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11月29日，北大经济史学名家系列讲座第174讲——“晚清电报引入之争的历史意蕴”在线上举办，共200余人参加。讲座由北京大学经济学院经济史学系、北京大学社会经济史研究所和北京大学外国经济学说研究中心联合主办。讲座邀请南开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南开大学中外文明交叉科学研究中心执行主任江沛担任主讲人，北京大学经济学院经济史学系张越副研究员担任主持人，北京大学经济学院经济史学系主任周建波教授、经济史学系副主任郝煜长聘副教授担任与谈人。
江沛教授演讲中
首先，江沛教授介绍了电报的早期发展史。电报是在英国工业革命之中的一个发明。在当时工业革命的进程中，煤炭、钢铁是基础性工业，其技术成熟奠定了众多行业机械生产的根基；棉纺业是英国特色，纺织业的工业化推动了能源、交通、精密机械等行业的发展；铁路、运河、电报则是工业规模化、分工生产、市场扩大的保障。也是在这样的浪潮中，诞生了亚当斯密的《国富论》。
电报是现代通信技术的本质。工具是人肢体的延伸，电子媒介则是中枢神经系统的外化。联通世界的信息技术（包括交通），以方便、快捷、高效的传递特性，克服了物理运输和地理空间的限制，实现贸易通达、多元交流、政治理解、文化认同等社会功能。任何新技术都会创造新环境。媒介构成环境并影响社会、制度，塑造生活形态。由此，媒介促进人类相互联络并扩大视野、在比较中丰富知识、在交流中互利、创造财富，逐步摆脱知识愚昧和政治盲从。世界由此从区域历史阶段进入全球化时代。
随后，江沛教授将晚清电报的引入过程分为四个阶段，并依次进行详细分析。第一阶段为“通信风暴”阶段，时间为1844-1866年。从1844年莫尔斯在美国利用其发明的电码发出了人类史上第一封电报，电报真正进入应用阶段。大航海后的世界，由英、荷率先发动，扩至西欧各国再到美国，一场工业革命席卷北半球，以机械动力、电讯传输为特征的新时代呼啸而至。在地理上与欧美较远的亚洲特别是东亚，此时尚处于节奏缓慢的农业时代，对于欧洲发生的革命性变革并不了解。此后的西学东渐，实质上是一场新旧文明间的碰撞。
第二阶段为“峻拒阻遏”阶段，时间为1860-1869年。这一时期存在着一些“信息不对称的电报修建请求”，如沙俄驻华公使、英国公使等都曾向清政府提议修建电报线路，均遭清政府拒绝。海关总税务司英国人赫德、英国公使阿礼国先后向总理衙门提出了一些现代化建设的提议，如引入铁路、电报等新技术，最终遭到清廷的拒绝。
第三阶段为“欲拒还迎”阶段，时间为1870-1879年。在该时期，面对洋务运动、海防和台湾防卫的要求，清廷一些重臣的观念发生动摇，从峻拒渐向有限开放、服务边防、自主仿行转变，主权意识极强。同治十三年（1874），沈宝桢奏请开办福州至台湾电报获准（未建），李鸿章以国防为由获准建设联通北塘大沽炮台至天津的电报线路，是为中国自建电报之始。然而，电报技术的引入必然会导致驿传系统失效、手工业在外来商品竞争中的衰败和各行业大批失业等问题，清廷因财政困难难以掌握“电报主权”，保守派官员因保护“民生”反而赢得称赞。
第四阶段为“实利至上”阶段，时间为1880-1900年。清政府海防、边防多处告急，而开设电报线路对于传递军情、支援战争作用极为重要，电报线路开始进入快速发展期。光绪六年（1880）9月，直隶总督李鸿章奏请修建津沪电报线获准，次年完工，全长3075里，是电报引入的标志性成果。此后，多条电报线路陆续建成。至1899年，清廷共修通5.5万公里的电报线，联通了除西藏以外的所有省份。
最后，江沛教授分享了自己的研究体会。他强调，每遇重大机遇和选择，争议四起，实为在所难免；参与争论者多为士人、政治精英，深受政治体系和时代惯性影响，纵有观点异同也非决然对立，而争议结论则与国运关系甚大；所有争论都是在国际化背景下展开的，是中西文明冲突与融合的必然过程。就晚清电报引入之争而言，囿于人文知识结构和“重农抑商”思维的束缚，清人无力判断电报技术的经济和社会价值，无法把握工业革命以来的全球化趋势，则是时代的悲剧。一般而言，技术转移要经历引入、仿制、创新三阶段，需要资本、技术、资源、管理、人才等配置，清人为求“权自我操”，自行仿制，违背了技术发展规律；边疆安全也即政治安全，是清末电报建设得以落地的要因。对于经济史研究者来说，应重视中国近代历史的技术和经济因素，及时更新知识结构，不断提升研究视野，有必要将多元因素纳入研究范畴，避免“技术决定论”或“文化决定论”的偏颇。
讲座结束后，各位与谈人分享了自己的观点。郝煜长聘副教授认为这一研究以小见大，具有较强的启发性。从表面上看，这一研究是关于电报引进历史的梳理，但其实讲的是大分流的问题。他分享了自己的有关电报的研究。关于中国为什么晚于日本多年才推行现代化这一问题，郝煜长聘副教授认为，是因为中国所有的技术引进和制度革新，都晚于日本20到30年。最后，他对于是“集权”还是“分权”更有利于现代化这一问题发表了自己的看法。
周建波教授认为，江沛教授的讲座从一个技术引进的案例引发的社会争论入手，让人联想到了中外横向的比较——明治维新和洋务运动、历史纵向的比较——近代向西方学习的洋务运动和当代的改革开放，深受启发。其中最大的启发是，精英集团，尤其是领袖的见识会影响社会整体的进步，清末的诸多问题都可以归结到见识的问题上，这也是江沛教授谈到的“囿于人文知识结构”的束缚。技术引进引发的社会争论主要是从利益来讲的，这一争论可分为事前（假想中的利弊分析）、事后（真实中的利弊分析）两类；面对对电报修建的阻挠，李鸿章等洋务大员最终还是要从国家安全这一精英集团最关注的利益角度寻求突破。此外，周建波教授还就“重农抑商”分享了自己的看法。
供稿单位：经济史学系
供稿人：黄文心
美编：初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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