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北大经济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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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军:燕园风骨——怀念陆卓明老师

2012-04-10  

 

200911月28日,北京大学,上百人聚会庆祝国际经济系成立50周年。系主任王跃生介绍了系庆活动募捐情况和资金使用计划,四项动议中排在榜首的是为已故教授陆卓明出版《世界经济地理结构》一书。与会者用经久不息的掌声表示赞同,随后校友们开始在网上热烈追忆陆老师。悄然间,参加追忆活动的人越来越多,远远超出国际经济系和经济学院的范围。

北大人不会轻易激动,却如此执着地关心一本书的命运。首先是由于这本书非常特别。陆老师是世界经济地理领域一个罕见的天才,他倾注了毕生心血研究探索,为我们留下了唯一一本集大成之作。听过陆老师课的学生都熟悉该书的内容,也明白它的价值:近百张地图用不同大小的圆圈、三角和其它几何形状标出世界各国的资源分布、经济布局和发展程度,也包括政治、军事、人口、文化、语言、宗教等要素。每一张图都由陆老师亲手绘制,每一个符号都凝聚着大量的统计计算和专业探索,像这样的图你在其它地方找不到。

引发大家共鸣更深层的原因是对书作者那一代读书人命运的感慨。陆老师出生于一个声名显赫的知识分子家庭。当他第一次睁开眼睛时,世界呈现出玫瑰花一般的绚丽色彩;然而当他走向成年时,玫瑰花凋落了,成为沉重的历史包袱。陆老师的生命属于学术研究,他希望能够做一个纯粹的学者:思想独立,精神自由,超凡脱俗,却遭遇了时代错位。“政治决定一切”,当然也决定着学者的尊严和作为[1]。陆老师强调实证分析、注重用数字说话,而不愿意简单地套用辩证唯物主义“八股”,在那个年代只好少写文字,更多地借助于他心爱的地图。

陆老师那一代知识分子的遭遇是我们国家和民族深深的痛。北大经济系大师云集,马寅初、陈岱孙、赵迺抟、罗志如、陈振汉,个个学富五车、才高八斗,却几乎没有一人硕果累累、著作等身,流传下来的更多是他们早年留学欧美发奋读书的传奇经历和耄耋之年仍坚持科研、教学的动人故事,以及在人生起伏中不苟且、不敷衍的学者风范和高标自持、不随流俗的精神品质。当历史翻开新的一页时,每个有良知的人对前辈的坎坷命运都有着发自内心的感慨。或许我们以为不曾做错过什么,更没有自私地落井下石、助纣为虐,但我们需要对当年爱莫能助的心理甚至见怪不怪的漠然忏悔。

 

陆帅之风

78级学生曾经送给陆老师一个雅号:“陆帅”,大家从心底佩服他在军事战略方面的才能。1979/80学年,他为我们讲授“外国经济地理”课程,恰巧遇上“中越自卫反击战”。在讲东南亚经济地理时,他花费整整一节课的时间点评中国军队对越作战策略以及许世友、杨得志将军在指挥上存在的问题。我记得他的中心意思是解放军入越作战部队过分在意打击越南军队有生力量,却忽略了有效地摧毁越南北部交通枢纽和经济重心。陆老师拿出一份自制的地图,上面标着解放军入越作战部队应该重点攻击的目标。有时我会想,陆老师在军事战略方面的才能仅仅展现在北大课堂上是一种浪费。如果不是在那个“政治第一、怀疑一切”的年代,或许他真的可以成为“陆帅”,给解放军总参谋部制定作战计划的军人们讲讲课。

不久,外国经济地理课讲到了南亚。陆老师详尽地阐述了孟加拉国独立的过程。1947年8月英国殖民主义者从印度撤离时,将政权分别移交给印度斯坦国大党和巴基斯坦穆斯林联盟,印巴分治由此产生。从地理上看,巴基斯坦被印度隔开,分成东西两个部分。而此过程中受害最深的是孟加拉,它被一分为二,西部成为印度西孟加拉邦,东部归巴基斯坦。1971年,巴基斯坦叶海亚﹒汗军人政权拒绝承认东巴人民联盟在选举中获胜,东巴人民联盟开始酝酿独立,巴基斯坦政府随即派军队镇压。此时印度决定派出军队支持东巴独立。由于中间隔着印度,巴基斯坦军队无法通过陆路增援,海上运送的军队在登岸时受阻。结果,东巴境内的巴军孤立无援,被印军包围后投降。陆老师讲到,巴基斯坦通过海上运送军队的做法是“远水不解近渴”,当时有人劝说巴军从陆上出兵攻击印度,逼其从东巴退军,达到釜底抽薪的目的。甚至愿意出面游说中国政府予以配合,在中印边境搞大规模的军事演习,敲山震虎。可惜这些建议未被叶海亚·汗采纳,最终贻误战机,导致巴基斯坦在独立24年后,失去了自己的东翼。陆老师的故事并非空穴来风,当时中巴两国关系十分特殊,以毛泽东的胆略完全有可能同意在边境搞军事演习以示支持。记得孟加拉宣布独立时,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表示赞同,而中国作为联合国五大常任理事国之一,竟然在联大表决时第一次行使了否决权。

陆先生还在上课时点评中印边境战争、美国独立战争和南北战争,以及当年不可一世的拿破仑和希特勒为什么都最终败在了远征俄罗斯时 - 这个横跨欧亚大陆的世界第一版图大国具有超人想象战略缓冲能力,纵深的外来入侵者很难应对其恐怖的严冬。国土幅员辽阔、人口众多、战略缓冲能力强也是中国赢得抗日战争的重要因素。

陆老师的军事战略才能确实非同小可,其独特的视角使人心悦诚服,“陆帅”的雅号不胫而走,很快传到其它班级。国政系、历史系的学生纷纷到我们班听课,79世经小同学们迫不及待地到系里问2年级的课程安排,翘首期待在“陆帅”带领下驰骋千里沙场。写到这儿,我想起了唐朝大诗人杜牧,他同样有着非凡的军事才略,却终生未能得以施展,悻悻然留下如此绝句:“折戟沉沙铁未消,自将磨洗认前朝,东风不与周郎便,铜雀春深锁二乔”。

进入1980年代以后,陆老师在北大校园的名气逐渐大了起来,他的课也愈发叫座,最后被学校安排到能容纳两百人的“老二教”103阶梯教室。想听他的课,需要提前去占座位。回想我们78世经二十几名学生吃过他的“小灶”,颇有点得到真传的感觉。

北京大学名师如云,为什么陆老师的课会受到如此热烈的追捧?说到底,还是他的课讲得好。1970年代末期,多数教师还未能摆脱文化大革命政治八股的影响。而陆老师的课像河流一样清澈透明,让人觉得敞亮、清新、无比舒服。他身上的气息体现出北京大学应有的独立自由、不受约束的传统校风,顺应着新一代青年学生追求变革的心理。或许大家记得1980年代初期“校园歌曲”带来的春风扑面般的亲切与共鸣,听陆老师的课就是那种感觉。

陆老师的课具有另外一个特征即信息量非常大,不同国家、地区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和宗教等通过地理被串联起来。有形象的描述,感觉逼真、楚楚动人;有系统的分析,深入浅出、丝丝入扣;有深刻的哲理,令人振聋发聩、茅塞顿开。

陆老师的课充满传道般的激情,时间过去已整整30年,他当年讲述的故事,他的风姿,他的音容笑貌依然深深地印在我的脑子里,鲜活生动,充满诱惑。

 

燕园风骨

陆卓明老师1924年出生于一个颇具影响的知识分子家庭。父亲陆志韦和母亲刘文瑞早年留学美国,1920年分别获得芝加哥大学心理学博士和哥伦比亚大学教育心理学博士,双双回国任教,翌年在燕京大学喜结连理,证婚人是校长司徒雷登。自1930年代起,陆志韦先生应司徒雷登之邀,长期担任燕京大学校长,为燕京大学的发展做出了卓越的贡献。陆志韦先生在心理学、语言学和诗词方面造诣很高,在世界上享有盛名。陆志韦先生也是一位爱国知识分子。1941年12月,日寇占领燕京大学,他千方百计保护学生,拒绝与日寇合作,被捕入狱,在狱中饱受折磨仍旧坚韧不屈,保持了民族气节,显示了中国读书人的风骨。

如果说陆志韦前半生事业成功受益于司徒雷登“慧眼识英才”之提携,那么他的后半生却一直受到这位“老朋友”的拖累。司徒雷登1876年出生在杭州一个美国传教士家庭。1919年,他经过多方努力,在北京几所教会学校基础上创办燕京大学并担任校长,后因国民政府规定要求改任教务长,1946年出任美国驻华大使,1949年8月在国民党战败前悄然离开中国。同年8月8日新华社播发毛泽东《别了,司徒雷登》一文,此后很长时间里,“司徒雷登”在中国大陆成为美国侵略政策彻底失败的象征。司徒雷登离开中国前曾力劝陆志韦一家移居美国,却被拒绝。陆志韦先生舍不得生他养他的祖国,也十分眷恋燕园这块风水宝地。1951年新成立的中央人民政府教育部接收燕京大学,任命陆志伟先生继续担任校长。但是,左的思潮很快盛行起来,1952年3月,燕京大学举行了《控诉美帝文化侵略大会》,他被作为“美帝走狗”批判。是年夏,高等学校院系调整,燕京大学被撤销,大部分院系被并入北京大学,他被调到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工作。在那个高度政治化的年代,陆志韦全家包括陆卓明多次受到政治运动的冲击,成为地地道道的“老运动员”,文化大革命中陆志韦被下放到河南信阳“五七”干校劳动。1969年4月刘文瑞抑郁中病死在北京,陆志韦受到极大刺激,身体状况严重恶化,生活不能自理,1970年被送回北京,同年11月去世。

陆卓明在燕京大学的校园内长大,1940年代初考入燕京大学经济系,1948年毕业后留校任教,1952年并入北京大学经济系,1954转到地理系,1978年大学恢复高考后调回经济系世界经济专业,直到1994年逝世。他从陆志韦等前辈身上学习继承了科学严谨的治学作风和高风亮节做人精神,为他一生的学术事业发展打下良好基础。然而,不幸的是,他几乎在踏入社会伊始就生活在政治运动的漩涡之中。

记得1979年12月的一个下午,我们在俄文楼一楼南侧朝西的一间教室上《外国经济地理》课。当同学们鱼贯而入走进教室时,发现讲台前静静地坐着的陆老师,他两眼发直,一句话也不讲。大家悄悄地坐下,生怕打搅了老师。上课铃响过五六分钟后,陆老师长叹一声,哽咽地说:“我今天太激动了,感慨万千,无法集中精力讲课,给大家说说我家庭的故事吧!” 原来那一天陆志韦先生在蒙冤去世9年多之后,终于得到平反,中国社会科学院为其举行了有600多人参加的追悼会,院长胡乔木主持,邓小平、方毅送了花圈。陆志韦这位国际知名的心理学家、语言学家和教育家在蒙受了多年不白之冤后得以平反,骨灰被安放在八宝山公墓,入土为安。

或许由于他特殊的经历,陆卓明老师比普通人显得沧桑些,一副典型的饱受苦难的知识分子形象。戴着黑色塑料框眼镜,头发稀疏而混乱,秋冬一身灰蓝色制服,夏季穿一件洗得发白的衬衣,中等身材,由于瘦弱和驼背显得矮小。走路较慢,步履沉重而蹒跚。

陆老师不修边幅,或许不屑与此,或许没有时间,或许生活拮据,或许只有保持低调才能逃脱嫉妒和不必要的麻烦。

 

陆卓明先生指导研究生

 

陆卓明心灵受到过极大的创伤,脸上常带着惊慌和迷惘的困惑,习惯于逆来顺受,却非常坚韧而有耐力。他十分敏感,又高度内向,像长空里的一只孤雁。他宁愿将时间用在心爱的地图上,用在教学和关爱学生上面。不了解陆先生的人觉得他有些冷寞、淡然,其实他内心火热,特别愿意与人沟通。他经常到学生食堂就餐,喜欢在课间与学生聊天,高兴时会讲到他儿时的故事。记得有一次我谈到小时候经常玩“弹玻璃球”游戏,下一次上课时他竟然找来两个玻璃球,师生举行了一场课间比赛,年过半百的他蹲下来握着小玻璃球的姿势显得有点笨拙,但我看得出那是他最开心的时刻。

陆老师从小酷爱音乐,受过良好培训,专业修养极高,读书时曾是燕京大学学生社团首席钢琴手。他酷爱肖邦和勃拉姆斯的作品,一生都保持着一边听音乐一边读书的习惯。在内心困苦的日子里,音乐是他最好的解药。

陆老师做事十分认真,1981年我和同学张健准备写一篇关于北大朗润园的小文,找他求证一个细节。他像平时做学问一样对待我们提出的问题,翻箱倒柜查找资料,最终仍不满意,于是推荐我们去找编写过《燕京史话》的北大地理系主任候仁之教授查证。像陆老师一样,候先生热情地接待了我们这两位不速之客,认真地翻找资料。

 

学者楷模

由于崇拜陆老师,我开始钟情于世界经济地理。4年大学,我唯一花钱订阅的报刊是《地理》杂志。一门周4课时的“考查课”竟成为我4年间投入精力最多的一门功课。1980年我在陆老师的指导下写出《马六甲海峡、苏伊士运河与巴拿马运河对比研究》,这是我人生的第一篇学术论文。此次为写回忆陆老师的文章,我查找了个人大学期间留下来的资料,竟然找到了这篇用16开方格稿纸抄写的文章,共22页,约8000字。陆老师给我的考评成绩是5﹢。记得他说过北大学生从他那里得到5﹢分数的人很少。这一鼓励可不得了,我对世界经济地理学科更加热爱,更加投入。

1982年,七八级学生开始写毕业论文,我毫不犹豫地选择了陆先生作为我的指导教师。这次却吃了大苦头。陆老师亲自为我选定了论文题目:《战后亚洲粮食统计资料对比分析》,要求我详尽收集亚洲各国粮食品种、人口、土地、水利资源和气候等多方面的资料。仅粮食品种就包括稻米、小麦、旱粮和薯类4大类,而旱粮又包括玉米、高粱、谷子、大麦、燕麦、黑麦、荞麦和各种豆类。亚洲有40多个国家,横跨30多年时间,需要搜集的资料之多可想而知。那个年代学生用不起电脑,也负不起复印费用,只能靠手抄卡片。我连续2个月泡在北大图书馆里,从各种农业年鉴上摘抄的统计资料达几百页,陆老师还是觉得资料占用不够充分,便要求我到北京图书馆补充。随后的一个多月,我几乎天天乘332路再转103路公交车进城。大四第二学期通常是学生最轻松开心的时候,课程基本结束,那个年代也不必为毕业分配担心;而我的情况恰恰相反,每一天都在繁忙甚至痛苦中度过。

1988年,我远赴英伦求学,在伦敦大学政治经济学院[2]和亚非研究学院认认真真地做了6年学问。写博士论文时,与那些年轻的同学相比,我似乎更懂得课题研究从何处入手,怎样收集资料,整理分类、归纳分析、编写索引等等。我不禁想起了师从陆老师的经历,特别是大四那半年多的艰苦训练。

在英国校园中,我发现许多学者的研究风格都有陆老师的影子,他们强调占有第一手资料,注重数量分析、实证研究和比较研究。记得在伦敦经济学院写第一篇论文时,我最初计划的题目是《中国的价格结构与改革》,而导师[3]则建议我尝试做一个别人没有研究过的小题目:《中国定量配给制度中的寻租问题》。我们或许都知道费孝通先生和他的“三访江村”。这位曾经担任过中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的学者1930年代初是燕京大学的学生,1936年在伦敦经济学院社会人类学系读博士学位,那篇大名鼎鼎被称誉为“人类学实地调查和理论工作发展中的里程碑”的《江村经济》是他的博士论文。

北京大学是中国乃至世界最优秀的大学之一,然而它在中国的特殊地位使很多老师与学生偏重“建立高起点,树立高眼界”,全面系统地研究和认识世界。而英国大学则更加强调教育学生关注细节,科学地准确地把握事务特征和可操作性。当然,两个方面并非一定冲突,可以互相补充、相辅相成。陆老师的研究和教学风格,在左倾影响下的北京大学曾被认为有些另类,特立独行。其实他所强调的实证研究和定量分析是成为一个优秀学者所必须经历的一种基本训练,更是一种科学的做学问态度。经济学研究中最困难的往往不是提出新观点,而是证明自己的观点。这就是陆老师和他这本书带给我们最有价值的东西。

 

《世界经济地理结构》是陆卓明老师毕生学术成果和科学探索的结晶和集大成之作,非常值得一读。根据一些老师和同学的回忆,陆老师于1991年着手撰写这本论著,生命的最后3年中他在完成沉重的教学任务之余,日以继夜、废寝忘食地写作,完成了著作的前三部分,并初步完成著作的第四部分。1994年他累倒在讲台上,带着遗憾离开了他所钟爱的学生和世界经济地理课程。陆老师的遗著在许多同事和学生的帮助下付梓,1995年由中国物价出版社出版,只印了1000册。他的研究生周文花费大量时间整理文字,巫宁耕老师带着书稿四处求人,多次碰壁后遇到了北大校友、物价出版社主编刘世华,而2万元出版费则由陆老师另外一名研究生张高波慷慨解囊。像许多旷世之作一样,陆老师的这本书也经历了坎坷的被认知历程。作为陆老师的学生,我们对这本专著的独特价值坚信不疑。此次大家捐助再版陆老师的大作,旨在恢复这本天才之作应有的地位,使更多的人有机会了解陆老师看待世界经济地理的独特视角。

近来北大校友在网上热烈追忆陆老师,其中有两篇文章影响最大。前者题为《斯人已逝,终成绝响》,由1978年入学的法律系学生、现任北京大学党委副书记吴志攀撰写;后一篇叫做《遥远的绝响》,由1990入学、现任北大经济学院教授王曙光写成。大家都听过陆老师的课,都是他的崇拜者。两人的文章都提到一个事实,陆老师1994年走后十多年间,经济学院备受学生追捧的《世界经济地理》课再也没有人开设。陆老师留给我们一片空白,一份遗憾,同时更留下一份宝贵的学术遗产和无限的想象与发展空间。

今天,北大校园中依然不乏背着书包、饭盆和水杯三点一线地行走在宿舍、教室和图书馆之间的人。我真诚地希望所有匆匆赶路的人能够停下来,仔细看看曾经在这条路上不知疲倦地奔波过几十年的那位北大前辈留下的足迹,认真想想他身上所传承的那种北大读书人的精神气质。

 

                                                           200912月于北京亚运村汇园公寓

 


 



[1] 我的同班同学马国南1982年留校后发现了一件尴尬事情,每周经济系例会后党员留下来学习,退场的似乎只有陆老师和他两个人。当时马国南还年轻,可以“要求进步”;而陆老师的出身是“文化买办”,背着沉重的历史包袱,他政治上似乎永远不能进步。

[2] The London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Political Sciences,通常被称为伦敦经济学院。

[3] Nicholas Stern教授,时任伦敦经济学院国际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后任欧洲开发银行首席经济学家、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和英国布莱尔首相经济顾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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