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14日晚，在北京大学经济学院“诺奖得主面对面”系列活动中，著名经济学家、2000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詹姆斯·赫克曼（James J. Heckman）教授在经济学院东旭学术报告厅以“以技术创造解决收入差距与社会流动性问题”（“An Effective Strategy for Reducing Inequality and Promoting Social Mobility by Creating Skills）为题发表了学术演讲。
Heckman教授首先指出，过去40年，中国通过改革开放、持续的资本投资和人口红利实现了经济的快速增长。但是近年来，支撑中国经济增长的中等技能劳动力供给正面临枯竭。同时，由于社会老龄化问题日益严重，中国人口的抚养负担也在不断提高。Heckman教授认为，培养高技能的劳动力群体可以通过利用技能替代体力劳动，帮助中国向高生产率的技术经济转型。这不仅有助于解决中国当前面临的人口挑战，还将在长期内改善社会流动性，遏制由于收入快速增长与地区不平衡发展所导致的代际收入扩大的现象。在过去40年里，中国经济的增长带来了财富的快速积累，也导致了收入的不平等以及地区的不均衡发展。后者主要表现在城镇与乡村之间在居民可支配收入、平均入学率和毕业率等方面存在的巨大差距。
随后，Heckman教授指出，来自农村的流动人口群体已经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的动力来源之一。过去20年，进城务工的农民工群体规模不断扩大，城市中的实际居住人口数远远高于户籍人口数。但是，人口大规模流动同时也带来了很多社会问题，例如农村留守儿童的抚养和教育问题。公开数据表明，在2010年，留守儿童占中国未成年人（0-17岁）总数的35%。中国有三分之一的留守儿童和他们的祖父母生活在一起，而这些老人的受教育程度普遍偏低，从而在不同程度上影响了这些儿童对技能和知识的学习，从而可能导致人口不平等的代际传递。有什么样的政策能够有效改善这一现状？第一种政策是解决区域之间资金投入的不平等，第二种政策是帮助弱势儿童培养与生活相关的技能。Heckman教授认为，第二种政策，即技能导向的政策将更可能以较小的成本解决贫困、不平等与社会流动性等一系列问题。经济学文献一再证明，社会经济群体之间的技能差距在儿童成长的早期阶段便已形成，因为母亲的受教育程度在其中起到了重要作用。认知能力的差距会持续相对较长时间，而非认知能力则可以在生命周期中不断强化。尽管技能并不是在出生时便固定不变，但却会随着年龄的增长而逐渐固化。因此，促进人口技能（人力资本）的提升需要从早期开始持续的投入。
之后，Heckman教授强调，在对早期人力资本进行投资从而促进人口技能形成的过程中，需要特别注意两点：第一，与生活相关的技能具有多个维度；第二，技能开始形成的早期阶段相当重要。Heckman教授展示了一系列有力证据证明旨在促进技能提高的早期干预措施是有效的。例如，美国数据显示，80%的成年社会问题，如不健康行为、犯罪和贫困，都来源于20%的人口。这些群体在童年时便表现出诸如智力较低、自控能力较差、社会经济地位较低等特征。Heckman教授认为，技能不仅仅局限于受教育年限或智力测试成绩的定义范畴，同样应该关注性格特征与人际交往能力（即非认知能力）的重要性。当前的研究在理解人类的哪些能力有助于取得成功上已经取得了很大的进展。由智力和考试成绩衡量的认知能力以及由性格特征与人际交往能力衡量的社会情感能力都起到了重要作用。具体说来，社会情感能力（即非认知能力）还包括了主动积极性、社交能力、注意力、自我控制、自尊、生理健康与精神健康等方面。很多证据表明，认知能力和非认知能力与个人在犯罪、收入、健康、教育、信任、自尊等诸多方面的表现均密切相关。
此外，家庭环境与父母育儿方式对于个人技能的塑造作用要远远高于单纯金钱的投入。但是，与城镇家庭相比，中国农村家庭的抚养环境和抚养情况并不理想。技能的动态形成过程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对儿童进行早期投资的好处。从静态互补的角度看，对能力越高的人进行投资得到的回报越高；从动态互补的角度看，早期投资的回报率则高于后期投资，即对弱势儿童的基础能力进行投资会产生巨大的回报，其回报远远高于对成年人的技能培训。两种过程同时在起作用，但二者之间并不存在着必然矛盾。早期投资创造的人力资本基础将使成年投资的生产效率更高。这种“技能创造技能”的过程可以具体描述为：社会情感能力的提高改善了认知能力与健康状况；健康状况的改善又提高了认知与非认知能力；认知能力的增强进一步提高了生产率。最终的结果是更高的生产率、更高的收入、更好的健康、更多的家庭投资、向上的流动性与降低的社会成本。因此，许多成功的干预措施通常能够影响整个生命周期（包括被干预者后代的人力资本），而这主要是通过改善参与者的非认知能力和育儿方式来实现的。
接下来，Heckman教授介绍了国际上著名的早期干预项目以及对项目效果的长期评估。
第一个项目是佩里学前项目（Perry Preschool Project）。该项目从3岁开始实施，每天进行2小时，一共持续2年。通过对参与者的长期追踪研究，该项目发现，提升技能的早期干预主要通过非认知渠道发挥作用，相比于未参与项目的对照组儿童，参与该项目的儿童成年后在偏好、信念与技能上的均值都发生了显著变化：平均而言，他们的集体归属感更强，对人生的态度更加积极乐观，对他人更加热情友善。不仅如此，该项目还降低了参与者成年后参与犯罪的可能性，降低了他们不健康行为的概率，提高了他们的就业表现，改善了他们的健康状况，增强了他们的认知与非认知能力，提高了他们稳定婚姻的可能性，甚至在教育、就业、健康、犯罪等多方面对他们的子女和兄弟姐妹也产生了长期的正向影响。研究发现，这一系列正面结果背后主要的影响机制是：经过一年的干预，参与项目的父母对于育儿重要性的信念要明显高于未参与项目的父母。因此，与未参与项目的父母相比，参与项目的父母更多采用积极的育儿方式，而更少采用专制型的育儿方式。
第二个项目是在美国北卡罗来纳州实施的ABC项目，该项目时间跨度是20世纪70年代中期到80年代初。参与项目的儿童具有的共同特征是都来自“高危母亲”家庭，即这些母亲绝大多数都是孕期受雇的非裔美国人（小部分为白人）。项目内容包括在幼儿0-5岁期间参与长达5年的全天托儿服务（每年50周，每周5天，每天8小时），给予他们相应的认知启蒙与自控和社会能力上的训练。其后，研究团队对被干预群体开展了长达3年的双周家访，并定期对其进行健康检查。研究结果显示，与佩里学前项目类似，该项目对参与者的长期影响是持续的智力提高、更好的教育表现、更高的就业率、更少的犯罪活动以及更好的健康行为与健康状况。实现这些结果的影响机制主要有两方面：第一，与未参与项目的父母相比，参与项目的父母会给予孩子更多的情感支持；第二，参与项目的父母对孩子教育发展的重视程度更高。
第三个项目为牙买加项目，该项目针对18-34个月大的孩子父母进行抚养方式的干预，通过定期家访的方式教会孩子的母亲如何与孩子互动，同时给予孩子营养补充。该项目成本低、容易复制，且具有长期有效性。该项目的干预结果具体包括：被访者的子女长期认知能力的提高、劳动力市场表现的改善、大学入学率的提高以及心理健康的促进。此外，在中国甘肃省华池县实施的“慧育中国”（China Reach）项目也发现了类似结论：参与项目的儿童在社会能力和语言能力方面均有显著的提高。家庭环境的改善可能是实现这一影响的关键机制。这些项目都有力地证明了对儿童抚养环境和抚养方式进行早期干预和投资是有效的。
最后，Heckman教授进行了总结，他重申中国目前面临的许多挑战（例如人口老龄化问题、社会流动性问题、地区发展不平衡问题以及农村留守儿童问题）都可以通过改善人口的人力资本和技能创造加以解决。而经济学者在进行相关研究或对相关项目进行评估时则需要注意以下三点：第一，在对项目效果进行评估时需要测度多维度的技能；第二，早期的家庭生活是个人成就的决定性影响因素；第三，在成功的干预措施中育儿方式的改善是至关重要的。有效早期干预的本质是增加儿童与父母或照料人之间的互动。这将对儿童自身及其兄弟姐妹、后代都能够产生积极的影响。
附：主讲人介绍
詹姆斯·赫克曼（James J. Heckman），芝加哥大学“亨利·舒尔茨杰出服务”教授，人类发展经济学研究中心（Center for the Economics of Human Development）主任，人力资本与经济机会国际工作组（Human Capital and Economic Opportunity Global Working Group, HCEO）联合主席。
Heckman教授因对微观计量经济学的杰出贡献荣获2000年诺贝尔经济学奖，他获得的其他主要荣誉还包括美国经济学会约翰·贝茨·克拉克奖章（1983年），劳动经济学会雅克布·明瑟终生成就奖（2005年），美国农业经济学会西奥多·舒尔茨奖（2007年），计量经济学会弗里希奖章（2014年），计量经济学会会士（1980年），美国人文与科学学会会士（1985年），美国统计学会会士（2001年），劳动经济学会会士（2004年），美国经济学会杰出会士（2017年）等。
Heckman教授1965年在科罗拉多学院获得数学学士学位，1968年、1971年在普林斯顿大学分别获得经济学硕士学位与博士学位，自1973年起在芝加哥大学经济系任教。Heckman教授目前担任经济学顶级期刊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共同主编，发表论文300余篇，出版学术专著9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