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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届“宏观经济与房地产市场”

2013-01-27  

2013127,“第三届宏观经济与房地产市场研讨会(2013)”在北京大学经济学院如期举行。会议由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学动态》杂志社和北京大学中国都市经济研究基地联合举办。研讨会由北京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张辉主持,北京大学副校长刘伟教授、校长助理黄桂田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财政与贸易经济研究所所长高培勇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副所长、《经济学动态》主编兼社长杨春学研究员,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王祥武主任,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社会科学》杂志常务副主编王利民,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杂志常务副主编郑红亮,三联书店副总编辑常绍民,北京工商大学研究处处长宋冬英,北京大学图书馆党委书记萧群,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胡怀国研究员,北京大学中国国民经济核算与经济增长研究中心蔡志洲研究员,北京大学经济学院李绍荣教授,北京大学经济学院王大树教授,北京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董志勇教授等数十位专家学者就我国宏观经济的特点、宏观调控走势、房地产市场等问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

一、宏观调控和财税改革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财政与贸易经济研究所所长高培勇研究员从近几年宏观调控特点和我国财税改革的角度论述了我国当前的宏观经济形势。

从近几年我国宏观调控特点来看,他认为,第一,伴随着我国经济增长速度放缓,宏观调控的效果也在减弱,其中最重要的一个原因是经济社会生活的复杂使得政府调控的目标变得多元化,例如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确定的2013年宏观经济目标有稳增长、控物价、调结构、惠民生、抓改革、促和谐,如此多的调控目标使得我国宏观调控资源分散,顾此失彼。第二,我国宏观调控政策的重心是跳跃式的,例如20121月份到2012年两会期间,物价是宏观政策的重心,20124月份之后,稳增长则被放在更突出的位置,如此频繁地调整宏观调控方向,使得宏观调控缺乏一定的稳定性。第三,宏观调控的效应就是递减的,应对全球金融危机的4万亿投资在当时产生了立竿见影的效果,但是现在为稳增长再放4万亿未必能达到当时的效果。

2013年宏观调控政策把握方面,他认为今年仍然会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货币政策的主要目标是控物价和防风险。控物价方面,由几个主要发达经济体导致的输入性通胀不可忽视;防风险方面,以往积欠的融资平台债务已陆续到期,面临集中偿还的压力。因此,通过放松信贷等一系列货币政策实现支持房地产市场等宏观目标难以实现,今年宏观调控将更多依赖于财政政策。积极财政政策的第一个重要体现是财政赤字的增加。2012年我国财政赤字安排是8000亿,加上调用的中央预算稳定调节基金2700亿,财政支配总量是1.07万亿。2013年财政赤字安排是1.2万亿元人民币;另一方面,2012年中国财政收入增长12.8%,超过了预定的9%的目标,但实际增长多出预算增长形成的财政超收部分主要在地方,不在中央,因此预算稳定调节基金主要依靠去年的留存量,不会很多。所以今年的财政支配总量与去年相比增长不多。积极财政政策的第二个标志就是减税。减税和增支一样可以动用财政赤字的资源,因为扩大支出能够很快达到预期目的,所以以往财政赤字主要用于扩大支出方面,但是2012年的实践表明,这条路径带来的调控效果有限,2013年可能要把钱更多用于减税。2012年初上海进行营改增改革,估计全年减少120亿元税收,但是至201210月份实际减少的税收额已经是250亿。2012年下半年各地区由于经济形势所迫开始通过营改增进行减税,北京从9月份开始,江苏、广东随后,到2012年底全国已经有10个省、2个直辖市试行营改增。2013年全国营改增的步伐会加快,更多的财政赤字会用于营改增。预计到2015年营业税将会被增值税全面替代,减税规模初步估计为3000亿左右。关于扩支方面,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文件提到:各级政府要理性节约,严控一般性支出;要把钱花在刀刃上;投资的时候即便是有投资项目,也要在引导好民间投资的同时把钱投向打基础、立长远、惠民生上,而不是重复建设的基础设施投资项目。所以2013年财政扩支的力度是有节制的。

在财税改革方面,他认为营改增一旦推开,会促使我国财税改革不断向前推进,值得注意的是,财税改革是难以回转的过程。到2015年营改增全部实行后,会带来三个结果。首先是业务量,地方政府本身没有独立的税种和税收来源,现在的做法是是国税局替地税局收税,把收上来的税金返还给地税局,但这只是暂时性的办法,不是长久之计,因此在2015年前后在这方面将会出现一个变革。第二是机构,地税局现在一半以上的工作量集中在营业税上,营业税被除去后必然要转移到国税局,从事营业税业务的人员安排是一个问题,唯一的做法就是人员跟随业务转移。第三是制造业企业的所得税跟其增值税一起缴纳,归国税税收;而服务业企业所得税与其营业税一起缴纳。当实行营改增之后营业税并到国税局,与之相关的企业所得税该如何分配是关系到地税局生死存亡的重大问题,因此税收的配置格局需要调整。现行的18个税种中只有5种大税——增值税、营业税、消费税、企业所得税、个人所得税。营改增之后只剩下4个大税,占到全部税收的90%,其中增值税与企业所得税不太可能留给地方政府,而个人所得税纳税人数仅占工薪阶层的8%左右。因此解决地方税收问题只能另立新税。

二、房地产市场

北京大学副校长刘伟教授首先就高房价与地方经济发展发表了看法。他指出,我们要清楚地认识到高房价最终留住了哪些人,又挤出了哪些人?例如,首都北京的高房价对中央机关部委、部属高校、科学院、社科院和跨国公司等最具活力、最有影响力的研发部门发展是不利的,高房价不但使得这些研究机构和创新型企业发展成本快速上升,而且使得这些行业难以引进足够规模的核心技术和新型创新人才,如此来看高房价不但对于民生问题产生很大的负面影响,而且会进一步危及到地方产业的创新、创业和转型发展等方面。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副所长杨春学研究员认为高房价是当前政府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例如在2005年之后,北京很多高新技术创新型中小企业无论是企业的生产成本还是员工日常生活成本都受到了北京高房价的巨大冲击。目前,高房价已经从一个社会问题变成政治问题,政府对此也越来越关注。此外,房地产市场和宏观调控政策存在一定的冲突,以前宏观调控使得房地产市场存在泡沫,但是能够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现在宏观政策空间变小,房地产市场的泡沫化直接会导致经济危机,因此当前对房地产市场的调控不能放松。最后,快速上涨的房价对于经济的持续高速发展也将起到极大的抑制作用。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胡怀国研究员对预期、房价和房地产市场发展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分析,并特别强调了预期对于稳定房价的重要性。胡怀国认为,住房不仅关乎民生和人民的生活质量,而且涉及财政、信贷、金融风险等方方面面,适度的政府干预是必要的。按照阿玛蒂亚·森的“相对剥夺论”,虽说有钱是你自己的事,但你把房价炒高了,实际上就剥夺了其他人的购房能力和购买权利。对于楼市,政府应该管,但关键是怎么管。虽然中央明确提出了“稳房价”、建保障房等要求,各地政府也先后出台了一系列的政策措施,但应该承认,不少政策措施带有“权宜”性质,缺乏相对完善的长效机制,不利于“预期”的稳定。比如,“限购”“、限贷”均带有临时性质,谁也不知道会持续到什么时候,也不知道取消限购后,房价会否发生报复性上涨;再比如,保障房建设目标毕竟带有一定的指令色彩,缺乏稳定的长效机制。政策的权宜性质,不利于预期的稳定和房价的稳定。

胡怀国认为,预期的不稳定,目前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房价是否还会涨(价格预期),二是政府的调控政策是否会放松(政策预期)。表面上看,这两个问题似乎都有确定的答案,但深究起来则没有那么简单。第一,从普通百姓的收入水平、租金与房价的关系等方面来看,中国房价确实已没有多少上涨空间。然而,中国人对住房有着太多的复杂感情,住房本身亦承载了太多“中国特色”的附加功能(结婚、生育、教育、医疗、生活环境、城乡身份和社区管理等),购房并不完全是一个经济问题。此外,同西方国家不同的是:其一,中国人自古就有折腾房子的历史传统(除了荒山野岭上的长城,多数建筑物总是拆了又建、建了又拆);其二,购房不仅是个人行为,更是家庭(几代人合力出资)甚至企业或政府行为(集体购房),不能简单套用通用的国际标准。第二,中央对于房地产调控的政策是明确的、态度是坚决的。不过,房地产行业牵扯甚广,在经济面临下行风险、地方务风险上升的情况下,调控政策也面临越来越大的地方压力,地方政府的土地财政“依赖症”仍没有得到制度性解决。在这种情况下,必须尽快建立长效机制、进一步完善制度安排,才能真正解决目前的高房价问题和房地产困局。

北京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张辉认为房价过高不仅影响社会稳定,而且会快速推高工业化的成本,使得产业结构调整的矛盾更加突出。在工业化加速阶段,我国存在由低价工业化向高价城市化转变的现象,房价虽然不直接影响物价,但可以间接影响物价。房价上涨直接导致工资上涨,使得我国的通货膨胀既有输入型,又有成本推动型。如果任由房价持续上涨,我国工业化的进程很可能被阻断。1978年到1998年,我国工业化指数的提升速度每年为0.6个百分点,按照这个速度我国需要170年完成工业化;而从1998年我国工业化指数完成10%开始,我国进入工业化加速时期,截止2010年,我国工业化指数已完成66.6%,这12年工业化指数年均提升4.7个百分点,如此计算我国只需要21年即可完成工业化,从整体进程来看,我国有望在2020年前后基本完成工业化。这是近一百五十年以来,我国无数仁人志士梦寐以求的结果。换言之,我国有望只用40-50年的时间走完西方发达国家近200年的工业化历程。但是,过高的房价或者房地产泡沫的累积与爆发,有可能打乱我国工业化整体进程,出现工业化进程大规模倒退现象,最终导致我国重蹈拉美覆辙而陷入中等收入发展我国家的发展陷阱之中。可以判断,当前我国经济建设的重心仍然在“工业化”,因此,所有要素和资源应当重点配置,并且围绕我国工业化加速进程而展开。但是,由于我国的技术创新缓慢,全球金融危机所导致的国际市场萎缩,在国内需求不振的情况下,我国制造业产能过剩问题突出。近年,我国更多的资本和资源从第二产业特别是工业部门挤出,投入到房地产领域,客观上对缓解国际金融危机所带来的矛盾有所贡献,但这种短期刺激应及早退出,回归到实实在在、持续推动工业化的路径上来。

为什么说房地产对市场的调控只能是一种短期刺激政策,而抑制房价过快上涨应当成为一个长期坚持的国家政策呢?这就需要从房地产业的特殊行业地位来诠释。

第一,在国民经济42个行业中,房地产业是一个涉及面最广的行业,与它前后向关联的产业数量特别庞大。国民经济42个行业中与其有关联的产业数为40个,仅“公共管理与社会组织”和“废品废料产业”与其没有产业关联性。正是因为房地产业庞大的产业关联面,以致人们常说,房地产市场不能垮。

第二,房地产业是保增长,扩内需,调结构的先锋。从投入角度来看,第二产业占房地产业的主要份额;而从分配角度来看,第三产业又占主要份额。所以,它有助于平衡第二产业与第三产业之间的发展关系。而平衡了第二和第三产业之间的投入产出关系,也就平衡了投资与消费之间的关系,也就最终平衡了消费对经济增长拉动不足的问题。在我国当前经济发展阶段,国民经济42个行业中能够平衡投资和消费关系的行业的确不多,除房地产业比较典型外,汽车和电子信息行业这种产业特性也十分突出。而很多第二产业,比如石化行业,投入和分配基本都在第二产业内部进行,这就容易使我国整体经济陷入第二产业自循环,这种第二产业的自循环不但十分不利于扩大国内消费需求,而且使得国民经济对外需依赖程度加深。从这个角度来讲,房地产业对我国社会经济发展具有着十分特殊的战略意义。

第三,房地产业对国民经济的整体拉动力比较低,在42个行业中基本排倒数几位。以最近更新的2007年我国国民经济投入产出表计算来看,各行业对国民经济的平均带动系数是2,房地产业只有不到0.9。因此我们说,房地产业对国民经济具有很强的需求拉动型特征,其主要通过需求扩张来刺激和拉动经济增长,或者说,主要通过消耗财富来引致财富的创造过程。从宏观经济学基本原理来看,这就决定了房地产业一般只能用于对国民经济的短期需求调控,而不能作为中长期的供给调控政策。一旦将房地产业这种短期扩张效应,变为中长期刺激政策,后果不堪设想。

由此可以看出房地产业在短期刺激经济增长、平衡国民经济投资与消费之间关系是十分有效的宏观调控政策,但一旦将这种短期调控手段长期化,后果会很严重。所以,我国未来一定要把抑制房价过快上涨作为一个国家的战略抉择来看待,一点都含糊不得。

与会其他学者也就中国宏观经济走势、中国房地产市场的发展及其对宏观经济的影响等方面进行了热烈而深入的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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