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5月29日，北京大学经济史学名家系列讲座第204讲“比较视野下的中国经济史研究”在经济学院301会议室举行。讲座由北京大学经济学院经济史学系、北京大学社会经济史研究所和北京大学外国经济学说研究中心联合主办。香港科技大学社会科学部和文凯副教授担任主讲人，山西师范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张百顺副教授、北京大学经济史学系副主任郝煜长聘副教授、北京大学经济史学系主任周建波教授担任与谈人，北京大学经济学院经济史学系博士生陈皓担任主持人。
和文凯副教授演讲中
和文凯指出中国经济史研究具有显著的比较性，进行比较研究时，研究者容易陷入从已知现象出发，以倒推方式寻找“历史解释”的误区，从而抛弃了具体的历史脉络。
和文凯回顾了大分流视野下的比较研究。加州学派通过将“明清资本主义萌芽”研究中的实证部分与西欧和英国的工业化历史进行“深度”比较，引发了学界广泛而持续的讨论。他们将中国的江南地区与英国对比，用中国整体对比整个欧洲，指出了英国煤炭资源的历史偶然性以及英国近代海外殖民扩张对本国经济发展的重要贡献。然而，大分流叙事在国际学界不同领域中的认可情况存在差异：定量经济史研究对大分流叙事基本持批评意见，而全球史和世界史的学者则广泛认可这一叙事。
和文凯认为，彭慕兰等人的大分流叙事中有一个强结论，即英国与中国在关键经济指标方面出现的大分流现象，是1740年开始的工业革命在1800至1840年间产生的结果。然而，这一结论并没有得到定量经济史研究的支持。相反，人均GDP、人均消费水平、实际工资、耐用消费品和奢侈消费品等指标在1700年之前已经存在显著差别，这说明大分流的起点早于工业革命的开始。加州学派的大分流叙事还有一个弱结论，即1800年之前的中国在市场经济发展方面已经具备与西欧社会相同的要素，比如人力、土地、资本的市场流动性。定量经济史研究的结果并没有否定这一弱结论，说明1800年之前的中国政府对市场经济发展并不构成阻碍。如果说1800年的中国在市场经济的要素方面与西欧大致相同，那么造成1700年主要经济发展指标存在显著差异的原因何在？这是在弱结论成立之后需要进一步探讨的研究议题。现有研究从文化上的个人主义、代议制和城市自治传统、产权保护法律、新教伦理、人口负担、非制度的资源禀赋与海外殖民地等方面提供了不同的解释。他认为，在对待这些解释时，需要回到中国和西欧的历史脉络，结合历史学家的研究，进行双重历史脉络的比较，而不是直接从理论概念出发。
随后，和文凯举例说明了如何进行双重历史脉络基础上的比较研究。第一，西方史学界已经揭示出在19世纪前的西欧社会，在信用维护、资金筹措、和产品开发方面，社会网络关系的极端重要性。个人主义在更多时候只是一种意识形态的话语，并不代表历史过程的实际状况。同时，中国宗族中的经济利益计算，背后也体现出个人经济理性。因此，个人主义并非中西方经济发展差异的主要原因。第二，17世纪之前的代议制，使得有代议权的地区维护自身狭隘利益，而牺牲整体经济发展。城市自治本身也导致了对商业和制造业的垄断。然而，中国明清商人也会积极参与城市的治理问题，提供防火救灾等公共服务，而不是完全没有自治传统。第三，他认为韦伯理论中的商业伦理由两部分构成，一部分是世俗商业伦理，即勤勉、节俭、发财致富的道德合理性；另一部分是宗教的超验性，以财富积累证明自己是上帝的选民。事实上，中国明清商业伦理与新教世俗商业伦理之间具有相似性。韦伯理论中的宗教超越部分并不能解释西欧宗教改革后的经济发展。传统经济能够以渐进的方式发展为现代经济，不需要宗教来提供超验的精神动力。第四，关于土地问题，现代化理论的核心内容认为，集约化经营的大农业是工业革命的先决条件。中国小农经济的韧性因此被视为中国近现代经济落后的根源。但是，和文凯对这种观点提出了质疑，并指出英国农业集约化经营的动力在于1450到1700年间谷物价格的持续上升，使得农业集约化经营非常有利可图。中国小农经济的韧性，也可能是经济缺乏进一步发展的结果，而非阻碍经济发展的原因。他举例说明，日本农业同样以小农耕作为主，但这并没有影响其在1868年后的经济和工业发展。
回到大分流弱结论之后的研究议题，和文凯提出，如果1800年中国市场经济的基本特征与同时期的西欧相似，那么影响中国经济进一步发展的障碍仍有待探究。现有研究关注的城镇人口比重低、农业规模经济不足、非农职业构成比重偏低等，大多是经济缺乏进一步发展的表现，而非经济发展落后的原因。大分流不仅表现为主要经济指标的显著差异，更在于制度大分流。
从财政制度来看，英国在18世纪40年代确立了现代财政国家制度，实现了大规模间接消费税与长期国债的结合，大大提高了国家能力。英国政府的主要税收款项以及国债规模在1740年之后快速增长，资本市场的形成进一步促进了大工业发展的融资。然而，明清中国的民间金融市场得不到国家财政体系的支撑，这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经济的发展。从货币制度来看，明清银两制度是称量货币，与西欧和同时期日本的计量货币体系存在差异。中国政府缺乏增发货币的自主性，完全依赖于海外白银的输入，也缺乏保证经济活动中小额货币充分供给的能力。相较之下，明治维新后的日本政府于1874年在国内强制推行不兑换纸钞，并在1880年之后建立了长期国债制度和中央银行制度。晚清政府在1880年之后再次面临小额货币（制钱）供应不足的问题。和文凯指出，如果1880年中国政府具备类似于日本的货币和中央银行制度，并与当时的民间市场经济资源互动，那么在大分流理论中所强调的主要经济指标可能会有所提高。但这涉及到反事实历史研究的问题，无法简单证实。他建议通过分析民国时期不同军阀政府与市场结合的情况，来进一步研究制度对经济发展的影响。
讲座现场
讲座结束后，与谈人进行了点评和讨论。郝煜长聘副教授赞同和文凯所说的双重历史脉络下的比较研究，认为抽离出个别因素进行的比较研究缺乏外推能力。同时，他认为制度分流是更加值得关注的，政府与商人、民众之间存在的可信承诺问题阻碍了制度革命的出现。郝煜指出，清政府在发债之外还有摊派、捐纳、报销等其他选择，使得财政革命未能实现；在货币制度方面，晚清中国没能发行国债，与金融机构同政府的关系有关：民间金融机构只是政府发债的承包人，并不能代表债权人的利益。
张百顺副教授认为从理论出发的比较研究容易引导研究者在历史中寻找符合理论的证据；在具体历史脉络下的比较研究则将理论作为分析的工具，从而避免理论先行带来的偏见。张百顺以晚清尝试发行纸币的两次改革为例，阐述了历史上的制度学习和借鉴面临巨大困难。
周建波教授认为，政府和民间的结合，更准确的说是政府财政和民间金融的结合，在大分流叙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他指出，对于国家而言，以财政信用作为担保发放国债、从民间融资，可以极大提高公共供给的能力；对民间来说，民间经济的活力得到了激发。这种双向互动对经济发展至关重要。周建波表示，历史的分析应当揭示当时人们所面临的约束条件，谨慎运用从结果倒推的研究方法。
供稿单位：经济史学系
供稿人：谭勐翱
美编：初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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