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1990级的北京大学经济学院国际经济系国际经济专业，共有24人，来自全国十几个省市，其中不乏本省高考状元。五年同窗，携手走过。笑过，哭过，爱过，恨过，奋斗过，不羁过。不论怎样，北大在每个人身上都留下了深深的烙印。二十年过去了，24人天南海北，美国拿学位的有6、7个，今天还在美国的有5个，转战香港的有两个，留在国内的同学有大学教授，有银行、证券、和企业的中坚力量。年届不惑，正是事业、家庭都较劲的时候，但是同窗之谊总是牵挂着每一个人。
值此北京大学经济学院100周年院庆之际，大家拾起了心中记忆的碎片，忙里偷闲记录下来。却无意中发现，心中那些关于北大的记忆，竟是那么鲜活和闪亮。
一、
孟力峰，北京人，１９９５年毕业后在北京的一家金融机构里供职７年后，跑到福建，在一家制药公司开始从事完全不同的职业，也已经７年了。
昨天，在会议室前等客人，在北方还是乍暖还寒的时候，这里已是阳光明媚，绿意浓浓，信步走到边上的鱼池，看着红色的、白色的金鱼悠然地游荡，思绪不禁恍然：它们快乐吗？它们有悲伤吗？它们会有明天的期盼？它们会有昨天的回忆？
女儿已经一岁了，可以四处走来走去了。想想她到来的一年，时间好像很长很长。
我们的记忆大概是这样，好像透视的原理：过去久远的记忆越来越模糊，只有昨天发生的还可以鲜活，也有例外。
曾经有很多向往，或大或小，当一一实现时，也才发现，最留恋的时间是怀揣那些向往，胡碰乱撞的青春岁月。
在离开大学十五年后，回忆变成了片断，过去点点滴滴，或快乐，或忧伤，或鼓舞，或沮丧。开始想：大学的五年，除了因时间而留下的经历，到底有怎样的意义呢？
在学校时，有一个冬天晚上，几个同学在女生宿舍楼边上的小卖部里吃煎饼，看到煤炉边遍地的团成一团的废纸，对做煎饼也是卖煎饼的大姐说到，‘您这样，等于就是生活在垃圾堆中’，大姐随口答到：“生活在垃圾之中，固然不容易，但是轻易地死去，又不值得”。这是我能记得原文的不多的几句话之一。
多年前，在北京，去过一间隐于山中的寺庙，名字已经不记得了。偶然遇到一个人，谈吐非常有趣，不禁攀谈起来。内容已经不甚清晰了，大约是命相中遇贵人的话题，听到我是北大毕业的，他说道，“北大的，那你该是别人的贵人才对”。这中断了我探究自己“命中贵人”的兴致。
虽然蜷缩于躯壳中的自己并非在那时被一声唤醒，但却也真是厌了“虫豸”一直做下去。固然不能真的天马行空，毫无约束，但精神上的自由却怎样也舍不得放下了。
这不是北大给我的，它是与生俱来的，来自内心的声音。但于北大内，教师和同学，那些才华横溢的人，那些自由不羁的人，那些孜孜以求的人，告诉你，你当有自由的精神，自由的追求；于北大外，当北大成为一些人共同的印迹时，大家觉得：他们当有自由的精神，自由的追求。
这样的想法，并不总激荡于自己内心，在困顿之时，甚至如柴灰堆中黯弱的淡淡火星，几近熄灭。但它终于贯穿始终。这是我于北大的纽带，这是它告诉我的，这是它鼓舞我的：自由的精神，自由的追求！
二、
杨健， 陕西人，1995年毕业后回家乡，后来转战广东，在溢达纺织5年多，然后一直呆在利乐公司已经接近7年，把最好的时间都奉献给了中国制造业管理水平的提高。
"请问，未名湖怎么走？"有人问。
"从这条道往里，再朝右拐"。这是我的回答。是那么自然，那么随口而出。在离开这几堵墙十几年后，返回时还能像一个老校工一样娴熟地给人指路。这里已经没有了我熟悉的柿子林，苹果园，大讲堂，和图书馆前的草坪。摩登的光华大楼，高耸的太平洋，不伦不类的校史馆，对我这个十几年前这里的暂住者来说，看起来都是如此的扎眼。那个爬满常春藤的四院，门前有成千辆旧单车并夹杂有饭盆磕得叮当响声的宿舍楼，“5·4”时候才来访的白发苍苍的学长们，那才是记忆中我的美丽校园。
我的记忆片段还停留在1990年代的前5年，那是属于我们的青葱岁月，青葱中还多少带有些青涩。
未名湖畔，1991年的中秋夜，湖水，明月，松林，花影。笑语不时从树从里传来。我们班里的才子高声朗朗:"我左手挎着一把王剑，右手一把杨健……。我来到一个屋，桌上有本朴香淑，有陈静，有郑平，瓶子里插着各种花，有王卉，有马元梅…屋子有陈恒，有谭国柱……。屋前飞有颜燕，有刘燕……， 江上有郑伟，有郭炜，水面吴洪涛，满目姜爽爽，我登上一座孟力峰，眼前一片胡景晖。"
青春的张扬，轻轻地飘过静静的未名湖，越过花香肆意的小树林，要把我们带往遥远的航程。在那次聚会后，我们好像再也没有过一次完整的全家聚。我们看似散兵游勇，实则勇猛顽强，好像大二，还是大三时还居然弄了个优秀班集体。我们善于自我调侃，却总还能关怀彼此-四年内几乎每个人都有了绰号。我们又是那样的理想，每天的生活都要想尽办法烧到沸腾。
1992年元旦，激扬的沸点。私自烫的填烧木炭的火锅把桌子烧了个洞，四年一直用报纸掩盖着，直到顺利移交给了下一任学弟。
管院和经院分家时，我们学会了思考。去趟一条时髦的水，还是坚守一个坚固的山?
1994年元旦。那227屋里有人唱着林忆莲，也有苏芮的歌，凄厉，婉转。而屋外的楼道里，好像还有个李宗盛的苍凉声音在回旋。
1995年元旦。长长的桌子，温馨的烛光，已经斯文地像是宫廷的宴会。还有人在228门口挂着要"经世济民"的对子。
课堂上，无聊而纯洁地记录着老师讲的每一句话。其实我的四年学习生活就是狼狈不堪地记笔记，狼狈不堪地应付每一次考试。笔记记得非常糟糕，经常在考前像考古发掘文献一样对照笔记残片来猜想老师的意图。最后基本上还要靠复印女生的笔记来渡过难关。白天要在遥远的二教的忍受暖气不够，晚上夜自习要借着俄文楼昏暗灯光演算老师留下的刁难的数学题。
记忆中我读书的四年除了数学英语外，其他专业课基本上没有专门教材，也从未有教授推销自己的书。这点我真的感激北大，客观上确实减少了我的读书成本。当时教师授课，主要以经典著作和讲座听来的观点为基础。当时并没有互联网海量资讯提供辅助案例，但老师们总能整理出自己的心得，有时还需要在黑板上板书出来。我猜想老师们之所做，还是想尽量保持自己的独立创新。
那个时代，考前划重点是基本上没有的，划也是非常粗的范围。题目有时会出得难的，纯粹是为了拉开档次而专门设计的。当然了，如何难的有技术，对老师从某种意义上讲也是一种创新。有一次国际会计考后听见我班某前状元老兄感慨，我以为找到了可以同仇敌忾的知音。谁知他叹息:”老师在最后一道题故意绕的这个弯，实在不高明。要难就应该这样这样…。” 虽然学生PK的是记忆力，但考的还算是绝对的诚实。就像追求的纯艺术一样，无论意识形态，演也要演绎到完美。
1995年的7月，全国的天气是那样地热。毕业照也没有现在的数码照，就那样简简单单的一张，也没有把本校的引以为豪的校园山水多录些。在没有即时通讯设备的时代，凑齐人数都成了奢侈。当年陈先生在中间，还有胡先生和晏先生和其他老师们。虽然人数不齐，但我还是挺珍惜的，毕竟齐聚了我们国经数代人，意味着薪火会代代相传。
就像一把攥在手里的二十几颗珍珠，轻轻地一聚，我们相会在未名湖边。毕业，轻轻一散，我们又融入了这个五彩的世界。
全班二十几个人，居然在体制内工作的人只有四五个。更多的人已经融入了中国这个巨大的世界工厂和市场的洪流中，当然有人更是借此漂洋过海。
天天练的英语到了外企居然没法开口，学了一学期电脑才学会的制表，发现只要用盖茨的Excel五分钟就可以搞掂。所谓的FOB、CIF那些故弄玄虚的国贸实务，其实在一个珠三角的中专生培训一周都可以上岗。不在体制内没有能享有垄断资源，我们也跟普通人一样需要跟别人赤手空拳地贴身肉博。
要从1990年我们入学开始，二十年光阴弹指一挥，我们所在的这个国家经历了从亚运到奥运，从电到电子，从DOS到Windows， Internet再到3G，以每年超过8%的提速疯狂飙车。我和我们的社会也经历了从公务员仰视外企，再到从外企再仰视公务员的沧海桑田。记得我当年搞妥的一份工作机会是天津某区的公务员，我一大早悄悄地溜到天津面试完又悄悄地在晚上溜了回来，来去路上我居然没有看到首都灿烂的阳光，生怕成为那些已经认定外企的同学们的嘲笑对象。也许当年的工作机会还是太多了，院里的行政人员只是想着法催我们赶快签押，走人，好过个清闲的暑假。仅仅因为户口关系没有确定我就胆敢拒绝了证券公司的邀请，这不是现在的毕业生可以想象的。而最悲哀的是，这一切经验和教训都要靠自己来苦苦摸索。没有人会告诉你什么是前途，职业规划……这四个字是我后来工作才听说的。这些历尽坎坷得来的见识，80后的学弟学妹们只要Google上随便敲几个字，或者在MSN上发一声问，几秒钟就会得到N个指点。人与人的相处，办公室政治的互相倾轧，生活中的爱恨情仇，所有这些，未名湖和博雅塔都不曾教我们。北大，离我越来越远。远得我都无法多看她两眼。
等我们浮上来时。依然还是那样的璀灿。生活也显得如此真实可亲。偶然早上起来打开电视，能看到那个中秋夜曾串串秀出全班名字的年轻人，还是一样的神情，在CCTV2里滔滔不绝，激扬文字，粪土地产万户候。网上随便遛遛，能知道我们的教授要升处长了，我们的学者在大谈出口信用，回眸保险，商人在推广新药，银行家在鼓吹金融服务，同业合作，还有人还在替美国人编制各种炫目的衍生杠杆来帮着他们掩盖抢夺全世界的阴谋……。
时间的推移，浪潮的更迭，激情退却后才会露出了坚硬的磐石。为了寻找最优我碰到了帕累托，优化库存我遇到了存款模型……才知道原来仓库的货和银行的钱管理起来都是一样逻辑。对产品的可靠性追求不由地我不去计算正态分布还要与韦伯对话。股市的涨跌逼得我去查IS-LM和流动性。我，庄家，全国人民和我的国家，要算再算上老美，每天在股票和地产的牌桌上演绎着无与伦比的精彩博弈，这让人抵制不住诱惑，去重拾蒙特卡罗和贝叶斯，去感受那曾经亲密接触过的经济学的简洁之美。唉，当仰望星空时，北京大学和国际经济，又这样在不断地向我走近。
其实根本用不着想讲义里的那些凯恩斯萨缪尔森们说了些什么，大千世界的每个人都照样生活得很好，喝酒吃饭挣钱升官根本都误不了。后来有一天我走进南方某高校读MBA时候才发现，时代的变化已经让重新学习的我目不暇接，眼花缭乱。一些小一辈的孩子们，似乎都恨不得以学习为耻，以独立探索为辱了如果众人都轻松从网上自由宕下，你还要辛辛苦苦创作半宿，最不好意思的自然是你了。不过，还好我受过格雷欣法则的训练，纸硬币之间角色迅速互换，对于浪迹江湖的我几乎不成问题。
但北大还有催促人思考的动力， 湖水还可以清濯人的心灵深处。虽然早已不再清高，这种动力一直支撑着我，在自己的所属行业力求突破框框，不断地变着想法，把属于自己的事做到最好。
回到燕园，面对静静的未名湖，婷婷的博雅塔，感觉到在这个世界上，人不做些思考，不多些坚持，总会少了点什么。想想那个时代的老师们，没有课本而逼着我们记笔记，也是企图把一个踏实的理念传递下去。北大总是这样，质疑，探索，创新，再质疑，总是喜欢把不该负的责任往身上扛。
信息时代给了我们在指间就可掌握全球信息的工具，而如何选择，北大，则给了我们的逻辑和力量。这时候才能逐渐理解，1990年的那本书，所谓的《精神的魅力》，是如此这般地传承着。前面有条新的路，我只是想到我过去从哪里来，未来我会到哪里去，然后我没有躲，决定去看看。这就是我一个最普普通通的毕业生的普通感想。
三、
郑平，来自上海，安静而无争。毕业后高举着支边的大旗追随男友去了广西。三年的广西生活和在校园相差不大，闲淡而自足。偶尔和同学通电话，才会觉得自己似乎与世隔绝，但也只是短暂的失落，日复一日更多地是在大榕树下感受中国中等城市安逸而贫淡的生活。
1998年外贸的困境将我和先生又赶回了快节奏的上海，10年来辗转于各大金融行业(银行/证券/信托)，也算对得起自己的国际经济学专业。无争，因此懒惰地从未再深造学业；安静，因此满足于生活的平静不兴风浪。只是，废话多了些，走路快了些，心事偶尔重了些。
毕业那么多年了，班里几个热闹的人各忙各的，寂寞的论坛空了很久，像我这样生活在异地的人更是很少能得到消息。可是，空间有时却给人无限的自由，对北大母校、对90国经的记忆因为缺少后续的打扰因此保留得清晰如画。新生的舞蹈比赛、晨练的露水、湖畔的呤诗、以及校园的恋情和毕业前的纷争，就像电影的片段一样闪过。愿意将一切尘封——美丽的校园生活。
记忆中的母校东西南各有一扇门，西面是正门，对着学校的中轴线，将校园分为了南教学区和北园林区。第一次进校走的就是西门，那时还在陆军学院军训，因为回校演出有机会提前入校参观，着实激动了很久，所以选了个正门取个堂堂正正。平时进出最多的却是南门，因为离学生宿舍近的缘故。最喜欢南门的秋天，深深浅浅的绿色挂满枝头；东门就显得有些寒碜了，对着一条不能通车的马路，坑坑洼洼，两边零落着平房，还有一个垃圾收购场。后来建了教学大楼，路也拓宽了，但宽也不过是两车道。
如今东门外已是四车道以上的大路，校园周围的胡同也不复存在，食堂有了自动扶梯，水壶和饭袋成了记忆中的生活。一切变得现代而繁华，可我每次再进校园，却更怀念北大旧时的门，门里的安静和门外的朴实。
很想如再回母校我要去找一找，在最北面教师宿舍（不知现在是否还是）的后面，是否还掩藏着一扇门，一扇很少被人开启却从未改变的门。就像每个走出校门的游子对母校的那份爱和思念。
四、
颜燕，北京人，自从1998年离开北京，已经有10多年了。这中间搬过5次家，也成了两个孩子的母亲。
离开的时间长了，每次回北京都觉得跟不上北京的发展速度，也跟不上朋友们的话题。中学同学都没什么联系了。以前工作过的公司，人都变了，也没有了再回去看看的愿望。慢慢的感觉自己可以回去的地方越来越少了。除了父母在北京的家之外，北大对我来说是另一个随时想回去看看，而且能轻松地融入其中的地方。如果这样的地方可以称作“家”的话，那么北大便是我的另一个家了。
从1991年到1995年，在北大读书的4年，就好像是拿起一把大刷子，蘸上够得到的所有色彩，画了一张大大的无题画。那时候太年轻，不知道自己在忙什么。早上起不来，上课大半都从第二节开始的。功课当然也要紧，中午跑到图书馆去念书，结果也是睡得多念得少。熄灯后打着手电写过情书，也写过决情书。由于一些伤心的事情哭坏了眼睛，一个星期感受到了失明的可怕。和高年级的好朋友逃学去过悬空寺，黄土高原上赤裸裸的黄土和北大的满园春色之间的反差，让我们深深体会到能在北大上学的幸福。北大和所有构成北大的老师们，同学们以及那个校园，就像家一样包容了我的所有，我的快乐与烦恼，我的自由与任性，我的年轻时代。
90国经的所有同学们也就成了我的兄弟姐妹。全班一起跳过的24步和食堂油腻的地板一起成了我们美好的回忆。某位仁兄在石坊上吟诗时踢下未名湖的巧克力也应该成了荷花的营养。到高中为止没有和谁有过深刻交往的我，在北大期间第一次被人摔过门，被人冷淡过，衷心地为朋友们的快乐而快乐过，也为他们的痛苦而流过泪。一起上课，去食堂吃饭，一起打水，一起睡上下铺。同学们中有关系近一些的，有闹过别扭的，也有没太说过话的。但就像所有亲兄弟共同拥有童年的回忆一样，每一位同学都融入了我对大学时代的回忆。
我们也和北大一起经历了种种变化。北大推倒南墙，开始有年轻教师去南方下海。苏联解体，同班的苏联留学生夫妇静悄悄地消失了。价值观多元化，学姐写出了《北大女生拒绝选美》。学校开始大量接受个人捐款，大三时逸夫楼落成。北大留学生倍增，勺园新建了宿舍楼。毕业时，“国”字开头的国营公司依然吃香，但去外企和私人企业已成为很多同学的选择。就像所有的家庭一样，在孩子们成长的同时，家庭作为一个整体也在成长。我们90国经所有同学的经历都应已成为北大这个大“家”成长的历史。
小南门现在应该还没有人站岗吧。我大大方方的走进去应该没有什么问题吧。36楼里恐怕没有我认识的人了，但敲开320的门，应该会有新同学笑脸相迎。带孩子在北大校园里散散步，也应该不会有同学为看到孩子有什么奇怪。就像以前一样，校园里应该有人骑着车横冲直撞，有人背着大书包闷头走路，有情侣们谈恋爱，有老夫妇牵着手散步，有小孩子在湖边看乌龟，还有那永远不变的一塔湖图。
下次回北京一定带孩子们回北大看看。和我北大同学的老公一起。
五、
王卉，来自河南，时光冉然， 转身间自己已步入中年，在异国他乡经营一份平和稳定的生活。但二十年前手握北大录取通知书的兴奋和憧憬还历历在目，北大的八年学生生活永远是记忆中最美好的一部分。
1998年离开北大后我来到美国，先学习取得经济学博士学位，然后在一家共同基金工作。在这期间，我建立了自己的家庭，有了一双可爱的儿女。虽然北大生活在时间和距离上显得遥远，但实际上北大却一直伴随着我。人在美国，我却时常在学习，工作和生活中遇到北大的校友，谈论母校让我们格外亲近和思念北大。母校的八年生活不仅让我见到什么是高风亮节，自强不息，什么是学无止境，虚怀若谷，更让我深深地感受到同学之间深厚的友谊和关爱。
记得刚入校的前两年，我每天奔波于宿舍，教室和图书馆之间。那时的我认为，有机会进入自己的理想学校，当然要全心投入了。大学四年，我没有做一件北大学生“应做的事”：考托福，弹吉它和谈恋爱。当然这不是真正的遗憾。回首往事，我希望当时自己能够多想一下对未来的计划，能与同学多一点交流。大学四年充实而美好，尤其使我至今感激的是同学们对我无私的关心和帮助。
大三那年冬天，我做了膝关节手术，之后的恢复长达几个月。我没有预料到这些困难，心情时常不好。但是妈妈，家人和同学们的帮助和鼓励使我度过了这一段年轻生命中难忘的日子。从住院起，就有同学帮忙联系医院。刚做完手术，又有同学送来营养的饭菜。后来医院床位紧张要求紧急出院，多亏同学们帮助搬家。否则，尚不能行动的我只能和妈妈四目相对。更让我感动的是，在体院理疗恢复时，有一段时间妈妈因事回家乡，班上女同学轮流照顾生活不能自理的我。二十一岁的生日是在医院度过的，但这却是我最难忘的一个生日。至今我还清楚地记得自己看到班上的同学来医院为我庆祝生日时的惊喜和不安。刹那间，小小的病房充满了同学们的笑声和歌声。这快乐的一幕连同那张青春的合影成为我北大记忆里最温暖的一部分。它也提醒我要与大家多多问候和联系，即使远隔万里。
六、
王剑，北京人，毕业后一直在中信银行工作至今。
军训生活
1990年，我们考上了北大，却是到石家庄陆军学院报到。来自四面八方的懵懂少男少女们，很快就变成了整齐划一的“豆腐块”。军队确实是一座大熔炉，所有的人都穿一样的衣服，吃一样的饭，干一样的活。没有高考状元，也没有寒门学子，大家都平等的可爱。每天早上跑操时和女生队擦肩而过，虽目不斜视，却心猿意马；刚刚下过大雪去炼射击，教官说：“卧姿装子弹——顺便洗洗衣服”；在太行山里徒步拉练，我们几个人使用30年代地下党的方法，在深夜油印小报，就是为了在每天清晨第一个把散发着油墨清香的《挺进太行》分发到同志们手中。刷房子、挖菜窖、腌咸菜、清运垃圾。每星期一百多人集体去洗澡……这些事情都发生在那一年，此后我再也没有经历过。一年的时间，我们把一段青春留在了军营里，可能少有人愿意回忆，可这也是我们北大生活的一部分。至今，我的帽徽领花仍被精心的摆放在我家的书柜里。
北大的先生
北大之所以成为北大，是因为她的精神，更是因为所有传承这一精神的先生和学子们。陈岱老，我们在校时身体还健康，经济学院的学生们举办经济文化节，他欣然前往，简短的几句话讲税收问题，主席台上的院系领导都象看着毛主席一样看着他，更不要说我们这些毛头小子了，毕业时陈岱老和我们照了毕业照，更是弥足珍贵。陆卓明先生，在课堂上教授经济地理之余，还不无悲怆地给我们讲他为尼克松访问北大烧锅炉的故事，竟在我们在校期间不幸故去，我们大家到八宝山为他送别。我们登门拜访过的汤一介先生和乐黛云先生夫妇，你能想象到的一代大家就是那个样子，家里的每一个空间都被书充满，中间坐着和蔼、宽厚、恩爱的两位先生。厉以宁先生，每次上课时都会带一瓶矿泉水放在讲台上——这在那时是何等的奢侈呀——后来我们发现，他那个瓶子是反复利用的。李庆云教授，教国际金融，每次上课都会执着的批判两件事：一是中国的期货不能称之为真正的期货，二是IMF不应该翻译成“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而就是“国际货币基金”。刘宇飞老师，当时比我们大不了几岁，一脸的学生气，20年后在国经系成立50周年的纪念会议上，他竟如当年一样，纵身一跃跨上讲台。
北大的同学
90国经班有24个同学，性格迥异，藏龙卧虎。每个人都能讲出一堆故事。胡同学伸着他长长的脖子，前一分钟还慷慨激昂地朗诵着《我的祖国》，后一分钟就蹦出要被扫黄打非的段子。姜同学总是穿着一件黑色大氅，女侠般骑着单车在校园飞驰。郭同学常常带一些新奇的学习工具或者零食什么的，体现着他的优越。颜同学张着无邪的眼睛，认真地和你讨论每一个问题。朱同学好像总是处于半醉状态，尽显江南才子的风流倜傥，又有些怀才不遇的凄凉。黄同学秉承八闽大地的才情，秀气的面庞带着些男孩子的英武。张同学保持着天津人的乐观，表面陶醉在“津津有味”的生活中，却酝酿着自己的美国梦。谭同学过着黑白颠倒的生活，不与人交往的他突然有一天口若悬河，被我们难过地送进了安定医院。
毕业的时候，24个人变成了22个人。今天还能常联系的还有十来个人，希望有一天，24个人还能聚到一起，带上妻儿老小，回到燕园，共同讲一讲当年的故事。
影响一生的北大
从北大毕业后，我进入一家银行工作，当时单位领导是很不感冒北大毕业生的，因为前面有几个人都没呆多长时间就跳槽了，领导总觉得北大人轻狂。我和前后一批北大校友，用事实说明了北大人不仅有激扬的思想，也有踏实肯干的作风，一批北大人终于在单位里立足，并逐步成为各条战线的中层干部。工作总遇到客户或者分支机构的同仁，人们总是介绍我“这是北大的高材生”，于是引来一片真真假假的赞叹。北大成为一个抹不去的光环，既默默的支持我，也让我总是惶恐的不敢出一点纰漏。
好几年没有再回北大了。图书馆前的大草坪没有了，贴着花花绿绿海报的三角地没有了，当年虽然破败却人气旺盛的大讲堂没有了，物美价廉的“燕春园”餐厅没有了。北大在进步，现代化的大厦拔地而起，寒暑假里游人如织，而我心中的那个北大，注定影响我一生的北大，永远埋在心中。
七、
郭炜，北京人，毕业后进入中国人民银行研究生部学习，在拿下硕士学位后就一头扎入国际金融机构漂泊在外，曾经在汇丰银行、摩根士丹利工作，目前就职于一家投资管理集团，住在香港。
20年就这样在飞机上、会议室里、商谈间匆匆过去了。在香港林立的高楼的缝隙间，在伦敦金融城难得阳光下的草坪上简单的三明治午餐中，或者透过陆家嘴办公室的窗户望着前面上海船厂的船坞被又一座办公楼取代时，不觉之中，我仿佛又瞥到未名湖夕阳下的片片磷光，哲学楼楼外晚自习灯光映白的侧柏。闭上眼睛，耳畔又响起了室友们床头激昂雄辩在走廊里的回响，五四歌咏比赛中全系女生婉转的歌喉。20年中有太多的变化，在经济腾飞，金融蓬勃的年代，回想起来，在一次次挑战面前，能让我沉静下来，并积极去面对的，是我胸中让我引以为傲的两个字：北大。
和很多同学以及同事相比，我没有选择去国外深造，但是职业的履历却又都是国际机构并且身处海外。多年的职业生涯的浸淫，在北大打下的基础让我受益匪浅。在全球首席执行官、投资总监们的眼中，在跨国公司的管理文化、经营实践氛围里，我成为中国变革时代经济成长中的管理一代人，他们需要我的想法来理解中国市场、需要我的协助而得到中国伙伴的支持，在这个过程中，燕园给我的点点滴滴让我终生受用。 20年回首，给我这个机会去细细品味，我把感受最深刻的分享给大家。或许，再过20年，又会有不同的滋味……。
北大是宽容的
进入校园伊始，各种学术观点、人生理念、社会思潮就在来自五湖四海的同学们中交流和碰撞，我们一下子感受到了全国各地热血青年们的跳动的脉搏，这时的北大，就像一位母亲，静静地、慈祥地用爱抚的眼光看着我们，打开胸襟，让我们在图书馆中寻找答案，成立社团，让我们尝试、给予我们空间让我们去摸索。推开燕南园老教授的家门，闯到四院（经院的老办公室）就谈想法、借场地，男女生宿舍一招呼就拉出一批支持者去尝试。从入学第一年开始，国经班就搞了个“寻溯北大传统”的活动，到现在，还会笑着想起当初的幼稚，但是，一年又一年，我们慢慢成熟起来。在燕园里，传道授业解惑，不是强加给你，而是你自己去探求的，你的理解、想法、你的收获，会有老师的指点，经过同学的激辩，但是结论得由你自己做出。在多年不同文化的工作环境中，我学会做一个聆听者(Listener)、一个协调者(Coordinator)、一个挑战者(Challenger)、一个妥协者(Compromiser)、一个决策者(Decision Maker)，回想起来，不正是北大给予我的精神给养的吗？
北大是勇于尝试的
或许有一股新鲜北大人的冲动吧，当初，刚一进校园，什么都想尝试。除了自己做了国经班第一任班长以外，还加入了各种各样的社团，又报名参加了北大剧社，接着是天南地北的游历。后来，有幸成为了经院的学生会主席，张罗起各种学生活动来。岁月慢慢褪去了当年的色彩，但是，留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同学们的活力和情谊，老师们鼓励的目光。我们国经班同学商定，每年都更换一批全新的班干部，让大家都来施展才华。班里组织的活动也每年都非常精彩，我们去追溯，我们去对话，我们去实践。孟力峰、胡景晖、张津、朱正浩等，每一任班长都带着大家去发现、去尝试。
北大是博大、扎实、谦逊的
王剑同学谈到的工作后感受到的对北大人的印象，我也颇有同感。但是，相对来讲，国际企业对北大毕业生更多是一种期待，它们认可北大学子是中国的精英，他们希望北大的学子能够名实相符，肩负更多的责任。北大的毕业生在国际企业中分布广泛，不经意你就会遇见一个北大的校友，大家彼此内心深处会有静静的共鸣，但这不是张扬的，是深沉的。在我熟悉的这个金融圈子里，我知道的每个北大人都是扎实而稳健的。
北大前辈老师学长们的人格魅力汇集成北大的作风，而北大的作风影响我一生。直到今天，这件发生在我身上的事都在鞭策着我、鼓励着我、督促着我，去寻求不断奋斗向上的人生。
当时我选择的研究生院需要老师的推荐信。王剑同学前面提到的陈岱老，作为中国经济学界的泰斗，是很多经济学大家的导师，而我们，只是一批批作为后后辈的本科学生。陈岱老的德高望重在系里是出了名的。在开会时，一个人拄着拐杖早早地来到会场。在学生毕业时，又和我们一个班一个班地合影留念。想到陈岱老，大家想也不敢想去找他老人家去做推荐。我却不知哪来了一股劲儿，鼓足了勇气，准备好了自己的学习和学生活动的材料，敲响了陈岱老的在燕南园的家门。门开了，陈岱老一脸慈祥，问我来意，我结结巴巴说了给他老人家，接着递给他我厚厚一沓材料。陈岱老接过去，简单问了我的情况，我做了什么，成绩如何，和我说：“你把材料放在我这里，给我两天让我看看。” 过了两天，我以为就没有了下文。结果，第三天下午，院领导丁国香老师把我叫了过去，脸上流露着很惊喜的表情，把一个大信封递给我。我拿过来，这是老式的大号信封。打开一看，我顿时热泪盈眶，我手里拿着的，是在两张竖体信纸上，陈岱老用正楷字体，工工整整写满了两页的对我的推荐:：“….研究生院：郭炜同学向我证明了他学习成绩优秀…..特此向你们推荐他攻读国际金融硕士学位。陈岱孙 ”。 我至今难以忘怀我接到信后的无法言语的激动心情和莫大的感动，这是一位老前辈对后代多么深沉的拳拳厚爱！
非常遗憾的，陈岱老在我毕业后没有几年就离开了。当我匆匆赶到他老人家的告别仪式时，已经太晚了，无法见他最后一面，我唯有远远地向他鞠躬，泪水不住地流淌。
北大给予我太多太多，我不知自己能否对得起她对我的哺育，能否肩负起她对我的期望。我唯有不断提醒自己，谨慎扎实地走好人生的每一步…
八、
郑伟，福建福州人，毕业后留在北大经济学院任教至今。
我与北大经济学院的结缘始于1990年，那年七月，我考入了北大经济学院国际经济系国际经济专业。手持北大录取通知书，我们被要求奔赴石家庄陆军学院参加一年军训，但“身在曹营心在汉”，北大的任何一点消息都牵动我们的心。
1991年9月终于回到心驰神往的北大校园，此后四年的大学本科生活，多姿多彩，永生难忘。对我们影响最大的当然是所有教过我们的可敬的老师们，在那个改革的年代，老师们传道、授业、解惑，指点江山，激扬文字，教我们学习，教我们做人。用谢冕先生在《精神的魅力》中的一段话来形容我们的老师们非常贴切——“沉沉暗夜中的古大陆，这校园中青春的精魂曾为之点燃昭示理想的火炬。一代又一代的中国学者，从这里眺望世界，用批判的目光审度漫漫的封建长夜，以坚毅的、顽强的、几乎是前仆后继的精神，在这片落后的国土上传播文明的种子。” 北大的精神，就是这样从老师到学生薪火相传的。想起那些老师，想起那些课程，想起那些依然存在或不复存在的大小教室，心中涌起莫名的感动。
陈岱老是中国经济学界和教育界的泰斗，当时住在燕南园的一幢小楼里，我有幸在本科期间跟岱老有过几次小接触。有一次学院在电教报告厅搞活动，我和另一同学负责去他家接他，岱老那举手投足的风度，让我体会到什么叫做“腹有诗书气自华”。另一次大约1993年，我正在二体操场练习打网球，一使劲将球打飞到高高的铁丝网外，球落在一位老者的脚边，这位老者正是岱老，还没等我反应过来，93岁高龄的岱老已经弯腰捡球用力一扔，虽然扔了两次都没有扔进来（因为铁丝网太高，年轻人也未必扔得进来），但我们同学们已经感动得一塌糊涂了。还有一次是1995年6月，我们90级经济学院本科同学在图书馆东门照毕业照，岱老也应邀前来合影，给我们留下了永远的温暖的回忆。
师长是可敬的，同学是可亲的。你和什么样的同学相处，将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你的性格、视界和心态。我很庆幸，周围有那么多优秀的同学，从他们身上所学到的让我终身受益良多。睡在我下铺的“胡大”是我们年级的风云人物，他在高中期间就曾在《中国青年报》发表青春长诗；大一上学期在文史楼给我们开交谊舞扫盲班，带领我们和北外的女生叱咤舞场；大学期间先后谈了几个女友，中间的心路历程，让我们与他同悲同喜，至今什么“温暖与辉煌来自上天，你就是那熊熊燃烧的火焰；谁说春天早已走远，记忆中印满你那化解冰雪的容颜”等他原创的爱情诗，我们仍可以脱口而出。在大学期间，只要他参加的演讲比赛，几乎均可轻松夺冠。毕业后他没有去中央电视台，我始终认为是央视的一大损失。
国经班里有一个女生，许多男生都很害怕她，背后尊称她为“爽姐”，她的经典装扮是穿着一袭黑色披风式大衣，蓝色紧身牛仔裤两侧镶着金属钉扣，骑着自行车风风火火在校园穿行。她毕业后在数家世界五百强公司工作过，还在美国耶鲁大学读了MBA，在世人眼里已绝对是金领了，但她依然“我行我素”，时常独自背包畅游祖国大好河山，时常去偏远山区做公益志愿者，有时还玩消失，跑到一个大山的道观住上几个月，返璞归真。我很羡慕且钦佩她，觉得她很“北大”。
团日活动通常给人走过场的感觉，但1993年春天北大95周年校庆之际，90国经班团支书朱莉等同学策划的“走访老北大”的活动却让我受益匪浅。在那次活动中，我和同学们走访了很多北大老先生。张中行先生当时住在朗润园，一个温暖的午后，我们在他家客厅听他讲20世纪30年代的北大，讲英国的罗素，讲“始于怀疑，终于信仰”，他的80多岁的老夫人虽然对我们的话题没有兴趣，但仍礼貌地陪坐一旁，后来终于支撑不住坐着睡着了。那是怎样一幅温暖的图景！钱理群先生的书房东南西北全是书，他像上课一样激情澎湃地在书房回答我们的问题，从贵州山城十多年生活对他精神世界的影响，到“我的鲁迅”，从哈姆雷特到堂吉诃德，纵横捭阖，酣畅淋漓。因为这次采访，引发了我对文学的一点兴趣，后来我还旁听了钱先生的几门课，附庸风雅一番。
人生会有很多旅行，但大学期间的两次旅行让我终身难忘。一次是1992年4月（大一下学期），我们国经系五男五女十个同学骑车去天津旅行。从北京到天津，一百多公里，中间单飞了两对儿，剩下六位同学从早上八九点钟骑到晚上十点，实在骑不动，就在天津北郊的一处旅馆住下了。随后两天，我们六人骑车逛食品街吃狗不理，逛古文化街买泥人张，还去塘沽看海。当晚在塘沽海港找了一处海军招待所，一个床位一晚3元。从天津回北京，有一位女生坚持要骑车回来，我们就安排一个男生陪着她，我和其他三位同学准备乘火车回北京，后来因为自行车的托运费比人的乘车费还贵，我们一气之下临时决定也骑车返京，那时已经是下午四五点钟了，劳累了一天的我们重新打起精神投入新的战斗。那天晚上没有一丝月光，而且大部分路段没有路灯，我们真正体会到什么叫做“伸手不见五指”，几乎是凭着感觉将车骑回来的。更为不易的是，因为两个女生体力有限，我和另一个男生在一边骑车的同时，还得一边推着女生往前骑。大约凌晨3点多骑到崇文门一同行同学家中，拖着灌铅的双腿，倒头便呼呼睡去了。
还有一次是1993年7月，经济学院和英语系共八位同学去湖南怀化搞社会实践，走访当地的企业工厂，调研企业转换经营机制的问题。调研结束后，我们又自行前往张家界旅行。不巧的是，那时湖南连下暴雨，我们刚到张家界，就遭遇山洪暴发，当地导游带着我们八个学生翻山越岭，一路逃命。路上我们冲过了已垮塌三分之一的大桥，爬过了临时搭架的下面水流湍急的独木桥，数次将陷入泥潭的同学奋力拔起，夜宿便宜简陋的小旅店，一路上听说不幸的消息……。虽然散居世界各地的八位同学再游张家界的约定不知何时能够实现，但每每想起这次“步步惊心”的旅行，总有劫后重生的感觉。
在燕园，本科生似乎天然是这座园子的“主人”，写下对本科生活的点滴记忆，算是一种怀念吧。少年挥洒凌云志，书生意气亦风流。我怀念本科四年从28楼敲着饭盆走到老学三食堂的午餐时光，怀念三角地海报带来的讲座信息与群儒笔战，怀念清凉夜晚围坐在图书馆东草坪上的集体歌唱，怀念新年前夜未名湖畔钟亭山上敲钟与反敲钟的斗争，怀念老师给我们上课的情景，怀念与同学们共同成长的日子。这些怀念，是对青春的凭吊，是对生活的感激，是对梦想的致敬！
90级国经班全体同学谨在此恭祝母校北京大学和北京大学经济学院精神不朽，魅力永驻！
按学号排列：
| 孟力峰
|
姜爽爽
|
张鑫
|
刘燕
|
陈静
|
王剑
|
胡景晖
|
颜燕
|
马元梅
|
朱正浩
|
郑伟
|
黄煜琛
|
| 吴洪涛
|
朱莉
|
陈恒
|
谭国柱
|
郑平
|
张津
|
林罡
|
朴香淑
|
同西江
|
杨健
|
王卉
|
郭炜
|
(执笔人：孟力峰 姜爽爽 王剑 颜燕 郑平 杨健 王卉 郭炜 郑伟，统稿修订：姜爽爽 王剑 郑伟)
2012年3月23日定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