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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科学》创刊40周年 | 于小东:我对《经济科学》由远及近的观察与思考

2019-12-02  

 

 

在《经济科学》创刊40年之际,编辑部特约请了历任编委、新老作者及审稿人撰写文章,一为回顾历史,二为探讨学术,三为交流心得。在此我们选出其中的一些代表作品,希望这一个个关于如何办杂志、做研究、写文章的轻松小故事,能为仍在学术道路上砥砺前行的学者们提供一些启示。 

 

更多40周年纪念文章请关注《经济科学》官网新设专栏“写作与发表”(点击左下“阅读原文”浏览网站专栏)。

 

2019年11月,《经济科学》迎来了她的40周岁生日。在纪念系列活动开始时,翻看创刊号上陈岱孙先生写的代发刊词《经济科学研究要为四个现代化服务》,令我感触最深的是,时隔四十年,陈岱老当初所提出的许多观点现在看来并不过时。如发刊词中提到的应把对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的研究放到首要位置;要提倡百家争鸣、发扬学术民主、坚持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和勇于探索真理的精神;要集中经济学基本理论、历史、现状以及新兴的经济学交叉和边缘学科的研究,从各方面反映我国经济科学工作者的最新研究成果等等观点,至今仍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经济科学》是改革开放后国内高校最早创办的经济学期刊之一,对于我们这些80年代初考入北大的经济学人来讲,可以说与杂志经历了共同成长的过程,共鸣感也就格外强烈。

 

说起这个代发刊词,还有一个小故事。2011年冬季我去医院看望病重住院的北大经济学院前院长石世奇先生,他知道我在做《经济科学》的工作,很关心杂志的情况,讲到只有吸引到更多高水平的稿件,才能保持在学界的地位。那次他还告诉我一个“小秘密”,《经济科学》的代发刊词起初是由厉以宁先生负责起草的,经编委讨论再由陈岱老修订后最终定稿。由此看来,代发刊词中的观点是首届编委集体智慧的结晶,代表着北大经院前辈们对这本杂志办刊理念的一致认同。《经济科学》创刊40周年,我萌生了请德高望重的厉以宁先生为杂志题词的想法。厉先生是《经济科学》的首任编委,如今已是耄耋之年,很少给人题词了。幸运的是在他女儿厉放女士的帮助下,厉先生欣然亲笔为杂志题词“路是人闯出来的”,并对《经济科学》创刊40周年表示祝贺,足见他对解放思想,不断突破旧观念的束缚深有体会,也反映出他对这本杂志的感情。

 

厉以宁教授为《经济科学》创刊40周年题词

 

过去这些年我与《经济科学》之间的关系经历了“读者—作者—编辑部工作人员”这一由远及近的过程,对它的发展也有更多观察和思考的机会。

 

我是1981年考入北大经济系的,那时这本杂志就已经存在了。在本科、研究生就读期间,我注意到除了当时国内经济学界的活跃人物、系里学术造诣深厚的老先生们在上面发表文章之外,偶尔也会见到77、78级师兄师姐的文章。他们一个个阅历丰富,“文革”中经历了上山下乡、到兵团劳动等艰苦磨炼,恢复高考后考进北大以极大热情投入学习,既有学术水平又有对中国社会的深刻思考。相比之下,《经济科学》在我们这些从学校到学校的小小本科生眼里,只能仰望,在上面发文章是一件高不可攀的事情。与杂志的关系充其量也就是一个再普通不过的读者。

 

以作者身份尝试向《经济科学》投稿则是毕业留校之后的事情了。发表的第一篇文章是在我硕士论文基础上完成的,题目叫《城市土地使用制度改革中的地租与地价》。文章针对转轨过程中如何提高土地使用效益进行研究,发表在1988年第5期,对于刚刚进入学术领域的我来讲是极大的鼓励。还有一篇印象较深的文章是2004年与叶捷合作完成的《我国企业年金核心主体的利益取向分析》。彼时我已在北大经院任教多年,专注企业年金研究,是劳动部首批企业年金专家组的成员,承担了保监会、劳动部及保险公司等委托的多项企业年金方面的课题,对于投稿也就多了一点信心。那时还是纸质版投稿,编辑部就在院里,我却没好意思直接送去,而是通过邮局投寄。至今清楚地记得一次院里开大会,遇到编辑部的洪宁老师,说是注意到我前些日子投了一篇稿,还说“现在《经济科学》审稿很严,匿名审稿之后还要编委会集体讨论,院里老师的稿件遭到退稿也很常见”,让我耐心等待并且要有被退稿的思想准备。好在最终稿件通过,发表后还被《新华文摘》全文转载,产生了一定的社会影响。

 

2005年底我正式调到《经济科学》工作。那年编辑部负责行政事务的刘淑芳老师退休,腾出一个编制,主编刘伟老师问我是否愿意过来担任杂志的副主编。他说:“一方面《经济科学》长期只有一个负责审阅、编辑稿件和杂志日常管理工作的专职副主编,需要充实学术力量和进一步发展;另一方面,对你个人来讲,也不妨碍继续搞研究和写文章。而且从你的个性来讲,做这份工作与文字打交道很合适,相信和洪宁也会相处得愉快。”刘伟老师是经济学院的院长,百忙之中还专门找我谈话,而且考虑得这么周到细致,让我非常感动。我所在的风险管理与保险学系主任孙祁祥老师的几句话也给我留下很深印象,她说:“编辑工作是给他人做嫁衣裳。你现在在企业年金领域已经有了一定的影响,时间久了恐怕会从中淡出,做这个决定你要慎重考虑。”我感觉经济学院的领导都很以人为本,在从工作出发的同时也替我个人着想。的确,编辑部的工作性质与系里不同,接触经济学研究的面更宽,但在某一领域的深度肯定会不如从前。

 

2007年编委们在例会上讨论稿件

 

光阴似箭,一晃之间我担任《经济科学》的专职副主编已经快十四个年头了。这些年在办刊过程中,通过近距离的观察,我对这份工作有了更多了解,对坚持怎样的办刊理念、如何办好经济学杂志等也有了一些自己的思考。在此我想结合杂志发展的历史讲几点感触最深的体会。

 

首先,经济学研究应以推动社会进步为己任,经济学杂志选稿也应把深入研究中国经济问题放在首要位置。作为《经济科学》创始人的老一代经济学家,给我留下难以磨灭的印象,在我看来,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即不是为学术而学术。陈岱孙先生有一个著名的观点,即强调经济学是“致用之学”。他说,从历史发展来考察,无论是“每一观点都来源于历史和当前的现实”的《国富论》,还是把现实世界抽象为“剥除了除经济动因以外的一切其它东西的抽象机制的线性漫画”的《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抑或是为制定现实经济政策提供依据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都是致用的,都是解决现实经济问题的。厉以宁先生很早就提出股份制改革理论、中国经济发展的非均衡理论,并对“转型”进行理论探讨,他的思想对中国经济从计划向市场的转变产生了深远影响。萧灼基先生则在宏观经济政策、民生问题、中国证券市场的发展等方面发表了许多有代表性的观点……改革开放初期,在这些经济学家的奔走呼号之下,经济领域思想异常活跃,各种观点激烈交锋,也使经济学逐渐成为显学。这一切告诉我们,经济学离不开现实经济的土壤,推动经济社会发展才是经济学研究的本质目标。近年来,在学术评价机制的引导下,一些学者把关注的重点放在如何在排名靠前的学术刊物上发表文章,一些杂志将如何提高影响因子等指标作为追求方向,这在某种程度上有利于经济学研究的规范化和扩大中国学者的国际影响,可以理解也无可厚非。但经济学研究的动力不应仅限于此。中国经济在改革开放中的伟大实践为经济学研究提供了一个难得的“实验场”,带来了近几十年经济学研究的繁荣。青年一代经济学者在对经济学中的具体问题进行深入分析、促进经济学研究国际化的同时,也应向老一代经济学家学习,胸怀天下,深入实际启发灵感,把现实问题与经济学理论更好地结合,从而肩负起推动中国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使命。

 

其次,经济学杂志应该追求人文情怀和科学精神的统一。经济学作为一门社会科学的性质决定了其与注重研究人们情感、内心和价值观的人文科学相比具有更强的社会性,需要通过科学的研究保证实证结果的客观性,进而不断推进和深化经济学理论;然而,与日益走向精确的自然科学相比,经济学的研究目的又具有规范性的色彩,所反映的是人与人之间的经济关系,与人们的心理、行为以及国家的历史、经济体制甚至政治制度等联系在一起,不能完全用公式精确地表述。因此,理想的经济学研究应该体现科学精神与人文情怀的统一。《经济科学》从成立至今,稿件风格也发生了不小的变化。创刊之初,与当时中国的经济理论类刊物同样,刊发的文章普遍采用归纳、比较和规范分析的方法,主要是探讨和界定一些基本的理论概念,力图通过文字逻辑推演的方式从经济现象中总结出经济规律。随着新一代经济学家的崛起,基于形式逻辑的数理建模和基于计量实证的量化分析逐渐成为经济类文章采用的主要研究方法,表现为对高度复杂的经济系统在严格假定的条件下进行研究,技术分析手段不断推陈出新,写作程式更为规范,这反映了经济学研究的深化和进步。在这一趋势下,《经济科学》刊发文章的风格也发生了明显的变化。然而,这一过程中也带来一些需要进一步思考的问题。例如,如何使注重数理和计量的研究思维更好地适应当前日益拓展的经济学内容?如何在满足于形式逻辑的日益精致化的同时更好地满足理论与经验事实的一致性检验?等等。关于经济学的定量分析方法的采用,《经济科学》首任主编陈岱孙先生早在1983年就曾指出:“我们过去对定量分析过于忽视了,数学本来是一个严密的分析工具,没有理由不让它为研究我们的经济服务。这决不是否定定性的研究。我们更反对滥用数学,把经济探讨变为数学游戏。如果我们善于应用,它可以成为经济分析的一个有用的工具,但是不能对它抱迷信的态度。”这些年办刊过程中,编辑部形成一致的认识,就是要坚持陈岱老提出的这一理念,无论采用何种分析方法,都要将文章的思想性、学术性和创新性放在首要位置,以经济现实中的“真问题”为出发点,跳出狭小的纯概念之争,反对纯粹的数字游戏,探索经济现象产生的深层原因,通过研究经济关系揭示经济规律。

 

第三,坚持以质取文,秉承北大学术平等自由的传统,鼓励不同学术思想的充分交流。由于期刊是国家特许垄断经营的资源,供给有限;加之在目前学术考核评价机制下,教师晋升职称、科研奖励、学术带头人评定、课题中期成果和结项、博士生毕业等等……需求又格外强烈,导致学术期刊市场存在严重不均衡,带有浓厚的“卖方市场”的特点。这使得学术期刊,尤其是其中的重点期刊,成为人们博弈的对象。如何应对人情稿、关系稿成为摆在学术期刊面前难以回避的现实问题,处理不好会影响到杂志的声誉。在这方面《经济科学》的经验主要是坚持以质取文,而非作者的名气、声望和社会地位。通过匿名审稿、交叉审稿、编委会集体讨论和公开透明的定稿机制,使得任何一个人都没有定稿的绝对权力。规范的审稿模式,不仅有利于促进公平竞争,保证结果的公正,也能够减少对编辑部的各种外部压力。在这种机制下,过去40年,《经济科学》刊发了不少中青年学者的学术论文,其中一些人后来成长为有影响的学科带头人。如今这个平台上一如既往地活跃着大量的新一代青年学者,给杂志带来生机。在选稿取向上,作为一本经济学理论方面的学术期刊,《经济科学》坚信理论需要沉淀,不能盲目跟风,也不要热衷于追逐热点,刊发的文章要经得起历史的考验。多年来,我们始终提倡百家争鸣,坚持刊物的学术性、科学性和中立性,并将这一思想贯穿在对每一篇文章的审核和选取上。《经济科学》这一理念可以用首任编委萧灼基教授曾经讲过的14个字来概括,那就是“真理探求无禁区,学术尊严无尊卑”。

 

第四,办好一本经济学杂志离不开一支具有专业素养和高度责任心的编委和审稿人队伍。《经济科学》是在北大老经济系时创刊的,之后经济系升格成了经济学院,又从中独立出了经济管理学院(即现在的光华管理学院)。虽然历经这些变化,两院“分家”但杂志并没有“分家”。这些年杂志的发展离不开经院和光华的大力支持。除了在经济上提供办刊经费,编委也是两院共同推荐的,原则上专业涵盖经济学和管理学的主要领域。众所周知,专职人员少是高校学术期刊的一个突出特点,《经济科学》也不例外。因此杂志上所列的编委不是挂名而是要实实在在干事情的,这一点与许多社会上的刊物颇有不同。在取得国家社科基金资助前,《经济科学》的资金主要用于印刷出版,编委审稿报酬很低,说白了就是一份责任和奉献。编辑部收到稿件后的基本流程是先由副主编洪宁和我从稿件选题、写作的规范性、研究结论等方面进行初步筛选,然后将每篇文章按研究领域分给两个相关领域的编委,若二人一致认为未达要求,按退稿处理;如两位编委均基本认可或持有不同意见,则留待编委会讨论。编委会例会上先由两位审稿编委介绍该稿件究竟讲了怎样一个“故事”、采用何种研究方法、要说明什么问题,以及审稿编委对该文的看法,然后大家七嘴八舌提出问题展开讨论,最后由主编刘伟老师总结大家的意见,决定该文是退稿还是修改后刊用。我到编辑部工作后,每次参加编委会讨论都很兴奋,感觉特别有收获。我发现,《经济科学》的编委虽然来自两个学院,但气氛却相当融洽。其中大部分老师任编委多年,从青年骨干成长为教授博导,他们对稿件的点评从研究的问题、文献掌握,到采用的数据和方法、结论等等都是有理有据。主编刘伟老师当时还是经济学院的院长,第二年调到学校担任校长助理,几年后又担任北大的常务副校长。让人特别感动的是,作为著名经济学家和学校行政领导,尽管工作繁忙,刘伟老师却从来没有缺席过一次例会。他对稿件的大方向把握非常重要,提出的问题往往很犀利,切中要害,由他担任主编,我们都感觉特别踏实。刘老师还有一个特点,讲起话来格外生动有趣。会间休息时,大家经常会提出让他“来一段”,从天下大事,到周边或过往的人和事,诙谐幽默智慧,让编委们从严肃紧张的学术氛围中一下子放松下来,再回到会上就不觉得累了。编委会讨论稿件还有一件事给我印象挺深。那次恰好讨论到我们的一位编委与院里老师合作的一篇稿件,因为都是匿名评审,编委们并不知道作者背景,提问题时表达得很直白和尖锐,最后决定按退稿处理,整个过程中那位编委老师没有一丁点儿暗示,体现了真正的学者风范。除了审稿之外,编委们偶尔还会一起外出参加学术活动。比如副主编王立彦老师就曾邀请我们参加他的课题组在西藏财经大学举行的“经济金融前沿与西藏经济发展”论坛和在湘潭大学举行的中部地区“生态与可持续发展研讨会”,在这些会上我们不仅了解到当地经济发展情况、学者们关心的问题,也有机会介绍《经济科学》的宗旨、特点和选稿标准等,受到当地院校师生的欢迎。还有王志伟编委曾两次邀请我们参加“中华外国经济史学术研讨会”。经济史是经济学研究中相对小众的基础性学科,《经济科学》一直支持该学科的发展,通过参加会议使我们对经济史学界的研究动向有了更好的把握。2015年底刘伟老师赴中国人民大学担任校长,主编由黄桂田老师继任。为推进学术期刊的现代化,《经济科学》编委也进行了改组。一批中青年编委加入后,《经济科学》也逐步采用了目前学术期刊通行的网上投稿系统和外审专家的审稿方式。在选取审稿人方面,编辑部特别注重考察其专业水平和责任心,除在之前发表过文章的作者中选择外,许多审稿人是由编委推荐的,由于对相关学科有深入了解,编委推荐的审稿人通常为某一领域的专家学者,能对文章提出具体的建设性意见。审稿意见提交到编辑部后,要由责任编委进行把关。近两年,编辑部的审稿人队伍不断扩大,绝大多数审稿人都非常认真负责和敬业,许多作者反映从审稿人所提意见中获益良多,提高了文章的学术质量。

 

第五,与时俱进,推陈出新,不断探索适合杂志自身特点、符合新时代学术期刊发展方向的科学、高效的管理运作机制。对于一本有着多年传统的老杂志而言,如何才能够在坚守初心的同时跟上时代的步伐,保持在学术界的领先地位是一个严峻的挑战。在《经济科学》运行机制改革的过程中,我最突出的体会有两点:一是借鉴优秀期刊的管理经验,进行机制改革和创新是编辑部持续发展的必由之路;二是改革过程中要充分考虑到编辑部的实际情况和新旧机制衔接过程中可能遇到的问题,一旦忽略了其中一个环节,就会打乱稿件审理流程,因此要深思熟虑,尽可能减少转换过程中的摩擦成本。例如,从编委审稿向外审专家审稿转变,就涉及编委职责的重新定位、外审专家的选取和质量保证、新的定稿机制的构建等等。由纸质版投稿向网上投稿系统转变也是近年来的一个新举措。2012年,《经济科学》获得首批国家社科基金优秀期刊资助,使多年来学术期刊经费紧张的状况得以明显改善,也使编辑部数字化建设、聘用外部审稿人等成为可能。2013年2月,《经济科学》倡导发起并承办了北大人文社会科学期刊负责人交流会,得到北京大学社会科学部的大力支持。会议就北大社科期刊如何进一步发挥学术创新的引领作用、如何进一步推动我国学术研究的国际影响力、提高学术期刊的管理水平、当前学术期刊面临的主要问题等进行了热烈的讨论。那次会议的一个重大成果是决定由北大图书馆牵头建立北京大学学术期刊网。2017年期刊网联合校外网络开发公司为校内学术期刊开发了网上投稿系统。在我的记忆中,系统刚刚建立是最为艰苦的阶段,那时候洪宁刚刚退休,编辑部只有我一个人,既要保证常规审稿、校对、出版等按流程进行,完成向新闻监管部门和社科基金提交的总结报表和预算决算,又要进行新系统的个性化设置、调试和试运行,搞得头昏脑涨几近崩溃。系统于2018年1月1日正式上线,许多方面还不成熟,不断出现这样或那样与原有运行方式相互冲突的问题,只能一个一个地解决。好在经过半年左右的反复修改,总算逐步稳定下来。新系统不仅方便了作者投稿、审稿人提供评审意见,也有利于编辑部的稿件管理和对外宣传。从2019年第4期开始,我们又在《经济科学》系统平台上增设了“附录与扩展”栏目。之所以做这件事情,是因为我们在办刊过程中发现,由于近年来实证文章成为主流,包含大量的数据和表格,使得论文篇幅明显加长。而纸质版杂志毕竟要受到整体版面的限制,最终作者往往不得不忍痛割爱,省略掉论文中的某些内容。“附录与扩展”栏目的上线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上述矛盾,得到作者的好评,且在保证原有载文量的同时使更多与文章相关的扩展内容得以与其他研究者共享,有利于推动学术研究的进一步深入。编辑部的运行机制就是这样一点点得到改进的,在这个过程中我们深切体会到只有不断创新,才能历久弥新。

 

以上是这些年我在编辑部工作的一些体会,希望能够得到大家的共鸣。

 

2008年作者与洪宁参加经院组织的黑龙江考察

 

在这篇文章的最后,我还想专门写一段我在《经济科学》的搭档洪宁。我与洪宁早在1989年春天就相识,2005年底我调到编辑部之后又与她成为工作上的伙伴,多年来大事小事共同商量,遇到困难一起克服。我们都庆幸彼此有着相同的价值观,十多年来同行同止无话不谈。回想我俩在一起时,洪宁不止一次讲到杂志创刊初期的艰难。洪宁是1980年初从北大经济系毕业就直接留在编辑部工作的,刚到杂志时还是铅字排版,是萧灼基老师带着她一起坐公共汽车跑到郊区的印厂,路上单程就要将近两个小时,往往一待就是一整天。因为是纸质版投稿,而且绝大部分是手写的,没有备份,拿着原稿就像携巨款一样小心翼翼生怕丢失。其实洪宁还真是一个仔细和有条理的人,办公室有一个红色“风琴夹”,里面摆放着她细心收藏的每一份与编辑部有关的资料——给新闻管理部门的报表、杂志的获奖证书、学术平台的评价报告、版权协议、印厂的结算单等等,管理得井井有条。记得其中还包括几张泛黄的纸,上面是80年代初陈岱老写给编辑部的便条和对稿件的意见,字迹苍劲俊逸。洪宁还是一个责任心特别强的人,在我来之前很长一段时间编辑部只有她一个人负责稿件的初审和编辑出版工作,战战兢兢如履薄冰,但从没出现过大的纰漏。每次印厂送来新杂志,她都要第一个拿来翻看,边看边说“真怕里面有没能发现的问题”。我到编辑部后,洪宁倾其所有地将从事编辑工作几十年的经验传授给我,其中印象最深也是最重要的两点是坚持原则和对所有作者一视同仁。在她的主张下,《经济科学》定出了一系列“规矩”,比如作者署名以投稿时为准不能轻易更改、文章所列资助基金项目必须与该文研究的内容相关、同一作者每年一般只能刊发一篇,以及每期杂志北大作者原则上不能超过三篇从而给社会上的作者更多发表文章的机会等等。平日里,洪宁关心时事,喜欢读各种文章,且往往是观点尖锐点评到位,这可能有助于她在审阅稿件时提出各种意见。印象中她在初审稿件时,特别重视文章的选题是否有价值以及结论是否有意义,在做决定时很果断,不拖泥带水。2015年初,洪宁到了退休年龄,考虑到编辑部只我一人工作量实在太大,而且转轨过程中又遇到一些困难,她接受了编辑部的返聘,一干又是将近两年,直到2017年底母亲病重而不得不辞去这份工作。2018年10月,经过一年多的申请,编辑部迎来了新的同事郝小楠,她之前在北大出版社工作,有丰富的编辑工作经验,做事也很认真负责,洪宁为此感到高兴。9月下旬,洪宁来办公室将收拾好的东西一并移交给我。一个月后,洪宁患癌症住院,尽管伤心她还是很快告诉自己要调整心态勇敢面对。几次去医院看望时她的精神都很好,还特别关心编辑部的情况。2019年6月与刘文忻老师一起去看望结束化疗在家休养的洪宁,我带去了《经济科学》为创刊40周年印制的折页和刻有厉以宁老师题词的纪念马克杯,还讲了院里主办百家期刊主编论坛的情况,她听得很开心,三个人聊了足足两个多小时。7月初,编辑部遇到一个麻烦,新闻出版局在期刊年检中发现《经济科学》的封面用的是繁体字,要求从下期开始立即更改,否则将无法通过明年年检。我想封面代表一个杂志的品牌形象,突然更改未免显得不够严肃,于是给洪宁打电话了解当初封面的设计情况。她说年度中间改封面显然不符合期刊办刊规律,支持我向有关部门反映沟通,两个人还一起凑了四五条理由。电话中她声音洪亮,听不出与以往有任何区别。这件事情后来得到了管理部门的通融,同意推到下一年度再改,其中就有洪宁的功劳。7月5日洪宁在网上看到《经济科学》创刊40年征文,专门来微信说这个活动很好。我邀她也写一篇回忆文章,她说“看自己身体情况吧”。8月2日洪宁因病情突然恶化而去世,带给我无限伤感,她在编辑部工作的身影时时浮现在眼前,声音犹在耳畔,挥之不去。送别洪宁时,《经济科学》编辑部的挽联是我和现在的搭档郝小楠一起想的,上面写着“绵绵笑语惠泽作者无数,铮铮笔尖直判文章万千”。洪宁一生中最好的年华是在编辑部度过的,她见证了《经济科学》创立之初到成长壮大的全过程,与杂志感情深厚。《经济科学》能够在学界保持重要的地位和影响力,离不开她的不懈努力。我们永远怀念她。

 

 

于小东

《经济科学》副主编。曾在《经济科学》发表《城市土地使用制度改革中的地租和地价》(1988年第5期)、《我国企业年金核心主体的利益取向分析》(2004年第5期,合作者叶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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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稿 | 《经济科学》编辑部

美编 | 豆荚

校对 | 阿布、禾禾


  • 北京大学经济学院

  • 北大经院人

  • 经院校友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