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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大经院学者︱陈仪:英国脱欧——中国不“背锅”

2020-06-18  

英国脱欧可谓进入新世纪以来欧洲最重要的政治事件。在2016年6月23日英国举行的脱欧公投中,脱欧派仅以4个百分点的微弱优势胜出。这一几乎在误差范围内的票数差距预示了英国脱欧进程的坎坷和波折。在此后的数年里,脱欧派与留欧派陷入了让人目不暇接的拉锯大战,前后两任首相因此而黯然下台。现任英国首相约翰逊是一位宣称“宁可死于沟渠也要脱欧”的铁杆脱欧派。在其积极推动下,英国与欧盟于2019年10月达成新的脱欧协议。在保守党赢得同年12月的“圣诞节大选”后,英国下议院终于在今年年初通过了脱欧协议。1月30日,欧盟批准了英国脱欧协议,1月31日,英国正式脱欧,结束了其长达47年的欧盟成员国身份。

 

与其他重大历史事件一样,英国脱欧也有着复杂的背景和原因。因为各自的立场、视角和方法有别,不同观察者的解读可能大异其趣,所谓“横看成岭侧成峰”。在不少经济学家看来,英国脱欧是近年来西方社会勃然而兴的民粹主义在英伦一隅的表现,民粹主义的兴起则是全球化不断深化的产物,而全球化的标志性事件便是中国的开放。曾有学者将中美贸易对美国劳动力市场的负面影响称为“中国综合症(The China Syndrome)”,综合以上观点,英国脱欧岂非“中国综合症”的又一“病例”?

 

客观而言,将英国脱欧归咎于中国开放的观点并非全无“证据”。一系列关于英国16年公投结果的研究表明,地区层面的脱欧得票率与地区前几年的经济发展状况高度相关:一个地区的失业率越高、工资增长率越低、收入不均越严重、贫困率越高,脱欧在该地区便越受欢迎;而另一被多项研究确认的事实是,在英、美等发达国家,一个地区的对华贸易敞口越大,该地区的上述经济发展指标便越惨淡。根据一篇近期发表于《美国政治科学评论》的论文,在英国16年公投中,此前受“中国贸易冲击”影响较大的地区的脱欧得票率显著高于其他地区。根据该文作者的计算,如果所有地区所受“中国贸易冲击”的大小均降至下四分位数的水平,则全国的脱欧得票率会下降至48.5%——结果完全翻转!

 

然而在笔者看来,中国因素在英国脱欧这一事件中的重要性显然不应被高估。

 

主要理由如下:

第一,民粹主义在全球范围内的兴起确实与全球化不无关系,但后者的作用不应被无限放大。民粹主义所指的大抵是这样一种场景:社会中数量庞大的一群人(“人民”)群起而反对另一群人(“敌人”),因为后者侵犯了——至少被认为侵犯了——前者的利益。民粹主义的“敌我”区分不止一个维度,可以是民族、种族或宗教意义上的(右翼民粹主义),也可以是经济或阶级意义上的(左翼民粹主义)。全球化确实可能催生民粹主义,这是因为全球化既能惠及整体(“把饼做大”),亦能伤及局部(“重新分饼”)。作为全球化的“输家”,发达国家的劳工群体自然会对推行全球化政策的政府、“中国工人”、跨国公司以及外来移民心怀不满。但即便如此,正如罗德里克等学者所言,全球化也不是发达国家工人“受伤”的唯一原因,甚至未必是主要原因。自动化技术的发展、“赢家通吃”型行业的兴起、教育政策的失败等均难辞其咎。全球化之所以被一再提及,恐怕还是因为塑造外部“敌人”的成本远低于塑造内部“敌人”。

 

第二,退一步说,姑且承认全球化是民粹主义的主要“推手”之一,那么民粹主义在各国的表现形式便与各国在全球化中感受到的主要“痛点”有关(罗德里克)。欧洲大陆不少国家推行福利国家政策,自由贸易的负面影响小于移民,所以反对移民的右翼政党在这些国家迅速崛起,反对自由贸易的声音倒不大。美国的福利政策力度较弱,自由贸易和移民均会造成困扰,所以宣扬“让美国再次伟大”、誓要“修墙”和打“贸易战”的特朗普一战成名,同样反对自由贸易的桑德斯也几乎赢得民主党初选。然而英国呢?如果英国的主要“痛点”也是“中国贸易冲击”造成的负面影响,那么合乎逻辑的主流声音便应该是贸易保护,而不是喧嚣尘上的脱欧!事实上,英国的脱欧派不仅不反对自由贸易,反倒认为脱欧有助于自由贸易目标的达成。

 

第三,原则上讲,只要政府积极纠正全球化的收入分配效应,便可以降低乃至消除全球化种下的民粹主义风险,这正是大多数欧陆国家并未积极反对自由贸易的主要原因。而英国却在2010年实行了财政紧缩政策,大幅削减了福利开支,有学者认为这才是数年后爆发脱欧运动的关键原因。根据近期发表于《美国经济评论》的一篇论文,16年公投中脱欧得票率较高的地区恰恰是10年福利开支削减幅度较大的地区。事后来看,如果当年没有不合时宜地削减福利,则公投结果也会翻转。

 

第四,回到前面提到的《美国政治科学评论》文章。该文的计量分析没有明显问题,但作者似乎对其分析结果做了过度解读。我们承认“中国贸易冲击”对脱欧得票率具有显著的影响,但这一影响仍然只是边际上的。与没有受到冲击的假想情形相比,“中国贸易冲击”可能使全国脱欧得票率上升了几个百分点,但即便如此也远不足以解释高达52%的全国脱欧得票率——如果没有已经背上的重物,骆驼也不会被“最后一根稻草”压倒。在此意义上,作者所谓“对华贸易是脱欧的主要原因”的观点是站不住脚的。

 

最后简单谈谈笔者对英国脱欧的理解:

(1)脱欧是民粹主义在英国的表现,民粹主义之所以兴起,直接原因是英国劳工群体经济状况的恶化。

 

(2)劳工经济状况的恶化既有技术层面的原因,也与全球化的大背景有关。

 

(3)英国参与全球化有多个面向,既有自由贸易和投资的一面,对象国包括中国,也有参与欧洲一体化的一面。后者对英国的负面影响包括会费缴纳、强制性移民及难民准入等。由于英国独特的民族心理和疑欧情绪,民粹主义的矛头主要指向欧盟。

 

(4)英国政府在错误的时间点实行了财政紧缩政策,对民粹主义的兴起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作者

陈仪

北京大学经济学院副教授,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经济学博士。主要研究领域为宏观经济学与国际经济学。

 

供稿单位 | 经济学院科研办公室

供稿人 | 陈仪

美编 | 山竹

责编 | 量子、禾雨、予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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