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岱孙先生生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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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老一辈著名经济学家、教育家,经济学界一代宗师,第二届至第八届全国政协委员,第六、七届全国政协常委,北京大学教授陈岱孙,因病于1997年7月27日上午8时12分在北京医院逝世,享年97岁。

陈岱孙教授,曾用名陈縂,福建闽侯人;1900年10月20日出生于一个书香门第家庭;1906~1915年在福州私塾读书;1915~1918年在福州鹤龄英华中学就读;1918~1920年在北京清华学校(留美预备班)学习;1920年9月~1922年6月在美国威斯康星大学学习,获学士学位;1922年9月~1926年7月在哈佛大学研究院学习,并于1924年获硕士学位,1926年获博士学位,接着赴英国、法国和意大利作短期考察和研究;1927年2月回国。1927年8月~1937年7月在清华大学任教授、法学院院长及经济系主任;1937年9月~1945年10月在长沙临时大学、昆明西南联合大学任教授和经济系主任;1945年11月~1946年8月任清华大学保管委员会主席;1946年9月~1952年8月任清华大学教授、法学院院长、经济系主任;1952年9月~1953年10月任中央财经学院第一副院长;1953年10月到北京大学任教授;1954年7月~1984年2月任北京大学教授、经济系主任,1954年任校务委员会委员,1956年任一级教授;1984年2月至逝世前任北京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国家首批博士生导师、北京大学校务委员会副主任。

陈岱孙教授1951~1952年任北京市人民代表;1954年起至逝世前连任全国政协第二、三、四、五、六、七、八届委员,第六、七届全国政协常务委员。陈岱孙教授1956年任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委员,不久任该委员会经济组副组长;还任中华全国外国经济学说研究会会长、北京市经济学会副会长等多项学术兼职,并于1984年起任清华大学名誉教授。

陈岱孙教授在平凡而杰出的教育生涯中,为我国高等教育事业和经济科学的建设与发展,做出了宝贵的贡献。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陈岱孙教授坚定地拥护和支持党的四项基本原则和改革开放政策,并在自己的理论研究和教学工作中,为此做了大量的工作。他在长期担任全国政协委员和常委期间,积极参政议政,为党和国家制定政策发表了许多重要意见,提出了有价值的建议。陈岱孙教授一直受到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关怀和重视,并赢得了海内外各界人士的广泛尊敬和爱戴。

陈岱孙教授是20世纪的同龄人。他自幼饱受中国传统文化的熏陶;早年留美,对西方经济学作了精深的研究,融中西文化学术于一身。70年来,陈岱孙把他毕生的精力无私地奉献给了我国的教育事业,特别是在清华大学、西南联大和北京大学期间,为国家培养了一代又一代人才,春风化雨,桃李满天下。他年愈八旬还坚持上讲台,年过九旬还亲自带研究生,令人称颂不已;他渊博的学识,高超的教学艺术,严谨求实和平易近人的风范,更令一代又一代的学子称道并引为楷模。在陈岱孙教授的心目中,教书育人的事业也早已不仅仅是一种职业和责任,而且是人生的一大乐事。

陈岱孙教授在自己漫长的教育实践中,不仅积累了极为丰富的经验,而且对教育理论有很重要的贡献。他一贯倡导学生应德、智、体全面发展;他认为应将专才和通才的教育结合起来;他希望学生有金字塔式而不是独秀峰式的知识结构;他强调经济学的教学研究,一定要理论联系实际,要实行基础理论和应用学科的恰当结合,还要提倡不同学术观点的争鸣和对新问题的探讨等。他本人在所有这些方面都为我们树立了榜样。多少年来,他总以求真求实为准绳,不随波逐流,不人云亦云;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一旦发现认识有误,立即改正,从不掩饰。他对待青年学生,真诚宽厚,诲人不倦,从不以权威自居;而他自己,则活到老,学到老,永无自满和停息之日,以至于他自谓:老之将至而不知,知后还要“挣扎着不肯服老”。这是他坚韧不拔地追求真理和自我完善精神的生动写照。

作为当今中国教育界和经济学界的一代宗师,陈岱孙教授始终热切关注国家和民族的命运,并以经济学为武器,为捍卫国家和民族利益,为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奋斗不息。陈岱孙在抗战期间发表了许多文章,或抨击国民党的亡国政策,或为抗战积极出谋划策。抗战胜利后,在时局危难之时,陈岱孙教授同其他著名人士一起,发表宣言,反对独裁,呼吁停止内战,要求和平建国。在新民主主义革命即将胜利的那些令人难忘的日子里,陈岱孙教授热情地迎接新中国的诞生。在新中国成立初期,他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观察、分析问题,在政治思想和学术思想上实现了质的飞跃。他在这个时期撰写的40万字的《经济学说史》教材,就是这一思想变革的成果。可惜不久后开始出现的不正常政治环境,  已不允许他的学术成果公开出版,这不能不说是一大憾事。随后出现的接连不断的“左”的政治运动,尤其是十年“文化大革命”浩劫,更使他身不由己地陷入空前困境,使他的学术活动长期受到限制。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陈岱孙教授已是耄耋之年,但他的精神面貌之振奋,学术思想之活跃,著述成果之丰富,却是空前的,真可谓焕发了学术的青春。十多年来,他陆续发表了包括专著、论文、教材、回忆录和随笔等各类题材的成果,总计不下百万字,这还不包括他在各种场合就各种问题发表的多次谈话,为多位作者的各类著作撰写的几十篇序言。这些序言大都是具有独立的学术价值的论文。他的这些成果,以及解放前后发表的各种论著,先后结集发表于《陈岱孙文集》(两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和《陈岱孙学术论著自选集》(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

密切关注和研究我国社会经济生活中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是陈岱孙教授近20年来学术活动的主要内容和突出特点,其作品有对历史经验的深刻总结,有对现实生活的深入洞察,还有对基本理论的审视和反思。这些文章的发表立即受到各方的关注和重视,尤其是在经受了曲折发展的改革实践和现实生活的检验被证明是正确的时候,愈发使人们感到他的思想见解之深邃和可贵。

如何正确对待西方经济学和经济政策,是一个十分重要的理论和实际问题。早在1983年,陈岱孙教授就在题为《现代西方经济学的研究和我国社会主义经济现代化》的著名论文中,提出了现已被人们普遍接受的具有指导性的意见,即对西方经济学,不应一概排斥,也不应全盘接受。他认为,一方面,由于国情不同,西方经济学不应也不能作为我们的指导思想和理论基础;另一方面,在一些具体的问题和方法上,又有可资借鉴之处。

如何认识和把握我国经济生活的现状和规律,确定改革和发展的总体取向,是又一个事关全局和改革命运的大问题,陈岱孙教授同样提出了重要的意见。他历来主张,我们不能走某些西方国家以扩张性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为特点的老路,而应当从发展生产力着眼,不断提高劳动生产率,增加供给;同时要注意加强宏观调控,以保持总量平衡和各部门的协调发展,力求避免出现大的波动;他对我们经济中不时出现的过热现象,尤其是过高的通货膨胀,深表忧虑和担心。他多次重申早在1936年发表的《通货膨胀与岁计》中的一个观点,即认为通货膨胀是对一部分人实行剥夺的一种“坏税”。事实已经证明这些观点都是正确的。

陈岱孙教授对西方经济学有精湛的研究,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同样有很深的造诣。1981年出版的专著《从古典经济学派到马克思》是他的一部代表作,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成为研究西方经济学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必读之书。从那以后,陈岱孙教授在这个领域不停地耕耘,不断有新作品问世。在这些作品中,有一些研究课题是他自己提出来并率先作了探讨,提出了崭新的见解。例如,他早在80年代初就研究了经济自由主义和国家干预主义这个重要问题,并取得了重大成果,撰写了题为《西方经济学中经济自由主义和国家干预主义两思潮的消长》论文。另外一方面,他还对人们似乎熟悉的某些课题进行了新的探讨,提出了令人信服的新结论,澄清和修正了长期以来学术界根深蒂固的某些概念。陈岱孙教授在70年代末对法国重农主义领袖魁奈的具有历史价值的著名的《经济表》所涉及的分析方法、模式和再生产的规模等问题的研究,就是一个例证。直到今天,陈岱孙教授的这份成果在国内外学术界还是独一无二的。陈岱孙教授对所谓“亚当·斯密矛盾”的研究是另一个例证。对这样一个既是国际性又是历史性课题的研究,陈岱孙教授以其敏锐的洞察力和深厚的学术功力,从两者在其作者思想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从斯密哲学思想的来源和发展,从两者理论内容的比较等方面,进行了十分缜密和深入的研究,得出了令人耳目一新的结论。

陈岱孙教授的一生是热爱祖国的一生,是为民族独立和国家富强不懈奋斗的一生,是为我国教育事业和经济科学无私奉献的一生。他在70年的教学和学术生涯中,不断探索,开创了新中国经济学研究的先河;他一生勤勤恳恳,诲人不倦,洁身自爱,人品高尚,在学术界享有崇高威望。他的光辉业绩和卓越成就为后人留下了宝贵财富和榜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