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北大经济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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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健林:雁留声妙如歌——晏智杰教授访谈录

2012-04-11  

 

今天是约定访谈的日子。忐忑地按下门铃后,房门很快打开,迎接我们的是一个精神矍铄的老人。晏老热情地领我们到客厅坐下。客厅不大,布局却颇为错落有致。给笔者留下印象最深的是一叠厚厚的报纸,一眼扫去,《人民日报》、《新华日报》等报刊上还有稀疏的勾画。后来我们得知,晏老正式退休虽已四年,可学术活力不减,会议、讲学等社会活动并未告止,由这一叠厚厚报纸便可见一斑。

晏老于1957年入北京大学经济系,而2012年正值经院100周年庆典,屈指算来,其间跨度55年,恰为院史半数。人生到处知何似?应似飞鸿踏雪泥。晏老忆起半个多世纪的韶光,侃侃而谈,其间颇多动人片段;在此略作整理,以期后人能分享晏老求学、治学之经历,管窥时代之风貌,览见晏老作为前辈学人的雅量风姿。古人言“先生之风,山高水长”,殆谓此矣。 

 

1957级校友返校

 

负笈燕园,得遇名师

晏老是1957级的北大经济系学生,五年制本科毕业后,他成为经济系具有报考研究生资格的20名学生之一。当时的经济系有两位教授招收研究生,樊弘教授是研究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的大家,一代宗师陈岱孙先生则招收西方经济学的研究生。时逢1962年,是研究生招考制度恢复的首年,两位执学界牛耳的大教授居然都招研究生,不禁让晏老激动了一番。思来想去,由于对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具有浓厚兴趣、樊弘教授还审核过晏老的本科生论文,加之陈岱孙先生家学渊源深厚,又较为严肃,不免让人生出敬畏之心,这么一来,晏老就报考了樊弘先生的研究生。那时的研究生还是个稀罕物,招考远较今日为严,又是在北大,高强度的考核很是把人折腾了一番。据晏老回忆,那时候连考两天不曾间断,有时几门撞到一起,连吃饭的时间都挤不出来。

紧张的考试过后,便是焦虑的等待。直到有一天,经济系党总支书记要找晏老,晏老心知录取结果出来了,心中忐忑自不待言。书记开头一句话“小晏,恭喜你”顿时让晏老心花怒放,还未待晏老回话,书记接着一句“组织上决定录取你做陈岱孙先生的研究生,研究西方经济学”,顿时让他发懵了。

晏老回忆起这段经历,脸上带着孩童般的笑容:“当时我真是又惊又喜。能做陈岱孙老先生的研究生,真是求之不得!可惊讶也是难免的,便开口问‘为什么会这样呢?陈岱孙先生同意了吗?樊弘先生同意了吗?’党总支书记笑说‘这是组织上的决定,你就不要操心了。组织对你寄予厚望,希望你能好好跟着陈岱孙先生学,把他的西方经济学的知识传承下来,这也是组织交给你的任务。’我当时又是震惊又是激动,组织把这样的任务交给我,是很大的荣耀,也是很大的责任。”

就这样,晏老成了陈岱孙先生的嫡传弟子。忆起跟着陈岱孙先生做研究的三年半时光,晏老的语调转为低沉而郑重:“岱老对我的关怀是无微不至的。他对我这个弟子真可说是尽心尽力,不会再有哪个导师像他这样,对学生的学习、生活倾注这么多的心血。可以说我是陈岱孙先生手把手带出来的,有同学说我们已经超越了师生关系。”

谈起这段珍藏在内心最柔软角落里的时光,晏老真是兴致勃发、滔滔不绝,连一个细节都未曾忘记。

研究生的三年半中,陈岱孙先生对晏老的要求十分严格。“每个学期开始,他会找我一起制定这个学期的课程安排,给我说明,哪些课程是重点,哪些一般了解即可。二年级时,基本的课程学完了,他又要求我拓展知识面,学哲学、历史、逻辑等。然后,他又亲自给每位任课老师打电话,特意嘱咐说他的学生要过去听课。因此那些对外系并不开放的课,我去听没有一次受阻。

 

1992年陈岱孙先生与学生晏智杰在一起

 

而最重要的几门主干课程,则是岱老给我亲自讲授。他上课方式很独特,都是在他的家里一对一上课。当时他家在镜春园79号甲,一个独门的小院。每次到了以后,我坐在长沙发上,岱老坐在对面的单人沙发上,先说几句闲话,茶几上放个老式闹钟,响了三下就准时开始。这个课是怎么上的呢?课前他都事先布置好了这次课要学的东西,让我先预习。上课时,我先来讲一下这一周读书的收获、问题和答案,用15分钟左右的时间汇报。然后,他才开始讲,不是照本宣科,而是从我的问题入手讲。讲课从3点开始,到5点半结束,非常准时,他的家人从不打扰。这个过程让我感觉非常有压力,你要想,在这样一个学贯中西的大学者面前,没有好好准备,怎可能蒙混过关呢?这个过程同时又让我感觉非常充实,准备这些问题花了相当的精力,听得也格外认真,所以收获特别多。就这样,岱老先后给我讲了马克思的《资本论》、亚当斯密的《国富论》、李嘉图的《经济学原理》、马歇尔的《经济学原理》。当时上课用的多是英文原版教材。说起英文,那也是岱老教给我的。我在本科学的是俄语,读研究生后跟着西语系听了一年的英语课。一年后,岱老说,语法部分都学过了,那就不必跟他们学了,我们一起来学吧。于是,上课时,我先拿出一段《国富论》的笔译,他当场批改,评点哪里翻译得好,哪里译的有问题,应该怎么译。然后,我再朗读一遍。我经常发音不标准,他笑说我是澳大利亚英语,然后给我讲英美的发音。就在这个日常学习中间,他把英语一点一滴地讲了。”

晏老回忆起这段时光,很有感触地说:“陈岱孙先生这种教学方式对我启发很大。我原来的想法是老师讲我来记,但岱老说,这样不好,要自己学,研究生一定要以自学为主。他还说,要勤于想问题,善于提出问题、研究问题,不要怕出错。这是他的主导思想。他的教学不是灌输式的、填鸭式的教学,而是启发式的、探讨式的教学。这样的教学方式让我获益很大,不仅学书本上的内容,关键是学到一种提出问题、探索问题的研究精神,进而能对知识有自己的解读。这样的影响甚至延续到我之后带研究生,我也是用这样的方法,去教我的研究生;他们也说这样能学到真本事。其实都是从岱老那儿来的,这是他留给我的无价之宝。”

不仅是学习,在生活上陈岱孙先生对晏老的关怀也是无微不至。每到放假,陈岱孙先生都对晏老说要好好休息,辛苦了一个学期,让自己放松放松;同时又嘱他多去打球、游泳,晏老说“不会”,陈岱孙先生就告诉他要学,要多锻炼身体。晏老回想起来,笑道:“陈岱孙先生的意思是希望我成为一个既懂学习、又会生活的人。在业务上有长进,各方面也能全面发展。现在看来,他是对的。”晏老还回忆到,有一次老父亲重病,在北京调养;陈岱孙先生听说了,便决定过来探望。晏老父亲得知后说:“还是不要让他来好,我病成这个样子,他来看了会难受的。你跟陈先生说,感谢他的好意,但还是不要让他来了。”这件事情,晏老回忆起来深有感慨:“两个老先生,心是沟通的,都可以说是为对方考虑。虽然陈岱孙先生最终没有去,但他对我生活上的关心、对我家人的关心,是使我终生难忘的。”

工作之后,亦师亦友

光阴荏苒,三年半的研究生生涯很快过去。1966年6月毕业时,晏老被分配去广州的暨南大学,迟迟得不到动身的通知后,一问才知道,原来是陈岱孙先生发话了,一定要把他留在北大。晏老正当壮年,正想大干一番,可十年动乱不期而至,打乱了一切的计划。忆起那段年月,晏老的心情略显激动。在那场浩劫中,陈岱孙先生亦受到冲击,被扣上“资产阶级学术权威”的帽子。由于与陈岱老关系密切,晏老也被打成“修正主义苗子”。万马齐喑的大环境,在陈岱孙先生与晏老之间筑起一道高墙。师生之间的正常交流竟成奢侈之事,令人扼腕叹息。晏老忆起,那时乾纲倒置,与岱老的交流颇受阻隔,亦有危险。陈岱孙先生为学生安全计,也嘱他不来。一天夜里,他再无法抑制对恩师的思念,借着夜色掩映,绕过未名湖,偷偷来到镜春园79号甲,敲开了岱老的家门。岱孙先生惊讶之余,问有什么事。晏老回答说“只是想看看你”。一时师生二人相对感喟。待不多久,岱孙先生的堂妹打开木门,看看四处没人,忙让晏老快走。这师生二人的匆匆一晤,迄今卅年有余矣;可在晏老谈来,诸多细节仍历历在目,足令听者动容。

暴风雨过去之后,北大迎来新生。晏老忆起那段真正开始研究工作的时光,又提到陈岱孙先生对他的关怀。晏老搬了家后,有一次回到新家,邻居对他说,陈岱孙先生来看你了,可惜你不在。晏老非常吃惊,因为自己住在五层,陈岱孙先生已是耄耋之年,腿上又长了骨刺,拄着拐杖上五楼非常不方便。晏老赶忙跟陈岱孙先生联系,说明了情况。不料第二天有人敲门,开门一看竟是陈岱孙先生,晏老赶忙迎进来。回忆起这件事,晏老至今仍很是感动:“那时我才搬家,家里还没收拾好,东西都乱堆着。陈岱孙先生是第一个上我家来的。他还说看到我们这些小辈生活改善了,他很高兴。多好的老人哪!”闲聊了一阵之后,陈岱孙先生说还有一件事嘱托。

“当时他说得很郑重,我忙问他是什么事。岱老说,希望你重新研究西方边际主义学说,过去这个学说被批判了几十年,被认为是庸俗的经济学,现在看来这种看法是有偏颇的。我现在年纪大了,搞不动了。希望你把它搞起来,系统地研究一下。我当时心情真是很激动。原来的导师,现在可以说是同事,又是这样一个泰斗级的人物,这样郑重地把课题交给我,我当然答应下来。但是又怕自己知识储备不够,他说不要紧,他会帮助我。我当然心花怒放,心想一定要弄出点成果来,才不负了导师的殷殷嘱托。”

当时刚刚打倒四人帮不久,学术条件远不如今。思想上不够开放,“左”的遗毒还使得学术界进行讨论相当困难;不仅如此,研究资料也很匮乏。晏老为了这个课题,到处找人请教、找资料,一弄就是七年。北大图书馆、北海后头的北京图书馆、雍和宫处的北京图书馆分馆,都有他的足迹。晏老还说:“这个研究过程中,还得到了陈岱孙先生及时的、有力的指导。记得我写完第一稿,十万字,拿给他看了,他写了几大页纸的意见,包括书的书名、内容、参考文献、研究思路,真是无所不至。后来也是在岱老的关怀下,带着这个课题出国,做了大量的研究。到1987年书稿(即《经济学中的边际主义》,笔者注)完成,他又给我的书写了精彩的序言,这序言可比我的书价值高多了,尽是画龙点睛之笔。”

完成了这个课题之后,晏老又开始系统地研究西方经济学说史。“自然,这些课题也得到了岱老的指导。我先后写成了《亚当?斯密以前的经济学》、《古典经济学》、《边际革命和新古典经济学》,三本书合著成一卷本,就对西方经济学说史作了一个全面的梳理。这些都完成之后,岱老又给写了一个分量很重的序言,他说我的研究是‘打破了旧模式,在一个比较新的模式之下来重新研究了西方经济学发展史上的各流派,提出了富有创造性的见解’,这是他的评价。这些成果的取得,也和他的指导是分不开的。”

晏老的第三个重要学术成果是对于劳动价值论的研究。“这个研究的影响是比较大的,也得到了各界的大力肯定。我要说的是,虽然这个研究还没进行完的时候,岱老就过世了,可是我的基本论点和思路他都是知道的。”

自晏老1962年成为陈岱孙先生的研究生起算,迄今凡49年。陈岱孙先生杏坛传教,晏老负笈求学,半个世纪的师生佳话,只言片语实难写尽。记得曾看过一张陈岱孙先生故居的照片,画面上,云波翻滚、镜湖悠悠,是一代宗师高风亮节的最好写照;其下树影幽幽、古木蜿蜒,寓意着无数后来子弟志继绝学,终成栋梁之器。谨以此为记。

 

新的百年,展望未来

最后,晏老谈到经济学院近年来取得一系列成就,在全国的经济学院中名列前茅,不禁露出欣慰的笑容。作为老院长,晏老还对经济学院未来的发展谈了几点看法。 “对于经济学院的发展,我觉得比较重要的有三点。一是要同国家的改革发展紧密结合。要把为国家的改革发展服务作为科研的忠心和培养学生的最终目标;二是理论研究要兼顾历史与现实,以历史为经验,以研究现实问题为目标;三是在要加强同兄弟院校和国际的联系,吸取他们一些先进的做法。”

对于经济学院学术上争鸣、生活上团结的传统,晏老特别谈了自己的看法:“一个学术单位,如果学术观点上没有争锋,那是很不正常的事情。希望这种学术讨论,能够突破教条,又不脱离实际;能以实践作为检验真理的标准,把这种平等、热烈的讨论传统继续发扬下去。”

晏老年逾古稀,可对经济学院的建设仍保持着相当的关注。谈到经济学院的教学队伍日益年轻化,他乐呵呵地笑了。他说他对现在的年轻教师寄予厚望,希望他们能够锐意进取,学有所成,教有所成。最后,晏老欣然提笔,将一番深深的祝福,倾注在情意浓浓的笔墨之中,书下“百尺竿头,更进一步”八字,表达了对经济学院最美好的祝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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