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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曙光:转换增长模式 推动制度创新

2017-01-01   

我国宏观经济最近发生了一些积极的变化,预计 2016 年增长速度可以达到 7% 左右。这个增速虽然远低于过去几十年中的平均增速,但却释放了很多积极的信号。这个 7% 的经济增速是在产业结构进行深层次调整、产能不断压缩、单位 GDP 能耗持续下降、就业率目标达成的前提下实现的,非常不容易。国家的产业政策和宏观经济政策也从单纯的刺激需求、刺激经济增长的模式中解放出来,开始关注一些深层次、体制机制方面的问题,在转换增长模式和产业升级方面施力。

对宏观经济走势的基本判断

从宏观经济发展的角度来看,我们要对 2017 年的中国宏观经济持谨慎乐观的态度。宏观经济现已出现回暖的迹象,企业用电量、开工率开始回升,经济景气情况有所好转,我们要对未来经济走势有基本的信心。我国经济自 2013 年起进入一个“转换—调适—演进”的新阶段,经济学界称之为“新常态”。这里,“转换”主要是指经济增长方式的转换,即由原来在高速增长目标下形成的高污染、高能耗的经济增长模式,转换为低污染、低能耗、可持续的增长模式 “调适”主要是指产业结构的调适,即随着第三产业的发展和第二产业内部结构的调整,整个产业结构发生升级;“演进”主要是指经济增长动力的演进,即主要依靠技术进步和创新来拉动经济,而不是主要依赖政府主导的大规模投资来拉动经济,实现内生的、基于创新的经济增长。在这个经济增长模式转换、产业结构调适和经济增长动力演进的新常态下,经济内部发生比较激烈的动荡和逐渐适应是非常自然的反应过程。在宏观经济进入了一个明显的、收紧的下行周期中,在新常态历史阶段,我们不追求高增速,而是追求经济增长的质量、追求产业结构的优化。所以,经济增速下滑从另一个角度来说并不一定是坏事。我们没有必要对此过于紧张,而是要把精力用在制度的创新和变革上,通过制度的创新和变革来转换经济增长的模式。

以供给侧改革推动 制度层面的创新和变革

最近,在经济理论界对供给侧改革的讨论比较多,也有很多争议。我认为,讲供给经济学、供给侧改革,一定要把供给和需求这两个方面结合起来,合二为一。实际上,所有影响需求的因素大部分都来自于供给侧,所有影响供给的因素也都大部分来自于需求侧。换句话说,“供”与“求”是不能割裂的。“供”与“求”互相影响、互为表里,是一个经济现象的两个面。在现实中,供给受需求的影响极大。在经济学中,如果一个社会没有产生对某种产品的需求,供给侧的创新是没有动力的。因此,供给、需求这两个面要结合起来看。现在中央号召供给侧改革,很多人就把需求忘掉了,他们不知道需求是供给的另外一面,需求可以创造自己的供给、可以刺激供给,并使供给成为可能。

最近关于供给侧改革有一些争议,其中引起大家关注较多的是“晏贾之争”——一方是北京大学经济学院的老院长晏智杰教授,另一方是北京大学经济学院的兼职教授、财政科学研究所著名学者贾康教授。两位学者的学养都非常丰厚,在学术界都有极其重要的影响。“晏贾之争”的焦点就是关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问题。

贾康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主要倡导者之一,而且比较早地出版了相关专著。晏智杰就贾康的那本书提出了若干纯学术性的批评意见,认为中国目前的经济问题出在体制层面,中国现在仍然不能说已经建立起一套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大量的领域仍然存在市场化程度不足的问题。因此,在这种经济体制变迁还没有完成的情况之下,只谈结构性变革是不行的。晏智杰在这个问题上的观点与厉以宁教授是一样的。而在贾康看来,我们进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一个初衷,不是仅仅从产业角度出发调整一下产业结构,把原来的重污染行业和产能过剩行业进行压缩,供给侧的结构性改革绝不是这么简单。我们将来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方面,实际上最终的目标是利用改革来推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发展。供给侧就是企业,企业是供给的主体。假如供给侧改革效果显现出来了,整个企业的运行机制就要发生变化,政府跟企业的关系也将相应地发生变化。 贾康认为,在这种情况下,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最终将激发经济体制的变革、倒逼经济体制变革,最终将实现中国由一个传统意义上的计划经济体制国家向市场经济体制国家的过渡。实际上,“晏贾之争”并不存在根本的分歧,其最终的落脚点是一致的。他们都认为,将来经济结构性变革的重点并不仅仅在“调结构”,而在于深刻的体制变革,在于系统的、经济运行机制的变革,而绝非仅仅做产业结构调整这么简单。我们遇到的很多深层次的问题,比如说技术创新不足、产品满足不了消费者的需要等,表面上看是一个技术创新问题 ;我们很多企业高污染、高投入、高能耗、低产出,表面上看是产业结构问题。但需要注意的是,产生这些问题的深层次原因是经济体制问题,即企业有没有成为一个完全市场化的主体,这一点非常非常重要。所以,经济的结构性改革最终需要攻克的一定是体制的壁垒,这是毋庸置疑的。

辩证地处理好影响经济长期增长的关系

当前,我国经济发展进入了一个关键的转折期。在这个时期,要处理好以下五个关系,进而实现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第一,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 政府和市场各有优势,要按照十八大的部署,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基础性作用,让政府在资源配置中起到更好的作用。也就是说,要把政府当作政府、把市场当作市场,而不是把政府当作市场。目前,我国某些领域市场化程度不足和某些领域市场化程度过度并存。因此,要正本清源,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第二,处理好国企与民企的关系。 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各有定位,国有企业定位于战略性产业,民营企业定位于竞争性产业。要重视民企的平等地位与产权保护,打破竞争领域的垄断,降低准入门槛,消除所有制歧视,最终实现国进民进、共赢共生,而不是国进民退的此消彼长。第三,处理好公平与效率的关系。 我国在改革开放之初采取了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政策,促进了社会经济的迅猛发展。但是,这也带来分配领域的不均衡问题。在现在的经济发展中,要做到公平和效率兼顾,既要防止民粹主义和平均主义,也要重视社会分配的正义性。第四,处理好东部与西部的关系,实行动态均衡的区域发展战略。 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实现共同富裕。鼓励资本和人才从东部向西部转移,鼓励东西部区域之间建立战略合作联盟和实现跨区域的资源整合。打破“诸侯割据”的格局,破除地方保护主义,消除人为的行政隔离。第五,处理好国内战略与国际战略的关系。 一方面,要通过“一带一路”、亚投行、人民币国际化等,实现中国企业走出去,扩大中国的国际影响力。另一方面,也要防止产业空心化,中国经济发展的国际化战略要循序渐进,不要空想和激进。(文章来源:《中国邮政》2017年0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