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北大经济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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崔建华:有多少岁月可以重回——写在北京大学经济学院百年院庆之际

2012-04-10  

19828月28日,不满17岁的我,带着沉重的行囊——一个大大的木头箱子,几乎上世纪80年代初期许多大学生的标志性的行李,在长沙登上贵阳开往北京的列车,从“鱼米之乡”湖南来到北京大学经济系学习。虽然是直快列车,但传统的那种绿皮火车,行进的并不快,路程的时间超过一天一夜。人很多,车厢内嘈杂、拥挤,空气甚至有些污浊。一路是站到北京的,甚是疲惫,说实话,人生中的第一次长途旅行,去往从小向往的首都,旅程并不是想象的那么美好。1985年5月25日,本科三年级的时候,在北大办公楼礼堂,现场见证了北京大学经济系改建为经济学院。这在北京大学的历史上也是可以大写特写的,因为经济学院是中国改革开放以后北京大学设立的第一个学院。从未曾想到毕业后在此工作,时光流淌,至今已经整整30年。虽未生于斯,但从青年到中年,可谓是成长于此,也算是经济学院的“老人”了。粗略估计了一下,今天经济学院的百余位在职教职员工中,在经济学院(系)的时间连续三十年以上的不超过20位。由于种种原因,有十八年不曾回到家乡,由于故乡城市的发展与变化,以至于认不出回家的路,自感惭愧,体会到了一点点“少小离家老大回”的惆怅与不安。

北京大学被称为中国的“最高学府”,总让人感觉神秘而遥远。怎么考上北大的?有什么秘诀?这是经常被人们问到的问题。其实我还真回答不出来。只记得中学当年几乎军事化的“残酷”管理,让一切都变的那么简单。不是说考上北大是轻而易举的事情,而是说生活的一切变的非常简单、那么单纯,全都是为了学习、为了高考、为了通过那座人人皆知的“独木桥”。虽然当时就读的是一所历史悠久的著名的重点中学,但是它处于山区,远离城市,条件还是非常艰苦的。当时的高考在7月7日至9日,南方的天气异常闷热,我还清晰地记得,高考的那几个夜晚,因为太热,是在紧紧挨着的两个楼之间的露天过道中度过的,因为那里要凉快一些。没有想到高考成绩出来以后,据班主任说,我是地区(当时叫“地区”,后来称“市”)第一名,在省里也是前几名。那时没有现在的所谓“状元”热,也觉得实在没有什么可以炫耀的,是不是地区的“状元”,至今也没有去证实。

其实最开始时我想学习法律。父亲是几十年的老公安,但是在填报高考志愿时不主张我学法律,于是便报考了经济系,第一志愿是“国民经济管理”专业,但是却被第二志愿“政治经济学”专业录取。还好,都是属于经济系的专业,没有跨学科(今天来看是跨学科了,一个属于商学,一个属于经济学)。从此,我们这个班被称为“82政”。这是一个比较大的班级,50多位同学,分别来自18个省、直辖市和自治区。在那个年代,象政治经济学、哲学等这样的专业,属于传统的大专业,录取人数较多也就不足为奇了。

 

 

“文革”期间,北大经济系部分教师曾往江西鲤鱼洲劳动。1996年10月,青年教师崔建华前往该地,探寻前辈的足迹。房屋和标语为当年原物。

 

    年少痴狂,初见未名湖,第一反应竟是“难道这也可以叫湖泊?”,该话语脱口而出,对北大人引以为豪的圣地如此不恭。也难怪,我的老家湖南益阳是洞庭湖边的三“大”城市之一(另外两个是岳阳和常德),从小时候起,湖泊给我的印象就是面积很大甚至烟波浩淼,未名湖这样的在老家也许就是一个大一点的池塘而已。当然,年少的无知与轻狂总会被很多的因素所改变。那时候的大学生,是所谓的“天之骄子”,毕业以后是计划分配,大多去政府机关工作,心气高的很。刚进北大不久,学校团委、学生会的领导,记得有一位李老师,就很严肃地告戒大家,上了北大,不要以为自己有什么了不起,不要只想什么做部长、总理这样的大官、发大财,要立志做普通劳动者。这是最普通而深刻的人生哲理。仔细回顾一下,领导言之有理,自京师大学堂以及北京大学创立以来,数以十万计的前辈和校友中,做大官、发大财、做大学问的确是寥寥,绝大多数真是默默无闻的普通劳动者。当然,对我们影响最大的还是我的老师们。学生是没有资格评价老师的,但我还是要发自内心地说,这是一个非常优秀、智慧而富有敬业精神的群体。进北大经济系读书时,经济学界泰斗陈岱孙先生是我们的系主任,虽已是82岁高龄,还亲自主持迎新,并且为我们讲授第一课:经济学是致用之学。亲历大师教诲,三生有幸。本科期间,时尚而活跃的何绿野老师、要求严厉的陈德华、智效和、雎国余、王茂湘老师为我们讲授“政治经济学”、把枯燥的数学讲得活灵活现的王其文老师、以“问题很明显”为口头禅讲授“中国近代经济史”的蒋建平老师、睿智幽默讲授“美国南北战争与庄园经济”等专题的厉以宁老师、不苟言笑慢条斯理讲授“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史”的张友仁老师、严谨求证到期末只讲完教材1/3内容的教授“发展经济学”的范家骧老师、敢说敢言观点常新的讲授“西方经济学”的梁小民老师、将经典理论讲得非常透彻给人以智慧启迪的讲授“资本论”的萧灼基、徐淑娟、弓孟谦、金以辉、周勤英老师、帅气十足讲授“美国经济”的洪君彦老师、声音洪亮经常与学生一起讨论“经济法”案例的高程德老师、绘声绘色讲授“经济地理”的陆卓明老师、常以故事方式讲授“中共党史”的江长仁老师、此外还有胡代光、石世奇、闵庆全、傅骊元、刘方棫、李德彬、张康琴、张德修、巫宁耕、胡健颖、李庆云、陈为民、陈良琨、朱克烺、秦宛顺、靳云汇、范培华、张胜宏、靳兰征、商德文、杨岳全、余泽波、陈颖源、曹凤歧、刘伟、刘文忻、王志伟、李心愉、田醒民老师……,还有我们先后的三位班主任:周元、丁国香、刘星星老师。老师的教诲不仅给以知识、智慧与责任,更重要的是让我们的心态更趋于平和。慢慢地,才感悟到“未名湖是一个深深的海洋”,而不是简单的湖泊,更不是池塘。

当年入北大时,随录取通知书一起发放的,还有落款为“北京大学招生办公室”的“新生入学注意事项”。该事项共十条,其中第一条的内容是:“我校在全国招生,学生毕业后由国家面向全国统一分配。要求新生做好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坚决服从组织分配的思想准备。”本科毕业后,我并没有参加分配,而被免试推荐上研究生,师从张秋舫教授。她已故八载有余,师恩如海,百年院庆之际,更加怀念。张秋舫教授和我的师生缘可以追溯到1985年,从此至今,我虽然没有什么学术成绩,有负老师的栽培与厚望,但是,我对房地产的兴趣爱好就是由张秋舫教授引领的。那年,我们班的大部分同学由刘伟老师带队去江苏连云港实习,进行社会调查,我却选择留在北京。张秋舫教授带领我和几个同学做与房地产有关的调研。她对中国改革开放进程中新的学术领域的出现具有真知灼见,是经济学院乃至全国最早从事城市经济与房地产经济研究的专家之一,曾经担任全国土地经济研究会副会长、中国城市经济学会理事、中国房地产及住宅研究会理事、中国城镇住房制度改革研究会特邀专家等职务,她在北大率先招收城市经济学方向的研究生,并且开设系列课程和从事课题研究。她时常邀请学生到她在中关园(后搬到朗润园)的家里小聚,亲自下厨做可口的佳肴。她以女性特有的慈祥和学术智慧培养着学生,春华秋实,桃李芬芳。

 

张秋舫老师(右一)与张友仁、萧灼基、孙祁祥老师等在一起

 

82政”是一个大班,也是一个非常和谐的集体。北京大学校友网的班级平台中,很多年前开始直到今天,该班人气一直排名第一,也吸引着其它专业的同学参与进来。刚刚恢复高考时候,大学生的年龄差异很大,到1982年,已经明显缩小。在我们班,年龄差异最大在四岁多一点。尽管如此,后来同学们还是按照年龄差异,分“82政”的“十大元老”和“十大后生”(包括女生),我是十大后生之一。外号是我们班的特色,同学之间时常以外号亲密相称,例如“皇帝”、“根号二”、“五分硬币”、“日本鬼子”、“ONLY”、“花帅”等。在我们班内部,大学毕业后组成了五个家庭,这恐怕在北大历史上的各个班级中也是很少见的。在我们班,有许许多多的小故事,例如:

故事一:岱者,泰山也。1997年7月27日,陈岱孙先生辞世。当年北京的一报纸报道,岱老最后的留言是:“我要自己起来。我要是起不来,就永远起不来了。”我们班的洪磊和陈谷同学大学期间拜访岱老时,岱老回忆起年轻的时候,自己一个人背着一枝猎枪,从北京沿长城徒步走到山西。

    故事二:1984年,新中国成立35周年,参加国庆当天的群众游行和晚上在天安门广场的群众联欢是重要的任务,1982年级的同学是主力。那时要求队伍一定要走的很整齐(一横排有100多人),为此经常(包括暑假的一段时间)在东操场训练。实际上游行的时候,根本管不了那么多,最后人们说北大的队伍很“活跃”。著名的横幅“小平您好”就出现在北大的队伍中。我当时自己动手,用红纸和黄纸制作了一面小国旗举着,这在队伍中也算是比较特别的,在有关的图片中虽然看不到我个人,但能够看到我举起的国旗。

故事三:教哲学的田醒民老师告诫我们说:经济系的同学不学哲学危险啊不学哲学,那你就是墙头草,随风倒。上“马列经典著作选读”课时,老师问某同学:“马克思的这段话有什么意义?”同学自豪而干脆地回答道:“老师,有重要意义。”

故事四:洪君彦老师很帅气,讲授美国经济课程,很受欢迎。有时能见到洪老师在校园里骑着一辆很时髦的自行车,车座拔得高高的,穿着牛仔裤,上面绣着美国某大学的Logo。用现在的话说,帅呆了。

故事五:有一次学校在东操场开学生大会。学生扛着很沉的凳子,从宿舍(男生在28楼,女生在31楼)“长途跋涉”前往。操场只有两个不大的铁门,全校学生花了将近一个小时才进门坐好,闹哄哄开一个小时的会(估计相当部分学生没有听清楚会议的内容),然后再花一小时撤场回到宿舍。

故事六:有一次,全班活动,游览长城。游览过程中,酷爱诗歌的某同学诗兴大发,为同学朗诵他即兴写的诗歌。后来,大家只记住了其中的一句:啊,长城,你真他妈长!近30年前的“诗”,有这样的句子,是不是很“潮”?

故事七:“82政”男生当时住28楼3层的最北边,大部分房间可以居高临下地看清楚北大的中心地带三角地。用房地产行业的话说,是黄金位置。当年(好象是1985年)聂卫平击败加藤正夫,为中国赢得中日围棋擂台赛的最终胜利,全校沸腾。一同学当即朝楼下扔了一暖水瓶当爆竹,庆贺胜利,这在当时真的是非常奢侈的行为,很舍不得的。

……

感谢我的同学们所提供的真实的故事。在北大经济学院(系)的学习,是人生中最宝贵的时光,真祈祷岁月可以重回!

纵观北大的历史与渊源,人们常说,作为中国第一所国立大学,秉承了中国两千多年的“太学”传统。在多个场合,我和同学们交流时,开玩笑地说,北京大学应该改名叫“北京太学”。当然,复古改名是不可能的,终归是幽默一下而已。但是,我又是认真的,因为“太”与“大”之比较,在于“太”字比“大”字多“一点”。北大之所以为北大,就是要“多一点”。多一点什么?是多一点对民族和国家的贡献?是多一点社会责任?是多一点精神?是多一点创新?是……?也许任何一个人都无法全面诠释“多一点”的真正内涵,但是一代又一代的“北大人”已经并将继续用行动去证明它。“北大人”如此,北大的“经院人”又何偿不是如此呢?。

百年庆贺之际,祝福你,北京大学经济学院!辉煌,归于你的过去,也必定属于你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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