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08-19
2024年9月，《国务院关于加强监管防范风险推动保险业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意见》印发，其中明确提出“支持浮动收益型保险发展”。此后一年间，监管部门密集推进配套措施：建立预定利率与市场利率挂钩的动态调整机制，将分红险演示利率上限从3.9%下调至3.5%，并在2026版人身险产品“负面清单”中列明禁止混淆保证收益与浮动收益、禁止以历史高分红暗示未来回报。一系列文件的指向高度一致——推动人身险行业从“高保证、刚兑付”的储蓄替代模式向“低保证、高浮动”的风险共担模式转型。
低利率时代的利差损约束
利差损是寿险业的核心系统性风险。传统固定利率产品形成了保险公司单方面的刚性负债：产品定价时承诺的预定利率构成资金成本底线，而保费的投资收益随市场利率波动。利率下行时，投资收益率低于预定利率的差额持续侵蚀偿付能力，而存量保单的预定利率无法逆向调整，负债端缺乏有效的成本对冲机制。
日本寿险业在20世纪90年代的经历提供了直接参照。泡沫经济破裂后，行业存量保单平均预定利率维持在5.5%至6.25%的高位，而投资收益率从7%持续下滑至2%以下。超过4个百分点的系统性倒挂导致1997年至2001年间7家寿险公司相继破产，此后历经8次预定利率下调，负债成本才逐步压降。核心教训在于：一旦存量保单锁定了利率周期的高点，后续的利率下行就会转化为持续数十年的偿付能力侵蚀。
当前，国内市场正面临类似的结构性压力。10年期国债收益率已从2020年底的3.3%降至1.7%附近，而此前传统人身险产品的预定利率一度高达3.5%，资产端的无风险收益与负债端锁定的资金成本之间出现显著倒挂。在这一约束下，分红险的“保底加浮动”结构提供了替代方案：保险公司以一个低于传统险的保底利率控制刚性成本，超出部分的投资收益按不低于70%的比例以红利返还投保人。保险公司的风险敞口收窄，投保人则保留了分享超额收益的空间。
从更长的时间尺度看，中国分红险的兴衰本身就是利率环境的镜像史。21世纪初，预定利率被限制在2.5%以内，远低于市场利率，分红险应运而生，2010年一度占行业保费四分之三以上。2013年，传统险预定利率提升至3.5%后，凭借结构简单、回报确定的优势将分红险挤向边缘。而当2023年以来预定利率经历多轮下调、传统险的性价比被逐步压缩之后，市场再次做出了对称的选择——2026年上半年，分红险原保费突破1万亿元，同比增长94.4%，占新单保费比例超过七成。这不仅是政策引导的结果，还是利率环境结构性变化驱动下产品结构的内生性调整。
风险共担机制的三重优势
其一，定价机制的再平衡。固定利率产品面临两难：预定利率过高加剧利差损风险，过低则削弱市场吸引力。分红险通过降低保底利率、提高浮动收益权重，在维护产品竞争力的同时控制了刚性负债成本。以当前主流产品为例，在1.75%保底利率之上，若保险公司实现5%的投资收益，投保人可获得超过4%的综合回报；即使投资收益降至1%，保底部分仍提供下行保护。
其二，资产负债管理的优化。分红险从两个维度缓解了传统险的刚性负债困境：负债端，保底利率较传统险低25个基点，系统性降低了利差损发生的概率；资产端，相较于传统增额终身寿险，定期年金及两全类分红险的实际有效久期更短，赋予保险资金更大的配置灵活性。负债端成本压降后，资产端不再被迫拉长久期以覆盖高收益目标，保险资金可转向“中短期信用债+权益”的弹性组合，为获取超额收益打开空间。
其三，与老龄化社会长期储蓄需求的匹配。养老储蓄周期长达二三十年，分红险的浮动红利在超长期限中能熨平短期波动，与养老金的负债久期天然匹配。相较于固定利率年金，分红险通过权益及不动产等抗通胀资产的配置，将通胀保护传递给投保人。截至2025年底，分红型产品在个人养老金目录中的占比已超四成。
转型面临的现实约束
其一，消费者信任的修复。分红险销售长期依赖演示利率构建预期，但演示与实际之间缺乏刚性约束。2025年全行业平均红利实现率约72.6%，中位数约76%，达标产品占比仅约三分之一，计划书演示与最终到手之间存在显著落差。在行业最需要以高实现率重建信心的窗口期，宏观利率环境却在压缩投资收益空间，时间维度的错配构成了特殊挑战。
其二，信息披露制度的完善。监管部门自2023年起要求披露分红实现率，但参照香港GN16指引以统一口径追溯至少五个保单年度并设定演示收益上限的做法，内地市场在披露标准化和历史长度上仍有差距。消费者难以从碎片化数据中形成稳定预期，这是转型期需要填补的制度空白。
其三，渠道能力的错配。分红险涉及保底利率、红利来源、实现率等多层概念，对销售人员的专业要求远高于传统类产品。2026年7月实施的保险业首部产品适当性管理自律规范已将分红险列为P3类，销售资质门槛高于普通产品。而代理人渠道正处于从规模扩张向专业化转型的过程中，银保客户经理长期以传统产品为主，产品复杂度与渠道能力之间的落差尚未弥合。
制度、渠道与能力的三层重构
制度是基础。信息披露机制需进一步向标准化、长周期方向演进。统一披露口径、延长历史追溯年限、建立演示收益与历史实现率之间的衔接机制，有助于降低信息不对称。同时，适当性管理应从“倡议”走向“约束”，针对保费占可支配收入比例偏高的老年投保人等敏感群体，建立更为严格的评估与冷静期机制，从制度上防范销售误导与风险错配。
渠道是桥梁。分红险的专业化要求客观上为代理人队伍转型提供了窗口。美国市场的经验表明，浮动收益型产品的复杂性与代理人专业化程度之间存在正向循环：产品越复杂，越需要高素质代理人来销售和持续服务；而高素质队伍的壮大，又反过来支撑更精细的产品供给。当前，中国寿险业代理人已从高峰期的近千万人收缩至200多万，留存人员产能显著提升。分红险的销售逻辑不在于“人海战术”，而在于具备扎实金融专业素养的绩优代理人。率先完成代理人从“规模驱动”向“专业驱动”转型的保险公司，将在下一轮竞争中占据先发优势。
能力是核心。分红险的竞争力最终取决于投资管理能力。相较于传统险账户，分红险账户风险偏好更高、权益配置空间更大，这对险资的资产配置能力提出了更高要求。从国际经验看，美国变额年金市场的发展得益于相对成熟的衍生品市场与风险管理工具；中国资本市场在产品深度上仍有差距，但险资权益投资上限提升、国有险企长周期考核权重增加等政策已为能力建设打开了制度空间。保险公司能否通过跨境配置、权益仓位管理与另类资产布局构建持续的超额收益来源，才是能力层面最根本的考验。
转载自《中国银行保险报》“北大保险评论”栏目第927期，2026年8月19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