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晓梧：发挥市场配置劳动力资源的决定性作用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会长 宋晓梧

    现在中央已经成立了深化改革的领导小组，应该说会加大改革推进的力度。金立群董事长讲到就业和经济发展的关系，经济发展增长速度和就业发展速度关系。中国经济收入弹性是最低的，一般发达国家经济稍微一降，它的失业率就上涨，经济稍微一上升，失业率就下降，很明显。在金砖四国里面巴西高一些，印度0.2，俄罗斯比我们高。

    下面我讲讲我今天准备的题目。

    十八届三中全会决议提出了市场在配置资源中起决定性作用，这个提法应该说在十八届三中全会之前并没有哪个经济学家或者搞改革的人明确提出来过。十八届三中全会以后，关于这样一个重大的理论进展，对它的阐述和解释也还有待于进一步深化。我认为作为一个重大的理论进展，从问题导向的角度来看，就要看一看我们有哪些问题阻碍了市场发挥这样一个决定性作用？我认为主要是在生产要素资源配置上，我们离市场发挥决定性作用还差很远。一般的生活资料、消费品的生产，大多数价格已经由市场决定了，但是在资本、土地和劳动力这三大生产要素方面，应该说还有很大的问题。

    我讲一下劳动力资源配置问题，从两个方面谈谈我的想法，一个是劳动力市场的一般性，一个是劳动力市场的特殊性。先看劳动力市场的一般性与公平竞争。首先这两个分割并不是由于市场竞争造成的，我们知道城乡有差别，但是如果是一种自然发展过程，不是行政分割的，局面和现在是不一样的。行政性垄断也是一个大的问题，我们先看城乡分割的劳动力市场，主要在于农民工到了城里从事城市的工作，但是仍然不能成为和城市平等的就业者，过去这个歧视更严重。现在农民工具体数字我不讲了，前年农民工又增加了3.9%，去年增加了2.4%，从总量上来看，农民工的转移并没有减少，这个和刘易斯拐点有点相违背，它是一个结构问题，不展开说了。这是我们刚刚去世的一个先生的研究成果，他总结了农民工的“7个70%”，从事建筑业和基础设施建设方面的70%以上，从事城市中苦脏累险工作的70%以上，工伤事故受害者中的70%，大中城市外来农民工70%住在城乡结合部，城市各类刑事案件中70%发生在城乡结合部，刑事案件中涉案人员70%是农民工等等。中国经济发展平稳，就是由于庞大的农民工可以制造低廉的出口商品，一旦市场有什么波动，农民工又回农村去了，不会像美国、欧洲造成城市大量失业农民。但现在情况已经发生根本变化了，农民工有市民化的意愿，八成农民工即便不放开户口也将长期留在城镇。愿意回农村定居的农民工只占8.8%，只有7.7%的新生代农民工愿意回农村定居，而老一代农民工的比例是13.3%。当前城镇化的当务之急是农民工的市民化，提供国民平等的就业环境。现在城市率51%，要把不能享受基本社会保障和基本公共服务，包括教育、医疗等农民工抛除在外，我们城镇化率连40%都不到，要提供国民平等的就业环境，这样才能使城乡之间的劳动力在市场上平等就业。因为作为一般的任何要素市场，都要有公平的竞争环境。

    我们再来看第二个方面，就是行政性垄断分割的劳动力市场，这也是我们从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转化过程中不到位而产生的问题。国家发改委公布的中国居民收入分配年度报告中，对18个垄断行业进行分析的结论是，我国行业间工资差距中，有约30%是由行政性垄断因素造成的。北京师范大学中国收入分配研究院课题制组对203个垄断行业与竞争行业之间的平均收入差异进行分析，得出受教育程度对两类行业之间的收入差距具有40-50%的影响作用，而行政性垄断造成的差异则占影响因素的60%左右。这是北京师范大学对垄断与竞争行业收入决定机制比较详细的一个分析。市场经济条件下，行业有没有差距？也有差距，但是应该看到市场经济条件下，行业差距主要是这个行业职工受教育程度的差异，这是经过深入研究的。我们刚才研究的结果，受教育程度影响占的比例是不够的。垄断收益还涉及资源税、资源产品价格等问题，打破行政性垄断，合理调整行业之间的收入水平，这都是政府应该做的。这是行业收入差距的国际比较，一般发达国家，真正发挥市场调节作用，最高与最低行业差距是多少，只有巴西比我们高一点，巴西是2002年的数字，近十年来巴西的幅度是在大幅度缩小的。

    刚才讲的这两个问题，我们在由市场来配置劳动力资源的时候，如果从问题导向来看，从劳动力市场一般性来看，需要公平竞争环境来看，有两点不公平。农民城乡不公平，再一个垄断性行业和一般性竞争行业不公平，这两个需要进一步解决的。

    下面从劳动力市场的特殊性来看一下。劳动力市场有什么特殊性？劳动力市场与其他任何市场有一个很大的不同，劳动力与其所有者（劳动者）永远不可分离，这是一个非常特殊的市场。我们不能说因为劳动力市场特殊，所以市场就不能起决定性作用，土地市场很特殊，所以市场不能起决定性作用。这个问题进一步研究，两个所有者在市场发生交换的时候，购买劳动力，其他的生产要素，两个所有者的关系只发生在市场交换那一瞬间，交换完了，你的东西归我了，但是劳动力不是，这两个所有者的关系不仅发生在市场交换的那一瞬间，要一直延续到企业生产或者单位工作过程中，不能直接使用人家的智力和体力，必须通过所有者来使用他的智力和体力，这就是劳动者和所有者的关系。其实西方经济学对这个问题的认识也和我们现在一些学者不一样，我们有些学者认为论述劳动力是商品，是市场派，论述劳动力不是商品，是保守派，其实西方经济学反而很少争论说劳动力是不是商品，只是把劳动力视作一种商品，在生产管理中，用供求来调节。

    确实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一再强调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劳动力成为商品。但是我觉得，正是由于这样一个特殊性的存在，劳动力资源配置产生这样一个特殊的问题，即企业家和工人的关系不仅存在于市场交换过程中，而且延续到生产过程中，请问到生产过程中的这个关系怎么解决？因为劳动者是个弱势群体，企业家、资本家是强势群体，如果政府到企业内部去干预劳动关系，必须要求建立一个集体谈判的制度，因此西方劳动力市场经过原始积累阶段以后，产生了大量的劳动纠纷、剧烈阶级斗争以后，终于走上了这样一个集体谈判的道路。所以集体谈判一点不影响市场决定，市场主体讨价还价，这样一个关系在国际上已经通行了，1949年国际劳工组织通过集体谈判公约以后，调整劳动关系和工资福利通行的原则，作为国际劳工组织最基本的一个原则，写在这个章程里了。我们从90年代初也开始推行集体谈判，但是正如2009年全国人大常委会执法检查组关于检查工会法实施情况的报告所指出的，企业工会干部大多数是企业的中高层管理人员，这种情况造成工会干部很难真正代表职工的利益。由于缺乏有序、有效的集体谈判机制，我国企业的劳资纠纷多以无序方式进行，其中集体争议案件大幅度上升，已经成为影响社会稳定的重大因素。

    进一步完善集体协商机制，要明确双方的组织权利，要明确谈判权利，另外就是工人的罢工权利和企业家的权利，我们对组织权利好像不是太明确，要积极推行集体谈判，建立一个中国特色的谈判机制，我觉得这是很难脱离市场经济一般规律的。

    这个问题是很敏感的问题，我在最后一次参加政协会议的时候提了一个提案，用法律来规范工人的罢工权利，但是政协最后给了我一个回复，说正研究一个提案，不予立案。

    这个问题我在不同场合都呼吁过，我认为工人的罢工权利不明确，依法治国，为什么不依法罢工？这些问题都是我们进一步完善劳动力市场必须面对的，这个问题我很早就提出来了，但是没有解决。这是一个敏感的经济社会问题，但是也是健全劳动力市场、发挥市场决定性作用一个不可回避的问题。

    最后说说劳动力市场的特殊性与社会保障。从问题出发，主要是两大问题，一个是不够公平，一个是可持续性应当引起关注。

    建立更加公平的基本社会保障制度，在十八届三中全会写的就是建立更加公平的基本社会保障制度。当时中国50人论坛布置给我一个任务，就是写一个社会保障的建议，我说如果从问题出发，就是两个，不够公平，可持续引起关注。

    现在我觉得基本社会保障按照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方向来改革，这里面有几个问题，一个就是实行普遍关联原则的基本特殊保障项目，可以先在统筹区域内实现均等化，再逐步向全国统筹过渡。实行就业关联的基本社会保障项目，其待遇标准与职业就业期间的工资相关联，不能设定绝对均等的标准，但可以设定相对均等的标准。扭转地区间基本社会保障待遇逆向转移的趋势，统筹规划城乡基本社会保障。

    这是当前农民工的社会保障，所占的比例还是很低的。另外要高度重视社会保障制度的可持续性，过高的福利以及人口老龄化给一些欧洲国家造成沉重的财政负担，当然我们和欧洲的发展水平不一样，所以不应该是人家减肥我们也减肥。但是我们要警惕，因为社会保障制度是一个长期的经济社会制度，一旦设立以后，不能老改。保基本确实很重要，要让出一定空间给我们的保险业，给我们的企业年金，但是现在这方面做的不够，我们研究的结果是，和国家基本保障比较，企业的保险，还有医疗保险，发展的还微乎其微。

    再一个就是延长退休年龄，这个有争论，另外一个是调整个人账户基金，这个争议也很大，有人主张做16%的大个人账户，我的意见是缩小个人账户，增加其中社会平均工资，增加公平性，这个问题也在争论。

    最后还有一句话，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作用，同时更好的发挥政府作用，这是十八届三中全会里的内容，有人老批评，你们有些人光讲市场决定，不讲发挥政府作用。

    在劳动力市场的培育方面要更好的发挥政府作用，中国的政府和其他成熟市场经济的国家不一样，还肩负着培育市场劳动力的作用，要去打破行政分割，就是政府要去打破，政府不去打破，行政分割不会自然打破的。

    另外就是提供社会保障，现在这些方面存在很多问题，像我们政府应该监管的一些问题，由于地方政府的竞争而放宽劳动标准，甚至社会保障标准都不去管，最近发生很多问题，最低工资变成了天花板，本来是最低工资，变成最高工资了。这些问题都让政府来管是有问题的，要发挥集体谈判的作用，但是我们集体谈判作用发挥的不好。

    总体来讲，进一步完善收入分配，劳动保护，社会保障方面的法律法规并严格执行，完善劳动仲裁和法律援助机制，为劳动者公平获得合法收入和基本社会福利提供法律保障，是政府不可推卸的责任，既要发挥市场决定性作用，也要更好的发挥政府作用。

    我的发言完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