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发展

我与北大经济学院

萧国亮:我和北京大学经济学院的经济史研究

2012-04-09   

    因为众所周知的原因,我少壮失学。走上社会以后,因有家学渊源,自学不辍,其间多有名师指点,至今感激不已,铭刻心中,难以忘怀。因此而得以在十年动乱的年代里,反其道而行之,走上治学之道。1978年底,一声冬天里的春雷,迎来改革开放的春天。1979年新年伊始,我进入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从事经济史研究,至今已有三十三个春秋。在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经济史研究室任实习研究员(相当于助教)的六年里,丁如初先生是我的领导,给我许多研究经济史的基本训练和为学的教诲。我先后师从钱剑夫先生治秦汉赋役史,师从姜庆湘先生治中国商业史,通过努力,始在经济史学界的同辈中确立了自己的学术地位。正如经济史学界的泰斗吴承明先生所说,“萧国亮教授是我国新一代的社会经济史学家。他的为学,思想开放,而论证严谨,理论结合实际,又对所论主题差不多都有自己的创新见解,是以受到同行的尊重。”1984年我考入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师从著名经济史学家彭泽益先生攻读博士学位。1988年春天到北京大学社会学系从教,潜心社会学理论与社会史的研究,力图以更为宽广的视域深入研究经济史。此举受到北京大学经济学院经济史学科的开创者陈振汉先生的赞赏和鼓励。

    1996年我之所以能从社会学系调入经济学院,首先是得益于刘伟教授的大力推荐。我来北大前后就已经认识刘伟,虽然我个子比他高,岁数比他大,但我一直自觉地感悟到他在我心中留有“伟大”的位置。1989年的夏秋之交,我和他都在北戴河讲课,他比我讲得好。1990年我与他合作编著《家庭金融知识大全》一书,他思路敏捷,文采飞扬,而且研究与写作的速度效率都到了令我惊讶的程度。近十万字的书稿,他挥笔即告成功,真叫我暗地里佩服得五体投地。那个时候,刘伟是经济学院的研究生工作组组长,而我是社会学系的研究生工作组组长,时任北大党委副书记的林炎志几乎每周都要召集我们开会。每次开会我们俩一般都坐在一起,也经常互相交流。那时我就觉得刘伟对于政策的拿捏,对于处理复杂的局面都有独到的能力。这是我最为敬佩的。因为我在这方面的功力是最差的,我的唯一办法就是“逃会”。总之,当时刘伟在讲课、科研与管理诸领域所散发出来个人魅力都是令我陶醉的。用现在的话说,二十年之前我就成了他的粉丝,所以,与他是可以无话不谈的。

    我是从1994年开始想离开社会学,回归经济学的。主要原因是我所在的社会学理论教研室当时的发展趋势出现了明显的分化,一种趋势是越来越哲学化,走向诠释学与批判理论,另一种趋势是越来越实用化,走向社会工作的教学与研究,而社会经济学与社会经济史却在渐渐的边缘化。另一个原因是那里复杂的人间关系使我感到不甚适应。1995年秋年我已经在国家行政学院试讲成功,准备调走。而在这个人生的关键时刻,冥冥之中让我在逸夫一楼(当时社会学系在逸夫一楼的二层,经济学院在四层)遇到了刘伟(当时他已经担任经济学院副院长)。寒暄之后,我就把这个消息告诉了刘伟。他当时问我是否愿意来经济学院教经济史,我不假思索就同意了。因为我的直觉告诉我,和他一起共事一定心情舒畅;因为潜意识告诉我,与伟大的人共事,在他的麾下工作,决不会有遇到“武大郎开店”之类的烦恼,而这种烦恼正是我曾经经历过的。这个看似不假思索的应诺,其实却是多年累积的爆发;这个看似不假思索的应诺,却决定了我最终的学术定位和人生轨迹。对此,我感到庆幸,而绝无反悔之意。套用一句《离骚》,来表达我的心思,那就是“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

    我来经济学院之前,对经济学院的老师认识得不多。陈振汉先生与我的导师彭泽益先生都是经济史学的权威,1984年在教育部举办的“中国经济史暑期讲习班”上,他俩都作了演讲。陈振汉先生的演讲题目是《我国历史上国民经济的发达和落后及其原因》,我导师演讲的题目是《中国经济史计量研究的基础》。因为我当时正在准备秋季的博士入学考试,所以没有参加这次讲习班。但是,1987年这次讲习班的演讲内容结集为《中国经济史论文集》出版以后,我的导师就将陈振汉先生《我国历史上国民经济的发达和落后及其原因》的讲稿推荐给我阅读。当时拜读陈振汉先生大作之后,醍醐灌顶,振聋发聩的感觉至今回忆起来还是那样的清新。

 

 

陈振汉先生与陈岱孙先生

 

    在这个演讲中陈先生首先提出一个观点:过去比较经济发达与否主要是生产关系,这个恐怕不行,他认为应该用国民总产值,即生产力和经济结构的综合指标作为标准。他说用这个指标来看中国经济发展的历史,那么从公元前5世纪到18世纪(至少到1750年)2300年的时间里中国经济在世界上一直都是领先的,只是1840年或者更精确地说是1820年以后才落后了,如果到2050年中国能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那么我们在世界上落后的时间无非只有200年。在这篇文章中,陈先生将他的这一经济学理论与中国的经济实践结合,得出了中国经济落后的三个原因:政府、资本和知识,他认为知识可以引进,资本也可以靠自己的内部积累完成,主要的问题是政府。清末和南京国民政府能够引进知识的情况下,却不能大规模投资,关键是政治环境不安定,内战连绵不断,以及外国资本主义对中国的侵略和剥削。最后陈先生将中国经济落后的三个原因归结为一个最主要的原因,就是政府。如果有个好的政府、安定的环境,中国经济的起飞是指如可待的。我们改革开放,经济发展的历程已经证明了陈先生的观点。

    陈振汉先生的这个演讲时间是在1984年夏天,发表是在1987年。当时我国的经济史研究处于刚刚从“左”的影响下解放出来的阶段,研究历史上的生产关系是主流,探讨资本主义萌芽和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停滞是热门。陈先生把经济史的研究重点从生产关系,转向生产力,转向GDP,这在当时无疑是开风气之先的举动。他还放眼世界,以全球的视域考察中国的工业化问题,真是令人感到耳目一新,体现了经济史研究的开放心态。这一切对我以后的治学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正是由于上述原因,我到北大工作以后就拜访了陈振汉先生。那时陈先生住在承泽园的平房,距离彭德怀被贬职以后所居住的挂甲屯吴家花园很近。崔书香先生几次都与我聊彭老总那时经常在附近散步的故事。陈先生家客厅的家具许多都是江南运来的家具,加上陈先生满口的浙江官话,就可以猜出主人的籍贯。陈先生对我到社会学系工作,对我决心钻研社会学和研究社会史的选择非常赞赏,认为这样可以开阔经济史研究的视角,拓展经济史研究的范围。2001年以后,陈先生和我都搬入蓝旗营小区,从此我们的互相走动就更加频繁了。

    我来经济学院之前,还认识两位老师,这就是丁国香老师与王跃生老师。九十年代我在社会学系的时候做过一个教育部的课题,是对北大毕业生就业情况的调查。因为我的教育背景是经济学,所以就被安排做经济学院毕业生的调查。当时的经济学院还在二院,我就直接找了丁国香老师,他非常热情地接待了我,而且我们合作得很愉快。所以,就对他留有很好的印象。等到我来经济学院的时候,才知道他是经济学院的党委书记,可见他的平易近人和没有任何官架子。后来他退休了,还在为经济学院的继续教学服务。我们之间有一起工作上的往来,相处得也颇为愉快。最使我感动的事情发生在去年秋冬之间。那天我去校医院看病,在候诊的时候,见到了久违的丁老师。他也来看病,我出于习惯就让丁老师先看。我觉得尊老爱幼是中华民族的传统。事过之后,就忘得一干二净。可以,春节的时候丁老师居然给我发来一条短信息,除了祝贺新春快乐之外,还说“上次在校医院外科你让我先看大夫,很是感谢!当天我因还挂了牙科的号,十点就要到号了,所以,你一让,我就没有客气了。”这是一件小到微不足道的小事,但是从中可以看到我们经济学院领导的作风和处世为人之道。

    王跃生老师是少年成才,出道很早。1988年的时候,他仅有28岁,就是《读书》杂志的作者。我们在《读书》杂志组织的活动中经常谋面,他常有惊人之语,语惊四座。所以,给我留有深刻的印象。

    19966月我非常荣幸地以教授的资格调入北京大学经济学院主讲经济史学科的课程。屈指算来,至今已经有十六个年头了。十六年在人类历史的长河中渺小得几乎不值一提。但是对于人生来说也可算是悠悠岁月了,而对于我来说,从四十九岁到六十五岁的十六年却可谓是人生的黄金年代。而对于已经百年的北京大学经济学院来说,也是六分之一的时光。而如果从陈振汉先生1946在北大开创经济史学科算起,也有四分之一的时间。想起这些,我往往夜不能寐,我是否对得起历史给与我的时间?我如何对这个时间担当我的历史责任?对此,我今天必须做个交代,做个初步的总结。我想这样做,于人于己都是有益的。

    而我在经济学院十六年的工作和学习证明,对我来说这是特别值得纪念的十六年,也是终身难忘的十六年。回想1996年我调入经济学院的时候,除了陈振汉先生还在带博士生外,李德彬老师已经退休,讲授经济史的只有我一人,开设的课程也只有一门,就是《近代经济史》。这个时候我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庄子·养生主》中的开头语:“吾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以有涯随无涯,殆已。”那怎么解决这个矛盾呢?《养生主》尾段说“指穷于为薪,火传也,不知其尽也。”十六年里,我就成了经济学院经济史专业的火种了。可是我传什么样的“火种”呢?这个时候我通过对陈振汉先生经济史研究实践的总结,并得到陈振汉、崔书香先生的确认,我认识到这个“火种”就是陈振汉先生所开创的北京大学经济学院的经济史研究传统。这个传统就是经济史研究与经济学理论相结合、经济史研究与社会史研究相结合、经济史研究和现实研究相结合。陈先生早年曾在哈佛大学学习经济史并获得了经济学博士学位,当时的哈佛大学具有经济史、经济理论和统计学并重的学术倾向,而且哈佛是世界上第一所设置经济史专职教授的大学,它在1887年就设置了《经济通史》课。巧合的是,陈先生在哈佛留学的19361940年期间,熊彼特恰好在哈佛执教,他的经济学和经济史理论以及研究方法对陈先生产生了重要影响,这从陈先生的《步履集》中可以看出来,里面收入了陈先生1982年的一篇题为《熊彼特和经济史学》的文章。陈先生1946年就担任北大教授,在经济学院执教半个多世纪,主讲经济史。1982年陈先生虽然七十高龄,但还是给学生开设了新课《经济史学概论》。陈先生是北大经济学院经济史研究传统的开创者,也是执著的执行者。北大经济学院经济史研究传统和哈佛大学经济史研究的传统之间有个传承的关系,但决不是照搬,陈先生在哈佛大学经济史研究方法的基础上加以创新,开创了北大经济学院经济史研究的传统。我作为这个传统的继承者而感到自豪,当然也感到自己责任的重大。

    十六年来,我在经济学院只做了一件主要的事情,就是把由陈振汉先生所开创的北京大学经济学院的经济史传统,薪火相传。无论是面对 “生有涯,知无涯”的永恒难题,还是遇到什么现实的困难,只要我们有了这个经济史研究的传统,只要我们能够将这个经济史研究的传统薪火相传,只要我们能够将这个经济史研究的传统与时俱进,我们终归会有这样的一天,在全国乃至全世界赢得经济史研究的制高点。

    在这个经济史研究传统的感召之下,通过我孤独的努力,自2002年以来,北京大学经济学院已经成为全国高校中开设经济史专业课程体系最为全面而系统的学院之一。我开设的经济史课程,有中国经济史、古代经济史、近代经济史、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世界经济史、经济史研究方法论、经济史专题研究等,从教学质量来看,很多课程都在全校的课程评估中都名列前茅,多次获得各种教学成果奖、优秀奖。为了与经济史教学课程体系配套现在已经出版了《世界经济史》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的教材。教育部的《中国经济史》正在编写之中。但还有更多的教材至今没有完成,这是我现在的第一个遗憾。

    我还培养了很多硕士生、博士生。尽管我仅仅培养了八位博士研究生,但是值得欣慰的是,在已经获得博士学位的六位研究生中,有三位在研究机构从事经济史研究(占50%, 而顺便说说,我的导师培养了八名研究生,至今只有我一人从事经济史研究,仅占12·5%),并已经成为当今经济史研究领域的学术中坚。在硕士研究生之中,也有经济史研究领域的佼佼者,如现在光华任教的颜色老师,在经济学院获得硕士学位以后,赴美留学,继续选择经济史专业,获得博士学位以后,回国服务,他是中国第一位世界经济史大会优秀论文奖的获得者。这与其说是名师出高徒,还不如说是高徒出名师。我想应该是这样的。

    讲到科研方面,首先我要做检讨,因为这给我留下了第二个遗憾!因为无论于教学工作相比,还是和我过去相比,所发表的论文数量和质量都颇有逊色,尤其缺乏有分量的论文。当然,我心中明白,不是我没有做研究,没有研究,何以讲课?也不是我江郎才尽,写不出好的论文,我有许多研究设想和研究心得,之所以没有写成论文,一是旁骛太多,时间太少;二是拖拉作风,缺乏紧迫感。这都是我的错误,我一定力争退休以后,尽力来弥补这个我认为最大的遗憾。

    当然,我在科研方面也并非一无是处,在这十六年里也发表了不少论著。可以值得一提的是,今年《〈清实录〉经济史资料(从顺治到嘉庆)》即将在经济学院一百周年院庆时由北大出版社出版。这部书的出版表明经过我和我的博士后们连续十年的不懈努力,终于完成了陈振汉先生生前所嘱托的重大学术任务。给陈振汉先生称之为“盖棺有时,杀青无日”的胡子工程,就是这个六十年超长期的,凝聚几代学者心血的巨大经济史资料工程画上了一个句号。我深信这部书将随着时间的流逝而越发显现她的学术价值。

今天提到《〈清实录〉经济史资料(从顺治到嘉庆)》的出版,不能不使我浮想联翩。这个项目早在1949年新中国成立之初就已开始。当时北京大学法学院成立了中国经济史研究室, 它的一项中心工作就是由陈振汉先生主持的选编《〈清实录〉经济史资料》,以满足教学和科研工作的需要。1952年院系调整后,教育部在北京大学经济系设立经济史研究据点, 搜集《清实录》中的经济史资料定为主要工作之一。当时选编该资料的目的不仅为在北京大学教学上自用,并且准备出版,以利广大的研究工作者和读者运用。1956年在周恩来总理主持的全国科学长期规划中,它被列为几个重要的资料整理工作项目之一,于是这一课题得以正式确立。起初, 因为人手少、条件落后,全部《清实录》资料都是用手工抄写,所以, 资料整理工作进展缓慢。后又因“文革”运动开始而打断了该课题的正常进行。1978年拨乱反正后,《清实录》经济史资料的整理工作才得以重新开始,1987年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了由陈振汉、熊正文、李谌、殷汉章四位先生整理编辑的《〈清实录〉经济史资料》上辑《农业编》,并于1991年获得了北京大学科学研究成果奖。但仍有大部分资料尚待整理出版,这就是《商业、手工业编》和《财政编》。但是《农业编》出版以后, 资料的选编工作又因各种原因而中断。

2002年,陈振汉先生嘱托我向有关领导提议重新恢复《〈清实录〉经济史资料》的整理出版工作。时任北京大学经济学院院长,现任北京大学副校长刘伟教授向学校领导汇报后,在校领导的支持下,决定拨出专项经费,由我主持的《清实录》经济史整理与出版工作得以重新启动。自200210月开始,先后录用叶明勇和武玉梅两位博士后,分别进行《商业、手工业编》、《国家财政篇》的整理与出版工作,后又录用燕红忠、刘文远两位博士后,继续道光至光绪四朝实录和《宣统政纪》经济史资料的整理工作。

 

2005年院庆20周年《清实录》研讨会

 

这项工作前后持续了六十多年,但陈振汉、熊正文等先生始终坚持不懈,即使面临严重困难,也矢志不渝。新世纪以来,在北京大学经济学院领导的支持下,发扬愚公移山的精神,经过几代学者的共同努力,这部与共和国同龄的经济史资料整理工程才终成完璧。

我在2002年获得教育部《中国经济史》教材编写课题组首席专家。这应该是学术界对我在中国经济史研究领域工作的一个肯定。这里必须指出的是,在这十六年的经济史教学与科研中,我常常是用一个人的力量单枪匹马地与人家一个团队的整体力量在抗衡。今天我可以自豪地说,在这场无声无息的竞争中我所主持的中国经济史专业学科并没有败下阵来,也没有被淘汰出局!我深知,这是因为在我的背后,有着我们全体力量(包括所有的老师与同学)所支撑,是因为有着北大精神魅力所鼓舞。所以,一定要感谢北大,感谢经院!

我曾在经济学院为我举行的退休纪念演讲中说过,“今天趁这个一生难得的机会,在此感谢在座的每一位老师,我永远不会忘记多年来和大家风雨同舟,和衷共济,一起工作,一起研究,一起学习所建立的深厚友谊。我要感谢所有上过我课的北大同学,我们在课堂内外,互相切磋,教学相长,你们启发了我多少的灵感的火花和蓦然回首的顿悟,这一切使我铭刻心中,永远难忘。我特别要感谢经济学院的历届领导,尤其是以刘伟、孙祁祥院长为首的领导班子,他们具有长远的眼光,富有历史的责任感,高瞻远瞩,领导有方,特别是在比较困难的情况下,矢志不渝地对经济史之类的小学科做出了正确的指导,给出了很大的支持和有力的帮助,以进一步发扬北大经济学院‘史论见长’的优良传统。”

抚今追昔,大家有目共睹,十六年来经济学院各方面的条件已经今非昔比,用“旧貌换新颜”来形容,实不为过。崭新的大楼、优越的办公条件、不断增加的图书资料,无微不至的行政服务,水涨船高的科研经费和跑赢房价以及把CPI涨幅远远抛在后面的教师收入。在此,请允许我代表所有经济学院的同仁们,对为创造如此优越条件的所有在场与今天没有在场的领导、老师和行政部门的同志们表示衷心的感谢!让我们道一声:“你们辛苦了!”。我希望大家珍惜这些来之不易的一切!我信心有这些条件作基础,同时通过我们大家的努力,我们的经济学院一定会距离世界一流的经济学院越来越近。我也真诚地希望在座的各位,在你们退休的时候一定要带着更大的荣誉而归去,而不要像我那样带着些许遗憾而离开。

对于今后经济学院经济史学科的发展我要提出三点建议:第一,必须坚持与发展陈振汉先生所开创的北京大学经济学院经济史研究传统。第二,必须继续和完善北京大学经济学院的经济史课程体系。第三,必须引进从事经济史教学与研究的优秀人才,真如周校长所说,至少需要三个人,做到三足鼎立,而不要像过去那样“独木支撑”。

人们常说“活到老,学到老”,但是在今天的知识经济时代,这个话要倒过来说,就是“学到老,活到老”,只有不断学习,不断吸取新的知识与信息,才能有质量的话下去。古人云:“失之东隅,收之桑榆”。这是激励老年人继续学习的传统精神。在我们经济史学界也有我们的楷模,这就是我所崇敬的吴承明先生,他之所以成为经济史学界的泰斗,并不仅仅是因为他在六十五岁前的学术成就,而是在于他六十五岁以后的成就。他之所以饮誉经济史坛,是因为他老当益壮,与时俱进,他对市场史的研究成果、对经济史方法论的研究成果都是他晚年的力作。作为吴承明先生的私淑弟子,我一定要以他为榜样,学而不厌,诲人不倦,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以我余生,为北京大学,为经济学院做出更大的贡献!                               

                                                                     20123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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