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三五”规划圆满收官,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全面开启,2021年的全国两会就处在这样一个重要的节点上。“两会”期间,“推动产业数字化智能化改造,战略性新兴产业保持快速发展势头”,“积极利用数字科技促进乡村振兴、推动共享发展”,“战略布局数字化关键技术创新,抢占未来竞争的制高点”,成为代表委员们讨论的重要议题。
发展数字经济时不我待,这已经成为行业乃至社会共识。近日,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发布了《“十四五”期间推动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发展路径研究》的报告,报告对我国数字经济发展的现状、优势和短板进行了全面分析,建议把握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集聚迸发的机遇,将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发展作为夯实实体经济基础,进而实现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路径。
中国是全球数字化发展的高地。截至2020年,我国互联网普及率达70.4%,网民规模为9.89亿,移动支付用户规模达到8.5亿。根据中国信通院发布的《中国数字经济发展白皮书(2020年)》显示,2019年中国数字经济增加值规模达到35.8万亿元,占GDP比重达到36.2%。全球来看,目前中美两国数字经济平台市值占到了全球的90%,公有云占全球市场的75%以上,物联网支出占50%,区块链相关专利点75%。
从中国产业数字化发展的进程来看,数字经济本身构成了实体经济的一部分,并促进了实体产业的转型升级。以实体产业中的数据为核心生产要素,以数字技术为重要驱动力,通过要素优化配置,提高传统要素效率,已成为数实融合创新发展的主要形态。去年疫情期间,微信支付消费券共发放总金额超150亿,带动1000亿元消费额,惠及130个消费行业;6月,作为中国进出口风向标的广交会首次在展商展品、全球供采对接、大会服务、跨境电商等板块完全实现“云端”举办,为高层次数实融合发展做了一次宝贵的探索。
在制造业中,加工组装、包装、检测、搬运等高重复、高强度环节正面临用工短缺,数字技术和智能机器的使用优化了流程,实现了减员增效提质的目标。更值一提的是,在研发和设计环节,数据驱动的人工智能等技术使工业知识和经验得以数据化、算法化、模型化,缩短了研发周期,提高了研发效率。如中国商飞建设了全球网络化协同研发与制造的工业云平台,在C919项目上实现了数据源的完全统一,使C919飞机研制周期缩短20%,生产效率提高30%。
尽管中国数字化发展在全球位于前列,但在产业数字化领域,我国仍落后于不少发达国家。要解决上述短板,培育数字人才迫在眉睫。按照中国信通院公布的最新数据,2020年,微信生态所衍生的新增就业岗位超过3600万个,小程序、视频号所创造的新增就业超过1100万个。不过,当前新就业形态中的配套机制和服务体系还不完善,人才培养机制还存在诸多不规范之处。
据麦肯锡全球研究院在一份名为《中国的技能转型》的报告中预测,到2030年,全球36%的职业和技能变更将发生在中国。要实现这一产业转型,全面提升就业人口技能是关键。因此,必须要提高高等教育办学水平,提升职业教育办学质量,持续为就业困难群体提供免费在线课程和就业指导服务,例如建设劳动者终身学习的“数字学堂”等,以推动中国从“人口红利”向“人才红利”的顺利过渡,为产业数字化进程提供足够的人力资源支持。
“双循环”战略将贯穿“十四五”始终,中国在这一阶段能否抓住新一轮产业技术革命的机遇,实现“换道超车”,关系到民族复兴的大计。在这个过程中,除了注意充分发挥平台企业和实体龙头企业的作用,政府的规范和引导也至关重要。一方面,需要切实提高数字治理能力,做好数据生产、聚合、占有、使用等过程中的产权归属界定,使数据在法治基础上资源化和资本化,另一方面,要优化政府与市场的合作机制,在发展中推动产业互联网平台开放共享。
——原载“光明网”
苏剑
美国布兰戴斯大学（Brandeis University）国际经济学与金融学博士，北京市新世纪人文社科理论“百人工程”学者，北京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博导，北京大学国民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北京外国经济学说研究会会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论坛副主席，曾任方正证券首席宏观经济顾问（2014.9-2016.8）。研究/教学领域为宏观经济学和中国经济。参与或主持省部级以上课题十余项，著有专著《新供给经济学：理论与实践》、《内外失衡下的中国宏观调控》、《宏观经济学（中国版）》等；在国内外发表过多篇学术论文和政策评论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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