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北大经济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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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小锋:厉老师和我的个人“危机”

2012-04-10  

我是1977年考上北大的大学生。在当时的北大经济系(后为经济学院以及衍生出来的光华管理学院和中国经济研究中心)  的老师队伍里,大致可以分为三代人物。第一代是以陈岱孙为代表的一代宗师,第二代是相隔二、三十岁的、以厉以宁为代表的中年教师,第三代是又相隔二、三个岁的以77、78、79级为代表的新生力量。我有幸受教于前两代宗师,更有幸的是,在人生的关键时刻甚至是人生的危机关头,得到老师的出手相助,化“险”为夷,这是令我终生难忘的。

说起当年的北大经济系本科77级真是人才汇聚,思想纵横。厉老师等一批优秀教师是大家的偶像。按说厉老师教的当代西方经济学属于高年级课程,应与同学们接触较晚;但是通过阅读厉老师的文章、著作,更主要聆听厉老师的讲座,大家早巳领略厉老师的风采。我记得厉老师给我们做过“西方国民收入统计”的讲座,使我们大开眼界。虽然当时学术界批判西方把服务业也计入产值的做法,但我国经济统计不承认服务领域即第三产业也创造价值的做法,却引起青年学生们的激烈讨论。

也正是在厉老师的启发下,我研究了大量文献,撰文认为我国的经济统计只算“物质生产”领域的产值,是一种拜物教的表现,不仅脱离了现代经济发展的现实,本身也违反了马克思的原意。马克思并不否认服务劳动创造价值和存在剥削关系,但因为马克思理论从抽象到现实的研究方法,在《资本论》前三卷主要讨论物质生产领域,舍弃了服务领域,但在后来的手稿即剩余价值理论中有大量对服务劳动的生产关系的分析。而学术界片面地、孤立地和停滞地理解马克思经济理论,造成对现实经济发展不利的统计方法。因此我写了一篇文章:《劳务价值论初探》批评了过去“狭隘的”劳动价值论,论证了服务劳动也有产品即劳务,劳务有使用价值和价值;现实中存在“三大部类”:农业、工业和服务业;三大部类也存在互相平衡的关系式,因而第三产业也是生产性的;因此作为政治经济学基石的劳动价值论的外延应该拓展:包括商品价值论和劳务价值论;这种新的劳动价值论不仅对政治经济学的完善,而且对中国现实经济的发展都是有好处的。

这篇文章锋芒甚健,触动了当时的政治经济学的基础,可以说是闯下大祸之作。但是初生牛犊不怕虎,我把文章投寄给最高的专业刊物《经济研究》了。

    19814月,这篇一万多字的文章居然在《经济研究》杂志上发表了。马上掀起了轩然大波。不久,最权威的经济学家孙冶方先生召见我,我赶到中国社科院经济所会议室一看,满满地坐了50多人,刘国光先生主持,还有国家统计局的领导,都发言点名批评我的观点,虽然也点了于光远、萧灼基等人的名,但他们都不在场,只有我一个人在,我最后表示了不同意见,就说一句话:感谢孙老的批评,但是我不打算改变观点。 8月,孙老的发言发表在《经济研究》杂志上,上面也点了我的名字。还有外校的著名教授写信批评我,甚至在火车上都听到外校的学生说他们老师在课堂上批判我的文章。

当然在系里也有反响。有的老师找我谈话,反复争论。更要命的是,系里安排一位周教授指导我的毕业论文。周老师是《资本论》研究的权威,平常很严肃,上课要是有人瞌睡,周老师会扔粉笔头,百发百中,同学们都有点怕他。我准备了两天,心里默念着不要紧,硬着头皮上门请教。结果是一场互不退让的争论。我就是一个态度:虚心接受指导,但是观点不改变。周老师只好说,我不指导你了,换导师吧。系里只好安排了萧灼基教授来指导,于是皆大欢喜。

但是高潮还在后头:全系师生欢送77级毕业的典礼上,在大家的欢声笑语中,突然站起了年轻的解老师,他很严肃地说,个别毕业生发表反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我们无产阶级不能培养自己的掘墓人云云。顿时气氛紧张起来,谁都知道是指我,但我只是一个学生,不好反驳。就在这节骨眼上,厉老师站起来大声说,不能这样对待学生,不能这样上纲上线。还说了一句令人深思的名言:有些大人物一言九鼎,但他的话十年后没人记得;有的年轻人人微言轻,但他的话十年后仍然有人想起。这番话顿时给大会和我解围,至今想起来仍然使我感动不已!

当时理论界中“左”的思想余毒还很深,“反马克思主义”的大帽子是很吓人的。外有孙冶方等权威的批评,内有系里教师的批判,要是在过去,早被打成右派了。我只是一个普通的本科生,面临很大的压力。我最怕的是此事会影响毕业和研究生的录取,还可怜担惊受怕的父母。幸亏时代不同了,在厉老师等有影响力的教授的挺身支持下,我被录取为当代西方经济学专业的研究生。

事后我与厉老师谈起此事,厉老师说为了支持我,采取了不过激反抗、拖延时间的策略,让时间来解决问题,“十年之说”果然奏效。几年以后,国家提出大力发展第三产业,国民经济统计也吸纳了第三产业产值,服务经济学理论得到迅猛发展,我的文章也逐渐增加了“被好评”。

可以说,厉老师的丰富经验和挺身救助,对我处于关键时期的人生发展是太重要了!幼苗易折,然而一旦呵护成功就会茁壮成长。厉老师有过类似亲身经历,因而以“四两拨千斤”的策略保护了我。我在以后的教师生涯中,也尽量呵护学生。这也得益于厉老师的教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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