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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年献词 | 董志勇:中国在变,越变越美;今日之变,前所未有

2020-01-02  

 

同学们、老师们、校友们,朋友们,新年好!

 

2019年是作为中国人享受无限荣光的一年。

 

10月1日的天安门广场,当战略导弹方阵霸气亮相,当歼20编队划过长空,不仅点燃了中国人的民族自豪感,也吸引着世界的目光。高铁建设的经验和技术,早已举世瞩目,为发展中国家争相效仿和引进;而扶贫减贫的伟大成就则更加值得大书特书:十八大以来,全国累计减少贫困人口8239万,每年都保持减贫1200万人以上,到今年年底,全国95%左右现行标准的贫困人口实现脱贫,90%以上的贫困县实现摘帽。

 

2019年也是民间智慧迸发的一年。我们看到电商、自媒体、互联网众筹改变着消费模式、社交模式和融资模式;我们看到传统制造业和信息技术、文创、工业设计日益结合,创造出更加细分、更有个性、更有颜值的产品;我们看到了新概念不断落地:精细农业、柔性制造、智能物流、自动驾驶、协作工作空间、无人机快递、沉浸式娱乐;我们看到中国企业走出去,到发达国家的心脏地带安营扎寨:由奥巴马夫妇担任制片人的记录片《美国工厂》记录了曹德旺在美国投资建厂,他招募铁锈地带的失业美国工人,努力化解文化冲突,巧妙处理各种利益纠纷。其中的经验和教训,值得深入总结。

 

回顾四十年的改革开放历程——

 

 

是党中央决策者主动改革,做对激励,做对价格、为市场竞争创造环境;

 

是地方政府千帆竞发,招商引资,路,为企业运营保驾护航;

 

是无数企业家和创业者筚路蓝缕,锐意创新,缔造了华为、阿里、腾讯这样伟大的企业;

 

是中国老百姓撸起袖子加油干,用辛勤的汗水,为自己创造了小康的生活、为未来创造着无限可能。

 

十亿神州尽舜尧,敢教日月换新天。

 

展望未来,在人工智能和大数据的洪流席卷各个行业,带来各种各样的颠覆性创新和创造性破坏之时,我们是否还有信心复制甚至超越过去的发展奇迹?这个问题的答案,也许来自于我们对“诺斯悖论”的解答。

 

“诺斯悖论”告诉我们,国家是产权的界定者,是市场的维护者,是经济增长的关键,然而国家又是产权的剥夺者,是市场的破坏者,是经济衰退的根源。过去四十年的历程表明,增强政府扶助之手的那些因素压倒了攫取之手背后的因素。

 

那么未来呢?新技术对于这两只手分别意味着什么?新技术又会对国家提出什么新的挑战?新技术对于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有何意义?

 

首先,新技术增强扶助之手,政府更亲民(亲切的亲,人民的民)。

 

以精准扶贫为例,到2018年底,我国共建成4.3万个贫困村的光纤项目,占当年贫困村的40%。一方面,网络基础设施是为基层干部技术“赋能“,提高政府扶贫的效率。扶贫对象的车子、房子、票子、医疗、社保等情况,扶贫干部通过手机App就能一览无余,通过对贫困户精准识别、准确画像,分析贫困户的致贫原因,可以实现针对性的精准帮扶。

 

另一方面,网络基础设施也提高了农民接触市场、利用市场的能力。阿玛蒂亚森曾经说过:“贫困的本质不是收入的低下和基本物品的匮乏,而是能力的被剥夺。”那么网络通过将能力赋予扶贫对象,就能大大提高扶贫绩效。2019年,通过实施农村电商工程,全国贫困县的网络销售零售额突破了2000亿元。贵州的猕猴桃、云南的咖啡豆、江西的脐橙、宁夏的小番茄,还有我老家沂蒙山区临朐县的大樱桃,都通过电商平台远销国内外。

 

除了扶贫领域,大数据和人工智能已经在产业决策、环境保护、信贷投放等领域广泛应用,政府的扶助之手大大增强。我们有理由相信,在政府搭建的制度平台和基础设施服务下,企业家精神和民间智慧将被更大地激发出来。

 

其次,新技术约束攫取之手,政府更清明(清风的清,明月的明)。

 

中国几千年传统官僚政治的实践强调自上而下的监督和审查,行政机构之间的掣肘和节制;欧洲近现代的政治发展,则催生了代议制和有限政府,强调法治框架下民众和媒体自下而上的监督和纠责。然而,不管前者还是后者,其有效运转都高度依赖技术,特别是数据管理的技术。

 

今天,大数据和人工智能驱动下的“政务透明”在中国各地广泛推开,旨在保障人民群众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 为政治探照灯和显微镜连上“数据线”。从政府的权力清单(职权范围)到各类税收、补贴和行政性收费标准,从工程招投标到国有产权交易、从药品和疫苗采购到各类特许经营权招拍挂,从水质信息到大气质量,都可以通过信息平台一键查询;民众可以据此获知政府是越权和擅权,还是不作为。民众还可以依法提起政府信息公开申请,仅北京市去年全市申请政府信息公开总数就达到4.5万件。有实证研究表明,“政务透明”通过提升民众获取信息的过程和体验,增强了民众对政府的信心,大大提高了行政绩效。

 

“政务透明”还意味着打破部门间的信息壁垒。比如政务透明的先行者贵州省已经实现了审批过程的一体化,实现了“进一扇门办全部事、进一张网办全省事”。

 

未来,区块链的分布式数据结构的引进,可以让所有部门都参与“记账”且数据公开透明,所有数据的交换都有迹可循,可以为建立和维系政府部门之间的信任,民众对政府部门之间的信任,提供了技术条件。

 

总的来说,大数据和人工智能是对民众的一种技术赋能,擦亮群众们的眼睛,绑住政府的攫取之手。历史经验表明,只有绑住攫取之手,才能给纳税人以信心,从而获得更高的财政收入,提高扶助之手,向国家治理的现代化迈进。

 

第三,新技术的发展要求政府在支持“颠覆性创造”的同时,实现包容性增长。

 

大数据和人工智能增强了其扶助之手,也绑住了攫取之手。那么,未来是否会出现全知全能全面干预的大政府?技术的进步并没有解决一个问题:什么是政府应该做的,什么是不应该做的?政府干预的界限在哪里?

 

我想,判断标准是:是否能够创造更多更好的就业机会,并实现更高的劳动生产率。技术进步对社会成员是否有普惠性,如果不是,那么利益受损者应该得到补偿。这就是所谓的“包容性增长”。

 

回顾最近两个世纪的技术史,其实就是一部新技术取代旧工作岗位和新技术创造新工作岗位的一场赛跑。比如淘宝淘汰了大量售货员,但创造了更多的程序员和快递员工作。但这种技术进步,由于其“颠覆性创新”的特征,往往受到种种阻碍。

 

比如,人工智能技术将使得个性化教学成为可能,终结了千人一面、多年不变的教育方式和教学内容。它可以以很高的效率和很低的成本收集和处理实时数据(传统技术下这种成本是无法想象的),实时了解学生的具体反应和绩效,以迭代的方式改进个性化教学方案。一方面,这会替换掉很多传统的教师;但另一方面,也创造出新的处理此类信息的工作岗位,而且在新模式下,学生和教师的能动性都大大增强了。

 

但是对此类技术的研发远远不如“人脸识别“这种时髦的技术,原因有三:一是个性化教学的社会收益显然高于私人收益,所以私人对此付费的动机不足,所以利润最大化的厂商对这种技术的研发投入不足;二是替换传统教师的成本过高,在某些国家(比如美国),强大的教师工会使得替换传统教师会面临高额诉讼;而在某些国家(比如中国),传统教师的能力高度契合于统一考试制度,因此再培训的成本比较高;第三,此类技术的应用可能会首先出现在付费能力最强的人群,更有可能会加剧收入不平等。

 

因此,政府在这个领域大有可为,具体来说,一是在供给侧直接投入资金研发这种技术或者补贴相关企业的研发活动;二是为失业的教师兜底,对他们提供生活保障,并进行再培训;三是在需求侧对没有能力的消费者直接补贴。

 

我对于中国在这方面的绩效有充分的信心:因为技术赋能并不能自然地带来包容增长,有作为政府才是包容增长的保证。正如历史一再证明的,中国政府更不容易受到利益集团的绑架,对颠覆性创造的新技术更加包容,也更有能力对颠覆性创造带来的利益受损者进行补偿,保证技术进步普惠全社会。

 

我们对未来是不是过于乐观了?

 

我的乐观首先来自于历史:历史上,有很多的持悲观主义的智者们做出了预言,然而马尔萨斯的预言没有应验,《寂静的春天》没有应验,《美丽新世界》和《一九八四》也没有应验。按照《理性乐观派》的作者里格利的解释,这些预言总是基于既往的经验,基于大概率事件;然而未来的发展却总是受到前所未有的小概率事件所驱动。所以,在预测未来时,我们应该对小概率事件,那些看似不可能发生的技术进步抱有希望和信心。

 

我的乐观还来自现实和未来。让我再次引用里格利:“思想的世界是收益递增的,你产生的知识越多,就越能产生知识。传播有用的知识,会带来更多有用的知识,孕育出更多有用的知识。世界不会处于稳态。”随着互联网时代的到来,垂直管理的大公司、大组织可能会面临解体,扁平化的组织取而代之,人们能够更加自由地进行分工与协作,形成自由联合,共同创造价值。在这个新的平的世界里,基层干部有充分的信息和自主权去决定资源投向哪里;老百姓有充分的信息和自主权反映自己的诉求从而影响决策;厂商有充分的信息和自主权决定自己生产什么卖给谁;教师不必按照一成不变的教学大纲教学;学生可以随时反馈自己的意见随时改变教学内容和方法。思想交流的成本接近于零,思想交流的范围无限大。也许到那个时候,我们终将打破最后一个悲观者的预言——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

 

中国在变,越变越美;今日之变,前所未有。

 

祝北大经济学院教师、同学、校友们和关心支持北大经济学院发展的社会各界人士,新年快乐!

 

 

2020年1月1日

 

 

同学们、老师们、校友们,朋友们,新年好!

 

2019年是作为中国人享受无限荣光的一年。

 

10月1日的天安门广场,当战略导弹方阵霸气亮相,当歼20编队划过长空,不仅点燃了中国人的民族自豪感,也吸引着世界的目光。高铁建设的经验和技术,早已举世瞩目,为发展中国家争相效仿和引进;而扶贫减贫的伟大成就则更加值得大书特书:十八大以来,全国累计减少贫困人口8239万,每年都保持减贫1200万人以上,到今年年底,全国95%左右现行标准的贫困人口实现脱贫,90%以上的贫困县实现摘帽。

 

2019年也是民间智慧迸发的一年。我们看到电商、自媒体、互联网众筹改变着消费模式、社交模式和融资模式;我们看到传统制造业和信息技术、文创、工业设计日益结合,创造出更加细分、更有个性、更有颜值的产品;我们看到了新概念不断落地:精细农业、柔性制造、智能物流、自动驾驶、协作工作空间、无人机快递、沉浸式娱乐;我们看到中国企业走出去,到发达国家的心脏地带安营扎寨:由奥巴马夫妇担任制片人的记录片《美国工厂》记录了曹德旺在美国投资建厂,他招募铁锈地带的失业美国工人,努力化解文化冲突,巧妙处理各种利益纠纷。其中的经验和教训,值得深入总结。

 

 

回顾四十年的改革开放历程——

 

是党中央决策者主动改革,做对激励,做对价格、为市场竞争创造环境;

是地方政府千帆竞发,招商引资,路,为企业运营保驾护航;

是无数企业家和创业者筚路蓝缕,锐意创新,缔造了华为、阿里、腾讯这样伟大的企业;

是中国老百姓撸起袖子加油干,用辛勤的汗水,为自己创造了小康的生活、为未来创造着无限可能。

 

十亿神州尽舜尧,敢教日月换新天。

 

展望未来,在人工智能和大数据的洪流席卷各个行业,带来各种各样的颠覆性创新和创造性破坏之时,我们是否还有信心复制甚至超越过去的发展奇迹?这个问题的答案,也许来自于我们对“诺斯悖论”的解答。

 

“诺斯悖论”告诉我们,国家是产权的界定者,是市场的维护者,是经济增长的关键,然而国家又是产权的剥夺者,是市场的破坏者,是经济衰退的根源。过去四十年的历程表明,增强政府扶助之手的那些因素压倒了攫取之手背后的因素。

 

那么未来呢?新技术对于这两只手分别意味着什么?新技术又会对国家提出什么新的挑战?新技术对于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有何意义?

 

首先,新技术增强扶助之手,政府更亲民(亲切的亲,人民的民)。

 

以精准扶贫为例,到2018年底,我国共建成4.3万个贫困村的光纤项目,占当年贫困村的40%。一方面,网络基础设施是为基层干部技术“赋能“,提高政府扶贫的效率。扶贫对象的车子、房子、票子、医疗、社保等情况,扶贫干部通过手机App就能一览无余,通过对贫困户精准识别、准确画像,分析贫困户的致贫原因,可以实现针对性的精准帮扶。

 

另一方面,网络基础设施也提高了农民接触市场、利用市场的能力。阿玛蒂亚森曾经说过:“贫困的本质不是收入的低下和基本物品的匮乏,而是能力的被剥夺。”那么网络通过将能力赋予扶贫对象,就能大大提高扶贫绩效。2019年,通过实施农村电商工程,全国贫困县的网络销售零售额突破了2000亿元。贵州的猕猴桃、云南的咖啡豆、江西的脐橙、宁夏的小番茄,还有我老家沂蒙山区临朐县的大樱桃,都通过电商平台远销国内外。

 

除了扶贫领域,大数据和人工智能已经在产业决策、环境保护、信贷投放等领域广泛应用,政府的扶助之手大大增强。我们有理由相信,在政府搭建的制度平台和基础设施服务下,企业家精神和民间智慧将被更大地激发出来。

 

其次,新技术约束攫取之手,政府更清明(清风的清,明月的明)。

 

中国几千年传统官僚政治的实践强调自上而下的监督和审查,行政机构之间的掣肘和节制;欧洲近现代的政治发展,则催生了代议制和有限政府,强调法治框架下民众和媒体自下而上的监督和纠责。然而,不管前者还是后者,其有效运转都高度依赖技术,特别是数据管理的技术。

 

 

今天,大数据和人工智能驱动下的“政务透明”在中国各地广泛推开,旨在保障人民群众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 为政治探照灯和显微镜连上“数据线”。从政府的权力清单(职权范围)到各类税收、补贴和行政性收费标准,从工程招投标到国有产权交易、从药品和疫苗采购到各类特许经营权招拍挂,从水质信息到大气质量,都可以通过信息平台一键查询;民众可以据此获知政府是越权和擅权,还是不作为。民众还可以依法提起政府信息公开申请,仅北京市去年全市申请政府信息公开总数就达到4.5万件。有实证研究表明,“政务透明”通过提升民众获取信息的过程和体验,增强了民众对政府的信心,大大提高了行政绩效。

 

“政务透明”还意味着打破部门间的信息壁垒。比如政务透明的先行者贵州省已经实现了审批过程的一体化,实现了“进一扇门办全部事、进一张网办全省事”。

 

未来,区块链的分布式数据结构的引进,可以让所有部门都参与“记账”且数据公开透明,所有数据的交换都有迹可循,可以为建立和维系政府部门之间的信任,民众对政府部门之间的信任,提供了技术条件。

 

总的来说,大数据和人工智能是对民众的一种技术赋能,擦亮群众们的眼睛,绑住政府的攫取之手。历史经验表明,只有绑住攫取之手,才能给纳税人以信心,从而获得更高的财政收入,提高扶助之手,向国家治理的现代化迈进。

 

第三,新技术的发展要求政府在支持“颠覆性创造”的同时,实现包容性增长。

 

大数据和人工智能增强了其扶助之手,也绑住了攫取之手。那么,未来是否会出现全知全能全面干预的大政府?技术的进步并没有解决一个问题:什么是政府应该做的,什么是不应该做的?政府干预的界限在哪里?

 

我想,判断标准是:是否能够创造更多更好的就业机会,并实现更高的劳动生产率。技术进步对社会成员是否有普惠性,如果不是,那么利益受损者应该得到补偿。这就是所谓的“包容性增长”。

 

回顾最近两个世纪的技术史,其实就是一部新技术取代旧工作岗位和新技术创造新工作岗位的一场赛跑。比如淘宝淘汰了大量售货员,但创造了更多的程序员和快递员工作。但这种技术进步,由于其“颠覆性创新”的特征,往往受到种种阻碍。

 

 

比如,人工智能技术将使得个性化教学成为可能,终结了千人一面、多年不变的教育方式和教学内容。它可以以很高的效率和很低的成本收集和处理实时数据(传统技术下这种成本是无法想象的),实时了解学生的具体反应和绩效,以迭代的方式改进个性化教学方案。一方面,这会替换掉很多传统的教师;但另一方面,也创造出新的处理此类信息的工作岗位,而且在新模式下,学生和教师的能动性都大大增强了。

 

但是对此类技术的研发远远不如“人脸识别“这种时髦的技术,原因有三:一是个性化教学的社会收益显然高于私人收益,所以私人对此付费的动机不足,所以利润最大化的厂商对这种技术的研发投入不足;二是替换传统教师的成本过高,在某些国家(比如美国),强大的教师工会使得替换传统教师会面临高额诉讼;而在某些国家(比如中国),传统教师的能力高度契合于统一考试制度,因此再培训的成本比较高;第三,此类技术的应用可能会首先出现在付费能力最强的人群,更有可能会加剧收入不平等。

 

因此,政府在这个领域大有可为,具体来说,一是在供给侧直接投入资金研发这种技术或者补贴相关企业的研发活动;二是为失业的教师兜底,对他们提供生活保障,并进行再培训;三是在需求侧对没有能力的消费者直接补贴。

 

我对于中国在这方面的绩效有充分的信心:因为技术赋能并不能自然地带来包容增长,有作为政府才是包容增长的保证。正如历史一再证明的,中国政府更不容易受到利益集团的绑架,对颠覆性创造的新技术更加包容,也更有能力对颠覆性创造带来的利益受损者进行补偿,保证技术进步普惠全社会。

 

我们对未来是不是过于乐观了?

 

我的乐观首先来自于历史:历史上,有很多的持悲观主义的智者们做出了预言,然而马尔萨斯的预言没有应验,《寂静的春天》没有应验,《美丽新世界》和《一九八四》也没有应验。按照《理性乐观派》的作者里格利的解释,这些预言总是基于既往的经验,基于大概率事件;然而未来的发展却总是受到前所未有的小概率事件所驱动。所以,在预测未来时,我们应该对小概率事件,那些看似不可能发生的技术进步抱有希望和信心。

 

我的乐观还来自现实和未来。让我再次引用里格利:“思想的世界是收益递增的,你产生的知识越多,就越能产生知识。传播有用的知识,会带来更多有用的知识,孕育出更多有用的知识。世界不会处于稳态。”随着互联网时代的到来,垂直管理的大公司、大组织可能会面临解体,扁平化的组织取而代之,人们能够更加自由地进行分工与协作,形成自由联合,共同创造价值。在这个新的平的世界里,基层干部有充分的信息和自主权去决定资源投向哪里;老百姓有充分的信息和自主权反映自己的诉求从而影响决策;厂商有充分的信息和自主权决定自己生产什么卖给谁;教师不必按照一成不变的教学大纲教学;学生可以随时反馈自己的意见随时改变教学内容和方法。思想交流的成本接近于零,思想交流的范围无限大。也许到那个时候,我们终将打破最后一个悲观者的预言——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

 

中国在变,越变越美;今日之变,前所未有。

 

祝北大经济学院教师、同学、校友们和关心支持北大经济学院发展的社会各界人士,新年快乐!

 

 

2020年1月1日


  • 北京大学经济学院

  • 北大经院人

  • 经院校友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