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北大经济学院

我与北大经济学院

黄桂田:有容乃大 受益惟谦

2012-04-10   

    “百度一下”受益惟谦,有容乃大,方知是明代兵部尚书太子太保袁可立在河南睢州自己的弗过堂中所挂的自勉联。袁可立何许人也?再“百度一下”后被告知,袁氏是明万历十七年(1589)的进士,官至兵部尚书太子少保,后以子袁枢官河南参政加赠光禄大夫太子太保。历经明代万历、泰昌、天启、崇祯四朝皇帝,为“四朝元老”之臣,诰“五世恩荣”之赏。200年后,林则徐则将“海纳百川,有容乃大,壁立千仞,无欲则刚”作为他两广总督府的对联,既自勉,又励人(警示下属也要有如此的胸襟和操守)。将此作为本文的主题,决不是故弄风雅,高攀伟人,因本人既没有人家那样好的德行,也没那样高的造化,而是在北大经济学院百年院庆之际,依自己的切身体会理解的经济学院,真正是属于“海纳百川”,    “有容乃大”,而我作为受益者,身处其中,惟有谦卑、敬重和努力。

迄今为止,我在经济学院已有15年的人生体验,也就是在百年经院的15%左右的时间里,我是参与人、见证者、更是受益人。最深切的感受是经院以百年沉淀起来的胸襟暨“包容”性,让其中的每一位成为受益人。某年某月某日的餐中调侃,孙祁祥教授问我:“本人是三流身份进北大,桂田你属几流?”,我说:“你还具备三流资质,多少还有自豪和骄傲本钱,而我则是以不入流的档次到北大经济学院的,惟有谦卑啊”。据传北大是“一流的本科,二流的硕士,三流的博士,不入流的博士后。”我不知道这种说法是否被证伪过。听过好多人说,进入北大、成为北大经济学院人是当年以来的梦想,而我,连这样的梦都没有做过,因为当年没敢奢想。一个连梦想一下的勇气都没有的人,居然在经院百年庆典之际能够谈感想,真是感慨万千。

15年前的某一天下午,我诚惶诚恐地来到当时的经济学院所在地——法学楼四层,正当我在西侧楼道里小心翼翼、探头探脑的时候,迎面碰到满面春风、身着黑呢大衣(衣领是耸立着的那种穿法)、右手腕夹着一小包、派头十足的陈德华教授向楼道口走来:“黄桂田,你跑到这里干嘛?”(陈老师早在此前就认识),我底气绝对不足地答曰:“找刘伟副院长…”。没等我答曰完,陈老师便已扯起他那独有的破嗓门在楼道中大喊了一声:“刘伟,有人找!”于是见到刘伟教授从当年的政治经济学教研室探出头来,“谁找我?”我战战兢兢地趋前:“我,黄桂田”。他从门里走出来,就站在楼道问:“是进博士后流动站的事?”,答:“是”。“你的材料已审过了,你能讲课吗?”不自信地答曰:“能。”“出站后能留下教书吗?”惊喜地、急忙地答曰:“能”。正当我准备着怎样表决心的思考之际,当时的刘副院长似乎先觉先知了我的下一步做派,于是赶忙打断:“好了,去找何华民老师办手续,我正接受采访呢。”我没来得及道谢,他扭头就进了教研室。此刻的我,突然像打过鸡血(当年在高中的校医,几乎向他80%以上的病人注入过鸡血)般,立等自感精神焕发,并不自觉地伸了伸我那卑微的身躯,迈着比来时显然欢快得多的步伐敲响了当年挂着“科研办公室”牌子的门,见着了何华民老师。当她问我想要谁做合作导师的时候,我说,这事能让我想就能定吗?她说,基本可以。我终于敢想一想了,经院有如此多的令我仰慕的大师级人物,请谁做导师?还是凭机缘决定吧。于是,我对何华民老师说,就以我今天遇到的两个老师中的一个做合作导师吧,一是陈德华教授,二是刘伟教授,由您决定或由他们定。她说,干脆就成全你吧,让他们两位都做你的合作导师(后来才知道,不完全是何老师满足了我的愿望,当年的规定就是博士后必须有两个合作教授做导师)。这就是我进北大经院的基本过程。如此的简约,归属于“不入流”的类别,也可以说是理所当然,心安理得。当然,这并不是说当年经济学院进博士后工作人员就是如此的草率、简单,肯定有不容我知道的审核、讨论和集体抉择的复杂、负责的程序过程,要知道,当年博士后北大理论经济学流动站一年只进2个人,其中一人进光华管理学院,一人进经济学院,并不像现在能成批的进。

当年的博士后,是与在编教师一样要求的,要求参加教研室的所有活动和院级集体活动,包括院级教师会议,要求承担一定的讲课任务(是否讲过课,作为能否出站的硬性要求)。我真诚地感谢当年的那些“要求”,因为有了那些“要求”,让我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了解了经院,尽可能快地消除不自信并融入这个集体。当年的教研室活动和党支部活动还很多,如今还是支部书记的洪宁书记,当年就是教研室的支部书记,如今的崔建华副院长是当年的政治经济学教研室主任,领导着包括张友仁先生、刘方棫先生、陈德华先生、雎国余院党委书记、刘伟副院长等星光灿烂的一群大腕学者。当年政治经济学教研室那个狭小的空间,在十数人挤在一起开会时让我能与他们真切地面对面,宛如促膝谈心。与这些大牌教授包括年青新锐们如此几乎零距离的在一起,起初的感受是如坐针毡,但很快就不再有这样的难受。因为他们不是属于和蔼的儒雅,就是属于大大咧咧扯着嗓门说话的率真。善良、正直、认真和既能“形而上”,又能“形而下”的操守,让我能很快地消除顾虑。

真正是“以小”可以“见大”,就拿在对我的称呼上说吧。陈德华老师一般是扯着破嗓门叫“黄桂田”,刘伟老师几乎同样是扯着嗓门(不过他的嗓门远没达到破的程度)(他那不是在“叫”,准确地应该理解为“呼唤”、“呐喊”),只不过他把“黄”字简约掉了。他们那叫我的声音不仅富有中气,而且极具有穿透力,不仅让我容易遭遇嫉妒,而且让我这个被叫唤的人,有如风高夜黑迷途中突然听到远方父亲或兄长般那高亢呼唤声时的感受。每每回味他们的叫唤声,真有如品尝一壶陈年老酒般的感受。张友仁先生多半叫我“小黄”,有时也叫我“黄桂田”,他那语速类似于慢三步舞曲的语气,浸透着万般的温馨和宽容,让我不时地感受到了早在上大学的当年辞世的我爷爷的慈祥。儒雅的刘方棫先生则一直称我为“老黄”。起初刘老师每一次的“老黄”叫的我心惊肉跳好几天,因不知刘老师的本意是什么。因他在称我“老黄”的同时,常称长我整整两轮年岁的雎国余教授为“小驹子”(一直叫到他退休,当然,当年被称之为“小驹子”的雎老师如今也退休了)。为此我还专门讨教过某位(实在记不得了,不知请教的是刘伟老师,还是洪宁书记),得到的解释是,刘方棫老师如果直呼你“黄桂田”,不符合他老人家在燕京大学(我一直把当初的燕大视为贵族大学)以来形成的“范儿”。叫你“小黄”,又有“岔辈”之问题,因同辈可以称你“小黄”;称之为“老黄”,以上所有问题都在刘老师那里解决了(为应证这一解释,某天在公开场合刘老师叫我“老黄”时,我恭敬并诚恳地说,刘老师,千万别再叫我老黄了,叫小黄。他听了一笑,但下次仍然叫我“老黄”,一直叫到现在)。我再问,为什么张友仁老师称我“小黄”?答曰,张老师把你提升了一级,他老人家可能是用同辈的称谓,在提携你,高抬你,你自己要搞清楚别岔辈了、别顺杆子爬就行。仅就对我的称谓,就隐含着如此大的学问,不仅用不同方式称谓我的前辈们如此的用心,而且,解读的人有如此的智慧,您说北大经院是什么样的经院?雎国余老师的那声随意的“桂田”称谓,让我时时感受到师长般的温暖;洪宁书记和叶静宜副主任(当年的副主任,如今的经济系主任)的一声亲切的“桂田”,不仅让我这个缺乏姊爱的人真切感受到了来自大姐般的关爱,而且让我的全身的骨头都感动的酥软数天。与当年我的直接领导崔建华教研室主任,尽管他年少我两岁,都是“两湖”人氏,但我们互称为老师,多年后才改口直呼大名。教研室的郭研和方敏,虽是同辈,但我比他们年岁虚长很多,我直呼他们大名,是兄长般的称谓,而他们称我“黄老师”,只不过是在“黄”姓后加上我的职业罢了,但已暗含着他们的对兄长的尊重。仅仅以教研室诸位对我这个“外来人”的称谓,就能以小见大地诠释着什么,尽管在方式上各自有别,但共同的是渗透着他们的关爱、用心、包容和宽待。

 

刘方棫教授

 

正是有他们如此的包容、宽待和无时不在的提携,才让我逐步增加了信心和在他们提供的机会中得以成长。刘伟老师把他讲授多年的“产业经济学”课程“转让”给我,并让我参与他几乎所有课题的研究,这些老师多年来将其所指导的硕士生和博士生的培养、开题报告和答辩,都邀请我这个只有副教授头衔的人参与,我可以毫无顾虑地向他们指导的学生及其学位论文提问题(几乎每次我提的问题最多)、品头论足,与他们同台讨论不需要有任何的畏忌,根本的还是他们的包容、宽待和对学术的尊重。

原以为北大的学者、教授尤其是大牌教授一定都是正襟端坐、不苟言笑、总是“形而上”姿态的,然而,他们绝大多数既能随意的“入世”,也能轻易的“出世”。听过好多口口相传延续下来的关于经院的先辈们令人肃然起敬而又令人捧腹大笑的生活、工作上的幽默故事。刘伟教授用他那“三寸不烂之舌”可以将相关故事演绎的出神入化,而张友仁先生简直就是北大和北大经院的“活字典”,每每将他刚发表的关于北大经院前辈的故事用正规正矩的信封装好并签上“黄桂田同志阅”或“黄桂田教授雅正”的那些回忆录、人物记,是我案头反复阅读的文献。我在回味所听到过的传说中和所读的回忆录中感受着经济学院及其前身经济系的历史和历史沉淀下来的学术事惟先、天下事惟大的精神,感受着早已作古的前辈们共同的尊重学术的精神气质、不拘一格的处世方法和差别有异的极富幽默的生活方式,真切地体会着经济学院历史上已经形成的包容性和宽厚,当然,要将那些人整人的年代(例如“反右”时期,“文革”时期)除外。

以上仅仅以我所在的教研室为例简单地诠释了经济学院的包容和宽待。我以“没入流”的资质进入经院,头衔由博士后、副教授进而到教授,甚至由曾经的院长助理、副院长进而到曾经的院党委书记,还有一系列的兼任头衔,我深知不是属于我个人有何特别之处或有何特别的贡献,作为一个几乎在所有方面属于平庸档次的我,能有这样的人生体验实在是归因于经济学院“海纳百川”的气度。当然我远远算不上是一“川”,连溪流都不是,可能只是属于一滴雨,尽管是水的一滴,一旦融入这个汇集百川的洪流中,就能借势奔向大海,让我能“面朝大海”,感受“春暖花开”。我时常对我的学生们说,北大、北大经济学院可以把一个平庸之辈修炼成教授,这就是北大、北大经济学院,你们本来就不属于平庸,所以,经过北大、北大经济学院,你们应该更为出色、更为杰出,否则就是放纵自我。

其实,包容比苛求更能让人不敢懈怠和放任自流。面对百川汇集,只是雨点的自己哪敢轻易地懈怠?面对同仁一位位忙碌的身影、一个个带着“菜色”的容颜,懈怠真是属于不敬。刘伟教授时常对同仁用的一句话,辛苦了!每当他这样真诚地对我说这句话时,既欣慰又惭愧。我深知我的辛苦远比不了他的辛苦和忙碌,在行政上管理着不断扩大的摊子,社会活动一如既往的频繁,还能在酒中飘忽的状态中不时地绽放出智慧的、很少具有“车轱辘”性的思想火花,让同餐中人在享用美味佳肴过程中也品尝着精神上的美味,然而,这些非学术性的纷繁复杂活动并不影响他那么多有影响的成果不间断地推出,似乎在他那里,社会工作与学术工作之间是高度正相关的。而我,则已高度负相关了多年,顾了这头,就顾不了那一头。北大像他那样的神人实在太多,他们像耸立在我面前的一座座高山,那样的难以趋及,逾越,更属奢望,真是“望山跑死马”!

其实,包容,也是学术活动和学科建设必需的氛围。蔡元培老校长兼容并包的办学理念代代相传,北大为此而为北大。正是学术研究和创新过程比其它一般行当的劳作更具有艰苦性、持续性、严肃性、严格性、严谨性甚至寂寞性,所以更需要包容和宽待的人文氛围,尤其是对于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活动,更需要学者精神上、心情上处在放松状态,才能产生好的成果。而这种氛围是需要大家共同努力营造的。因为工作关系,与刘伟教授接近的机会相对较多,还是以他为例。之所以他的在繁忙中能有如此的从容,以我的观察,他在抓住一切机会通过他仅有的方式在放松自己,在放松自己的同时也为大家营造一个宽松的氛围。例如,在对待酒文化的“工作”上,刘伟教授那种对酒尊重的态度、特别能“连续性”的战斗精神尤其是战斗能量,是少有人能够比肩的。一般认为,酒后飘忽的感觉属于非健康的,但在我观察,他却是在健康的层次上认真地对待和处理着。作为一种群体性活动,把酒问盏中既加强了沟通和交流,又在解放自己的同时让大家都得到释放。还例如,抓住一切机会参与运动。持续性的坚持体育活动以至于让他的乒乓球水平达到了一个尴尬的境界(因该活动的特点是对手间水平相当才玩的有趣,低水平喜欢与高水平的玩,而高水平不愿意陪低水平浪费时间)一般业余水平的,他不愿意与之玩;他愿意与之玩的,人家(专业水平)不一定愿意和他玩。又例如,他还经常唱歌。心情好时几乎有时间就“哼唱”(在我观察,大多数属于“哼”而不是唱,可能一是不记得歌词,二是把不着调,“哼着”就把以上难题回避了)。一般人绝难相信刘教授也常唱歌。唱不唱与会不会唱是两码事。经济学院的同仁们都知道刘教授在院活动的有关场合引吭高歌中跑调的距离不是在国境范围内的,一不小心就把听众带到非洲的好望角去。以至于但凡有刘伟教授参与教研室或经济系组团的合唱(在经济学院每年举行的新春联欢晚会上,政治经济学教研室或经济学系永恒未变的节目之一是“大合唱”——这在百分之百的程度上反应出我单位艺术人才的严重匮乏,不得已才用这种“大锅炖”的方式,当然在另一意义上充分体现出本单位的包容和宽待,选用这种方式至少也能让包括本人在内的“南郭先生”们有机会露露脸,并且达到大家同乐的效果),作为合唱团团长的洪宁书记,从准备会开始,一直到上台开唱前,都“车轱辘”式的反复强调,“还没找着调的同志们千万别大声真唱,尤其别自告奋勇地搞成领唱,跟着哼哼就行”,洪团长不好意思明指谁只能哼哼(也就是“假唱”),但我深知,她这里的“同志们”中第一个包括的就是刘伟教授,第二个就是我黄桂田。即便如此,但并不影响刘伟教授唱歌的热情,他的小调经常是不经意间“哼着”。记得某日下班后,他因在“一体”的乓乓球活动中赢了某位,心情超级的好,在洗澡间冲洗的过程中就开始引吭高歌,一曲又一曲的不下十数首(严格说是一句又一句的,每首只唱他随即能唱出的那一句),尔后漫步在未名湖东岸,晚秋黄昏的余晖映照着湖光塔影,更能激起出抒发超级好心情意愿。开始时只是哼哼(马路毕竟不是洗澡间,这点我想他是十分清醒的,否则,晚间的网上就能热炒一个新主题——“著名的北大刘教授疯了”)。“哼哼”可能实在难以表达他那超级好的感受,于是说;桂田,我唱一首歌哈。于是开始唱(当然音量控制在不被他人误认为刘教授疯了的程度内),唱的是那样的认真和专注。作为听众的我,思考的一个问题是,这是哪首歌呢?难道刘教授领时尚之先了,率先唱会了一首新歌?但又不太像阿,其中的个别字句和个别调子似存相识,唱到最后一句即结束时需要拖得很长的那句,我终于明白了,原来他唱的是在上世纪70年代到80年代中期,全国各地的大喇叭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几乎天天播放的那首家喻户晓的歌。唱完后他得意地、用“天津语”问我,唱的嘛样?答曰:谢谢您,终于在最后一句把调唱回来了,让我从云里雾照的半空中安全着陆,也终于明白了您唱的是哪首歌。两人哈哈大笑。真的开心啊(听原唱都难以达到这样的效果)!

 

刘伟黄桂田孙祁祥在经院20周年庆祝大会后合影

 

话到如此,绝对没有诋毁刘伟教授唱歌水平的意思,借一个熊胆给咱,我也不敢。即使因我表述上的问题引起了歧义,我想刘伟教授也是能大度地、包容性地对待的。借此要表达的是,经济学院现在和未来的发展,取决于多种因素,其中,相对宽松、和谐、令人愉悦的氛围更重要,这要靠每一位的积极参与和共同营造,这种包容和宽松环境的营造包括在细微的生活方面。受纸墨的限制,我仅以我所在的教研室中的人让我感受的一些可能属于不起眼的小事,谈对经院的感受,对经院的每一位,都可写一本厚重的大书。我坚持的看事物的方法是,“以小”能“见大”。经济学院百年的辉煌,有容乃大,让受益的我,惟有敬重、尽职和尽责,借此感恩。

 

                                                                   2012325日于经济学院教师工作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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