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大学经济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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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辉：我与“经济地理”百年缘分

发布时间：2012-04-11

北京大学经济学院（系）是我国综合性大学中最早建立的经济系科，也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在中国最早的传播基地。回首往事云烟，从1902年京师大学堂商学科启幕，到1912年严复就任北京大学校长后经济学门（系）建立，时至今日，北京大学经济学院（系）已走过了100个春秋。同样经历了这百年韶华的，是在创始之初即被引入的经济地理学，作为一门相当重要的经济学课程，它与经济学院相伴成长、风雨同舟，见证了经济学院的百年风华。

值此百年院（系）庆之多喜临门之际，身为北京大学经济学院的经济地理学教员，我愿与大家一同追忆、分享这段超越时空的百年缘分。

一、经济地理学学科起源

经济地理学和经济地理思想，历史悠久、源远流长。早在刀耕火种的远古时代，源于生产、生活之需，人类开始记录周围的地理环境、生产活动以及各种现象的分布，经济地理知识开始萌发、积累。此后，随着人类逐步迈入文明时代，有关经济地理的著作便适时而生，西有古希腊斯特拉波的《地理学》，东有汉代司马迁的《史记·货殖列传》，两者都留下了有关经济地理的宝贵记述。大航海时代的到来，西方经济地理知识空前膨胀，新大陆、新殖民地和无尽的移民浪潮，激发了人类无限的激情，去了解、掌握整个世界的地理环境、资源分布、经济生产、交通运输、港口码头等……经济地理学的前身——“商业地理学”便应运而生了[1]。

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从零星知识到一门系统科学，经济地理学走过了漫长的成长、蝶变之路。1760年，俄国科学家M.B.罗蒙诺索夫首次提出了“经济地理学”这一名词，认为研究国家经济必须结合其地理条件进行。1882年，德国地理学家W.茨格发表《经济地理学的任务》一文，详细论述了经济地理学的性质及其构成要素，指出经济地理学是研究人类经济活动的舞台，是考察国民经济的基础学科。W.茨格一文，意味着经济地理学正式从地理学中分割出来，成为一门单独的学科。

自此，经济地理学扶摇直上，与工业化、城市化的世界潮流相映生辉，学科创新与突破日新月异。德国经济学家杜能于1826年撰写了名著《孤立国同农业和国民经济的关系》提出了农业区位论，详尽分析了农业在地理形态上的分布[2]。继而，德国经济学家韦伯（Alfred Weber，1868—1958）于1909年出版了《工业区位论：区位的纯理论》一书，从而创立了工业区位论。而德国地理学家克里斯塔勒则于1933年出版《德国南部的中心地——关于具有城市职能聚落的分布与发展规律的经济地理学研究》提出中心地学说[3]，7年后德国经济学家廖什发表了《经济空间秩序》一书，进一步发展和优化了经济地理区位理论……一方面，理论百花齐放，经济地理学的内涵与外延不断拓展，为其成为一门经济学教育课程奠定了深厚基础，更为其进入北京大学经济学院创造了可能；另外一方面，经济地理学特别是农业、工业和商业（中心地）三大区位理论作为伴随德国从一个落后与英法的欠发达地区一跃而为地区经济强国，先进理论与经济实践之间的良性互动关系，也激发了中国人学习和传播西方经典经济地理理论的巨大激情。

二、经济地理学在北京大学经济学院的发展

早在北京大学经济学门（系）创立之初，商业地理学便已被纳入整个教学体系之中，占据相当重要的地位。据《北京大学史料第一卷（1898-1911）》所收1904年《奏定进士馆章程》商科大学分门科目表中的记载[4]，三门科目学习年限为三年，“商业地理”课程不但要求必修，而且在三年学时中占有很大比重。[5]

经济学系建立后，商业地理课程依旧是教学重点。1919年度课表规定，对于进入经济系的本科一年级学生，经济地理学与经济学等其它5门基础课程共同作为其必修课程。[6]1933年，北京大学经济系由薛德成老师讲授一年级经济地理课程，其课程介绍为“世界各国，因地势不同，气候各异，土有肥瘠，生产悬殊，致使各种农工商业等经济之发展发生差别。本科意在探讨各国地理上之优劣，说明其相互关系，及比较其经济之兴衰，使有志于经济建设者，得应用其智能，施于一地之改良，俾有利于其国计民生。”[7]到了1935年，经济地理学也还是经济学系一年级本科生的两门选修科目之一。[8]在那纷乱的年代，尽管经济地理学是一门新兴学科，但仍保持了一年级学生基础课程的地位，足以凸显经济地理学的基础性和重要性。

光阴荏苒、薪火相传，一个世纪以来，经济地理学在经济学院硕果累累、名家荟萃，其中尤以陈振汉与陆卓明两位老先生为最，他们的区位论实乃经济地理学的扛鼎之作，影响了一个时代。

陈振汉老先生穷尽毕生精力，致力于工业区位论的研究：早年，他专注于美国棉纺织业工业区位问题，提出美国南部地区棉纺织工业的发展，实际源于资本流动所带来的技术进步和劳动力无法流动所带来的劳动力成本较低的共同促进，而绝非简单的地区优势；中年，他转向西方工业区位学说史的研究，认为“工业区位问题的研究虽不始于韦伯，但今日所有区位研究的成绩与缺陷，却都与韦伯有关。”[9]；老骥伏枥、志在千里，晚年的他将视野聚焦于中国工业化区位选择问题。终其一生，陈振汉老先生给我们留下了8篇对于工业区位问题极具代表性的研究成果，有力地促进了区位理论在中国的发展与深化，丰富了经济地理学的学科思维和视野。

表1：陈振汉先生工业区位论相关文献成果

文献成果	发表时间	文献来源
美国棉纺织工业的区位：1880-1910	1939年	中译文，《社会经济史论文集》，陈振汉，经济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
美国棉纺织业成本和成产率的地区差异，1880-1910	1941年	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941) 55 (4): 533-566
工业区位理论——工业建设的区位问题之一	1941年	《新经济》，1941年第5卷第8期
战前工业区位理论——工业建设的区位问题之二	1941年	《新经济》，1941年第5卷第9期
战后工业区位理论——工业建设的区位问题之三	1941年	《新经济》，1941年第5卷第11期
区位理论的发展——韦伯以前	1947年	《工业月刊》，1947年第4卷第3期
区位理论与贸易理论	1947年	《社会科学杂志》，1947年第9卷第1期
工业区位理论的发展	1948年	《燕京社会科学》，1948年第1期
工业区位理论（与厉以宁合著）	1982年	《工业区位理论》，陈振汉、厉以宁，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

博古通今、学贯中西，陈振汉老先生晚年专注于国内工业区位选择的问题上，笔耕不辍，提出了四大基本观点：（一）“转移成本”和“生产成本”两类“区位因子”，即“经济发展水平不同的国家，所影响的区位因子也不尽相同。运输便利的在经济发展比较落后的国家显得尤为重要，劳工供给则是在经济较为发达的国家比较重要。”[10]；（二）合理区位的动态决定论，即合理的区位抉择必须置于动态环境分析，“不能单凭静态的环境以为划分区域的依据”[11]；（三）军用工业区位选择与一般工业区位选择，先生主张“纯粹军用工业”在区位选择上遵循“国防第一”原则，“必须与其他国防设备相联系，应当有军事当局根据战略需要去设立”，而一般的工业建设“应当估计经济原则”。[12]；（四）中国抗战前工业区位的合理性和弊端，“总起来说，战前我国重要的集中轻工业的区位，乍看似不合理，实际却并不背于区位经济的原则”。[13]

陈振汉先生

相比于陈振汉老先生，陆卓明老先生的研究涉及经济地理学、军事地理学等诸多领域，并创立了世界经济地理结构理论，其广博开阔的学术视野、卓尔不群的学术成就，严格要求学生而不乏和蔼，对课程有完美标准而不失于迂阔，为经济地理学课程在经济学院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更为可贵的是，陆卓明老先生在北京大学经济学院教授经济地理学几乎半个世纪，甚至退休后还热衷于经济地理学的教学，为经济地理学这门学科的发展倾注了毕生的心血。

表2：陆卓明先生经济地理学论相关文献成果

文献成果	发表时间	文献来源
当代世界政治经济地理结构	1981年	《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1年第4期
经济地理结构与地区经济优势	1982年	《经济科学》，1982年第3期
世界政治经济地理结构中的海洋	1983年	《海洋问题研究》，1983年第1期
现代生产力的分布规律与经济管理的地域体制	1983年	经济体制委员会公开会议
关于我国经济区划原则的看法	1984年	《经济区划问题论文集》，1984年版
我国特区的开放城市的地理位置	1985年	《我国海洋开发战略研究论文集》，1985年版
对外开放、经济位置、三角洲	1985年	《经济科学》，1985年第4期
现代生产力地理分布的规律与我国生产力布局的原则	1985年	《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5年第3期
三个地带·两条道路·一个祖国	1986年	《开发研究》，1986年第6期
近代新区开发规律与我国大西北开发原则	1986年	《人文杂志》，1986年第1期
六个趋势的集中处理	1986年	-
综合经济区划与地理空间观	1986年	《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6年第6期
经济地理阐述体系的改造	1987年	《经济科学》1987年第1期
地理空时系统的认识与控制	1988年	《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8年第6期
《资本论》中的区位论思想	1992年	《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2年第4期
打破区域、运用区位	1992年	《经济参考报》1992年8月
The Form of the Distribution of Modern Productive Forces	-	中国经济学教育研究委员会会议报告
世界经济地理结构	1995年	中国物价出版社，1995年版

陆卓明老先生独创的世界经济地理结构理论，从地理学入手，依据世界政治经济地理的基本结构归类，归纳出三类国家的政治经济中心区分布，将经济、政治与地理进行重新构造整合。他指出，“我国需要优先发挥作用的是自然优势与科技优势，而最需要保护的也恰恰是这种优势”，“要根据次料优用，按照优势级级别，通过划分经济区的方式进行开发”[14]； “中心地系统毕竟只能用于经济管理，而不宜当作经济区划的根据。”[15]，只有选择现代生产力的地理分布为依据进行划分，才能实现区域经济发展……

陆卓明先生手绘的地图

1971年陆卓明老师在韶山

读书思贤、饮水思源，回首经济地理学在北京大学经济学院一百年的发展，正是那些学力深厚又有远见卓识的教授赋予了它深邃与厚重、光荣与梦想。他们对于商业地理、区位论、经济地理的深入梳理、分析、思考、完善、拓展，使这一门看似普通的课程，能够持续迸发出旺盛的生命力、绵延至今。他们人格的坦诚、学问的深厚、识见的高远，深深地影响着一批又一批学生。

历经百年的沉浮，经济地理学并未因为时间而显得陈旧和老套，反而历久弥新，在中国进行区域整合、功能分区和一体化发展的今天，更加显示出了它永不磨灭的光辉。

[1] 19世纪中叶，地理学家瓦伦纽斯（Bernnardus Varenius，1850—1930）出版了商业地理教科书，为荷兰阿姆斯特丹商人和政府提供实用的商业信息。这是世界上最早的商业地理专业著作之一。之后还有其它一些相关商业地理教材出版，这些教材多再版多次，风行一时。其中，最具影响的是苏格兰学者奇泽姆（G．G．Chisholm）1889年出版的《商业地理手册》（Handbook of Commercial Geography）。该书在奇泽姆在世时已出版10次，之后，由伦敦经济学院斯坦普（L．D．Stamp）和其它学者参与改写并再版发行到19版（1975），影响深远，至今仍为经济地理学的重要经典文献之一。《商业地理手册》先以商品种类为纲，介绍世界的生产与贸易，并以气候与地貌等因素解释这些生产分布的形成原因；之后，以国家为单位，详细描述生产地区分布，以及商业发展的前景。

[2] 克鲁格曼（2000）认为，20世纪60、70年代兴起的“新城市经济学新模型”与冯·杜能农业区位论模型的基本缺陷就是模型只提到有一个中心，但没有解释，也没有解释为什么存在一个中心商务区，在它的周围形成了城市，这让人感到很不舒服。参见，保罗·克鲁格曼，《发展、地理学与经济理论》，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

[3] 中译本《德国南部中心地原理》，参见沃尔特·克里斯塔勒著(德)，常正文等译，《德国南部中心地原理》，商务印书馆，1998。

[4] 银行及保险学门科目，贸易及贩运学门科目，关税学门科目。

[5] 王学珍、郭建荣，《北京大学史料：第一卷》，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106页。

[6] 王学珍、郭建荣，《北京大学史料：第二卷 (二)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1091页。

[7] 孙家红，《通往经世济民之路—北京大学经济学科发展史研究（1840-1949）》，北京大学博士后研究工作报告，2011年，第75页。

[8] 王学珍、郭建荣，《北京大学史料：第二卷 (二)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1175页。

[9] 陈振汉，《工业区位理论的发展》，载于《步履集：陈振汉文集》，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192页。

[10] 陈振汉，《工业区位的理论——工业建设的区位问题之一》，载于《社会经济史论文集》，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1999年，第140页。

[11] 同6。

[12] 同6。

[13] 陈振汉，《战前工业区位的理论——工业建设的区位问题之二》，载于《社会经济史论文集》，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1999年，第152页。

[14] 陆卓明，《经济地理结构与地区经济优势》，载于《陆卓明先生经济地理论文集》，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第24页。

[15] 陆卓明，《综合经济区划与地理空间观》，载于《陆卓明先生经济地理论文集》，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第4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