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11月27日上午，北大经济史学名家系列讲座第235讲“On the Origin of Modern East Asia: Ideology, Knowledge, and the Economic Transformation of Japan and China in the late 19th century”（思想，知识与现代东亚的兴起——中日近代转型的比较）在北京大学经济学院305会议室举办。本次讲座由北京大学经济学院经济史学系、北京大学社会经济史研究所和北京大学外国经济学说研究中心联合主办。复旦大学特聘教授、清华大学卓越访问教授马德斌担任主讲人，北京大学经济学院经济史学系主任周建波教授担任主持人，北京大学经济学院经济史学系副主任郝煜长聘副教授、经济史学系管汉晖长聘副教授和中央财经大学财政税务学院马金华教授担任与谈人。
马德斌开篇提出核心问题：19世纪中叶前经济发展水平相近的日本与中国，为何在其后不到一个世纪的时间里，人均GDP差距扩大近三倍？他指出，传统研究多从初始条件、自然资源、人力资本、文化观念及制度遗产等角度展开阐释，而他与合作者——美国查普曼大学（Chapman University）经济学教授贾里德·鲁宾（Jared Rubin）和澳门大学政府与公管系助理教授尹伟文——的研究则强调意识形态的变迁在引发政策与体制的根本性转变中具有关键作用。
针对这一兼具学术传承与现实意义的话题，马德斌及其合作者试图引入新的理论框架。他们在经济史学家乔尔·莫基尔（Joel Mokyr）的知识分类基础上，将19世纪的中日所面临的知识分为三类：传统知识、来自西方的指令性知识（prescriptive knowledge，如技术操作流程）和命题性知识（propositional knowledge，如技术背后的原理）。为阐释中日学习西方的差异，其团队构建了一个理论模型。该模型假设，政治精英在面对外部威胁时，需要在三类知识间做出选择。命题性知识虽可带来更高生产率，但其引入会对固有意识形态和政治合法性带来更大冲击；传统知识的生产率最低，却能提供最高政治合法性；指令性知识的合法性介于二者之间。马德斌指出，明治维新后的日本不仅积极引进西方技术等指令性知识，更系统吸收科学原理与制度理念等命题性知识；而同期中国的洋务运动主要停留在技术层面，未能触及知识体系与意识形态的核心。
影响采纳何种知识的另一个因素是学习成本。马德斌及其合作者的模型假定，学习成本由本国与西方之间的“文化距离”决定。显而易见，在19世纪，共享儒学传统和汉字文化的中日两国均与西方存在较大文化距离。但德川时期的日本因实行政治分权的封建体制，各藩之间竞争激烈——萨摩、长州等“外样大名”率先接触并试验西方知识，形成地方试点并进一步扩散，从而有效降低整体学习成本。同时，封建体制下日本各藩之间的竞争也为权力移交和政体转换提供更大空间，这也是明治新政得以兴起的原因之一；而在大一统的中国，中央集权的郡县体制使地方性学习和实验缺乏可行性，使得两国学习西方的收益存在差异。
在历史叙事部分，马德斌以魏源《海国图志》在中日两国的不同命运为例，揭示两国精英对西方认知的差异。该书在日本被广泛阅读，并深刻影响佐久間象山，吉田松阴、高杉晋作等倒幕维新志士；而在中国，它却未受到主流精英的重视，直到洋务运动兴起后才成为指导理念。他强调，魏源“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思想成为中日改革的共同动力，但日本明治政府在19世纪80年代起迅速推动土地改革、出售国有企业、银行立法、公司法颁布等系统性制度重建，体现出从“和魂洋才”到“脱亚入欧”的意识形态彻底转型。相比之下，中国洋务运动仍停留在“器物”层面和“中体西用”框架之内。
在实证部分，马德斌展示了出版物数量、大学设立、铁路建设、纺织业机械化、语言近代化及外来词引进等多组数据。数据显示，在19世纪中期后，日本在命题性知识的积累与应用方面显著领先中国，各项改革普遍比中国早20年左右。甲午战争成为重要转折点——此后中国开始以日本为中介学习西方，大量由日本创造的汉语词汇（如“市场”“汽船”等）回流中文语境，缩短了中国与西方的“文化距离”。在出版、教育、新兴词汇与机械化等方面中国都呈现出追赶态势，说明意识形态和政策方向的变化具有显著作用。研究最后以日本的生丝出口与生产为案例：日本生丝在1905年前后超过中国，并在其后保持快速增长直至20世纪30年代成为全球主导者。其主要原因是20世纪初，一位有海外游学经验的东京大学农学教授率先在蚕种培育上证实了孟德尔遗传学原理，使日本成为该领域研究的前沿国家，并最早将这一科学成功产业化，培育出第一代杂交蚕种。由此，即便在劳动力成本上升的前提下，日本缫丝出口仍迅速增长。中国对前沿科学的引进和学习始于20世纪初，到20世纪30年代，在世界大萧条与日本强大制丝业双重压力之下，以无锡为中心的企业家群体努力追赶，并在十年内促成江苏省杂交蚕种的广泛普及。尽管江南缫丝业在20世纪30年代因日本侵华而陷入停滞，这一案例仍说明学习命题性知识对技术创新和经济增长的重要性。
讲座最后，马德斌指出，相较于文化，意识形态与思想观念具有更强可塑性，它可能在外部冲击下迅速转变，进而推动制度与经济的根本转型。随着意识形态与政策方向的改变，由初始条件造成的差距可被迅速缩小，甚至文化本身也会随之改变。他强调，东亚现代化的路径不能简单归结为“冲击—反应”模式，而应重视本土意识形态与知识体系的作用。如明治日本实现中央集权的口号（如“维新”“尊王攘夷”“王政复古”“废藩置县”等）均来自中国传统文化资源；而百日维新的改革者也多为传统儒学精英，试图以传统学说为现代化提供合法性基础。学习命题性知识并不意味着全盘西化，相反，只有真正理解知识原理，才能消化西方的知识体系，并从事所谓的逆向工程（reverse engineering）、实现创新与超越。
与谈环节中，各位学者展开深入讨论。郝煜认为，西方命题性知识对国内政治合法性的影响取决于在意识形态影响下的学习目的——功利主义学习对合法性的冲击较小，而当学习被理解为涉及道德评价时，这种影响将被放大，建议模型进一步纳入这一因素；此外，学习西方的时间节点及其与政治集权程度的匹配，也是造成中日学习结果存在差异的原因。管汉晖认为，知识分类的定义尚有完善空间；实证证据的选取应更聚焦模型结论，建议补充传统知识与西方新知识的变化趋势对比。马金华认为，中日不同政治体制的形成与地理环境和早期国家形态有关；财政权是中央与地方权力划分的关键维度。周建波指出，军事威胁与政治体制均对学习西方技术产生重要影响；且两国现代化所依托的本土资源禀赋也存在差异。
供稿人：谭勐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