在,我们沐浴于大师的光辉之中,他们的人格和学问对我们的学术研究和精神境界产生了深远影响。是时,陈岱孙、陈振汉、胡代光、赵靖等经济学大师和思想史大师尚在北大经济学院任教,他们辛勤布道,刻苦著书,用一言一行为我们做出了最好的表率。他们的言传身教和理念主张,可以说对我做人、做学问、教书的影响深远之至,如果无法以研究为生,以教学相长为己任,实在愧对大师们的教诲和嘱托。我想,对一个有志于终生从事科学工作的年轻学者而言,有三种素养是必须具备的:独立精神、批判意识与人文关怀。


在办公室工作


何为独立精神?一个严肃的学者若是迁就世俗的要求,以某种功利主义的姿态进行学术工作,则其结果必然与真正的科学事业背道而驰。科学工作者,不管是自然科学工作者还是社会科学工作者,都必须充分运用自己的理性,在真正科学研究的基础上创造知识,发现真理。在这个过程中,学者是一个自由的人,也是一个勇敢的人——他不被潮流所裹挟,在大众的主流意识形态和主流学术思潮面前保持宝贵的冷静与中立姿态,并在各种社会利益集团和大众传媒的压力面前保持研究者的独立性与学术自由。但是一个学者在商业社会中保持学术独立与学术自由是具有相当难度的,市场经济原则的渗透与冲击使学术工作本身产生了“异化”,学术不再是创造知识发现真理的手段,而成了市场中具有交换价值的商品,学术成果成为通往更高政治地位、财富与社会荣誉的交换媒介,而学者自身也逐渐由独立、自由的研究者而蜕变为意识形态的诠释者、特殊利益集团的代言人、大众传媒操纵下的傀儡以及商业资本的驯服雇员。由于缺乏科学工作必要的独立自由的前提,有价值的科学成果的生产变得相当困难。在市场交换原则支配一切社会活动的商业社会,学者应尽力维护学术的尊严,维护学术研究的独立性。

何为批判意识?在此我特别想强调的是,中国学术界对国外科学成果的不加批判的盲目接受与膜拜的态度,在社会科学研究中尤其明显。不可否认,西方学者在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诸领域的研究成果确实值得我国学者借鉴与吸收,但是由于社会科学研究的对象具有极为明显的历史、文化、地域、种族等方面的特征,而这些特征又决定了独特的思维模式、经济形态、社会结构与政治传统,这就决定了我国学者不可能不加批判地接受国外社会科学家已有的定论来套用本国的现实。任何理论都具有特定的前提与约束条件,是在一定的假定基础上展开逻辑推演的,即使逻辑推演是完全没有瑕疵的理论,也会因前提假定的独特性而导致其结论适用范围的局限性,一个真正的科学工作者,对此不可不有清醒的认识,而这种认识同时也关乎一个中国学者的学术自信心。

何为人文关怀?我在所著的《燕园困学》中曾提到“一个真正意义上的知识分子是把纯粹理性的科学研究与深远宽广的人文关怀完美地结合在一起的人,是超越了单纯知识创造角色的学者,是真正以科学家的姿态关注人类命运、人类价值与人类尊严的人。然而,近代以来,理性主义、科学主义的泛滥已经使得真正的人文精神大大衰微,大学中的社会科学教育已经沦落为一种纯粹工程学式的教育,在那些貌似科学的理性的冰冷的模型里,看不到对人的关怀和对人的价值与尊严的追求,而是抽象掉所有的人文视角,退化为一种纯技术性的分析。经济学家、社会学家和法学家,为了使自己的研究更接近于所谓“科学”的标准,正在更多地热衷于构造完美的理论模型,陶醉于闭门造车过程中的理论快感,而不关注真实世界中人的境遇和价值。我坚信,任何真正意义上的科学研究,其最终目的乃是提升与改善人的境遇,乃是人的自由和价值的重新发现与人的幸福和尊严的实现,这也就是学者和知识分子‘对人类幸福所负的责任’。”

2017年,我在北大出版社出版了四部散文集《燕园拾尘》、《燕园困学》、《燕园读人》、《燕园论艺》,这四本书主要是谈我对母校北京大学、对经济学院的学术精神的理解,回忆教导过我的恩师们,谈我入学以来的成长感悟。2018年北大建校120年、北大经济学院106周年华诞,我们更应珍惜我们目前的研究环境,更加努力以先贤为榜样,好好做研究,好好教学,为北大和经院未来的发展而做出自己的微薄贡献。著书立说,要秉持一种诚实的学术品格;教书育人,要好好体会其中孟子所说的“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一乐也”的情趣。

我在《燕园困学》一书中曾经说:燕园的湖光塔影固然令人心仪,然而支撑这个园子的精神、成就这个园子的气质的,却是呼吸奔走于其中的人。坚守学者的人格操守,以淡泊虔敬的心态处世做人,以谨严诚实的态度奉献于学术,这就是百余年来经院数代经济学人的品格。


(王曙光教授讲述,康恒溢、冯璐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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