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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祁祥:在进一步解放思想中深化改革

北京大学经济学院院长、CCISSR主任  孙祁祥

中国改革开放产生的巨变是人类历史上的奇迹,是全体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在思想不断解放的前提下,不断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之路的结果。进入新时代,继续解放思想、推进改革全面深化,也已经成为全党全社会的共识。

党的“十九大”报告强调,全党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求真务实”;习近平总书记在2018年1月23日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二次会议上的讲话提到“要弘扬改革创新精神,推动思想再解放、改革再深入、工作再抓实,凝聚起全面深化改革的强大力量,在新起点上实现新突破”;2018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思想要再解放,改革要再深化,开放要再扩大”。面对复杂多变的外部形势和我国经济社会发展面临的各种约束条件,在历史的新起点上如何进一步解放思想,需要就一些重要问题做出深入思考。

首先,厘清思想解放的内涵。思想解放,顾名思义,是允许人的意识和思维活动自由发展。历史唯物主义认为,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意识是人脑对大脑内外表象的觉察;而“思想”是指人们对反映在人的意识中的客观存在、经过大脑思维活动而产生的结果。既然思考、思想是人类对“社会存在”做出反映,进行思维活动的结果,是人类与生俱来的东西,那为什么还要大谈特谈思想解放呢?因为这有“内因”和“外因”两个可能的束缚。

内因来自于人类本身的思维特性。认知心理学告诉我们,人们在认识世界的过程中,往往会产生一些认知偏差,使得人们会有惯性思维、主观偏见等,这是主观的东西,是内因。客观环境和条件的束缚,比如说社会环境对思考的禁锢,这是客观的东西,是外因。

纵观世界历史,人类社会的进步,总是由思想解放引领的,而这种思想解放正是在冲破了惯性思维、主观偏见和习惯势力等内外因对思想的束缚而产生的。思想解放的核心本质是不固守成见,用实事求是的观点去观察分析现实,打破阻碍或束缚人们准确认识客观现实的各种藩篱,使思想和实际相符合、使主观和客观相一致的活动。

其次,理解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思想解放的脉络。中国四十年的改革开放史就是一部思想解放史。因为破除了“个人崇拜”、“计划经济崇拜”、“所有制崇拜”等思想禁锢,确立了真理检验标准,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目标,确立了“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才有了我们今天改革开放的巨大成就。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后,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这种不平衡不充分,突出体现在“城乡分割”、“东优西劣”和“人口控制”这三种思维定势上。所幸我们正在冲破这些思维定势,实现城乡之间人的统筹发展、东中西之间区域的协调发展、以及当下与未来的人口均衡发展。

再次,把握进一步解放思想的思路和方向。我们可以从三个维度来看这个问题。第一,从理论与实践的关系来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已经明确,急需系统的中国理论体系支撑。在过去长期实行的计划经济时代和改革开放以后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下,我们更多地是从苏联理论体系和西方理论体系中寻找发展、改革的答案,缺乏我们自己的系统理论体系。但是,没有一个发达国家,有中国这样庞大的人口基数;没有一个发达国家,有历经五千年的文明传承;也没有一个发达国家,经历过中国特殊的经济体制演进过程。如何在从学习人类一切优秀成果的基础上建立起指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学科体系、理论体系及话语体系,无疑需要更开放的视角、更宏大的格局,因此需要进一步解放思想。第二,从改革的现实背景来看,中国经济发展至今,人们的生活水平得大到了极大的提升,“边际幸福感”和“边际改革热情”在下降,而“边际利益诉求”和“边际焦虑感”在不断攀升。改革已进入深水区,面临的问题和挑战、发展的约束条件以及改革的任务与改革之初相比已经有了很大的不同,因此,需要我们破除旧的思维、进一步解放思想。第三,从开放的国际形势来看,世界格局的变动、全球治理体系的改革、中国在世界经济体系中地位和作用的变化,都要求我们与时俱进,解放思想,构建新的国际政治、国际经济、国际贸易等理论来指导不断变化的实践。

需要强调的是,思想解放是有标准、有底线的,这个标准和底线就是“实事求是”。中国过去四十年、乃至更长的历史证明,中国只有走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才能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也就是说,我们既不能走封闭僵化的老路,更不能走改旗易帜的邪路。我们要走的道路,是在“实事求是”、思想解放的旗帜下,积极改革开放之路。

因时间关系,我只能把我对思想解放的一些不成熟的思考和各位做一些简要分享,说的不对的地方请大家批评指正,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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