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院百年院庆，纪念的日子总引得身在其中的人回顾以往。这一回首不禁倒吸了口冷气，25年，整整四分之一个世纪的日子便如流水一样倾泻下来，其中总有些沉淀下来的东西令人忍不住要唠叨几句。
就写经济学原理课吧，这门我从一开始就参与的课程。
97年秋天我满怀着对哈耶克和奥地利学派的向往来到德国开始了自己的访问学者生涯。到了那里才知道原来在国外经济学课程的训练要经历原理、中级和高级三个不同的层次。而我在北大的训练则是在完成了一年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础课程后一下子就要进入到一个完全不同的分析框架下开始中级微观和宏观经济学的学习，那真是“怎一个难字了得”！
98年夏带着两本厚厚的笔记回到燕园，一边做自己的博士论文，一边开始准备秋季学期的经济学基础（上）的课程（实际上是试图将马克思政治经济学和市场经济相结合的一门课程，那时院里正在由郑学益副院长着手进行教学改革）。因为哈耶克才真正喜欢经济学的我发现自己落入了一个相当尴尬的怪圈。当听说光华管理学院那一年开始给一年级的新生同时开了“政治经济学”和“经济学原理”课程后，我开始蠢蠢欲动了，竟然积极地鼓动起学生“造自己的反”，学生们于是写信要求院里也开一门西方经济学的入门课程。
后来，学院专门组织了一次有关经济学基础（上）的课程讨论。在那个学期快要结束的某个下午，法学院四楼的会议室里，学院中几乎所有的教政治经济学和资本论的教授们和我一起讨论如何上好“政经”这门课程。陈德华、张友仁、弓孟谦、刘方棫、付骊元等老先生帮我出主意，想办法。我则坦率地告诉几位先生们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市场结合对我确实勉为其难；经济学院要想国际接轨培养一流的学生，就应该在一年级开设经济学原理这门课程。现在想来，我当时之所以能够如此直接地说出自己的想法，就是因为自做学生起就在经济学院感受到的宽松气氛，以及每一位先生（几乎所有的老师都是教过我的先生）的正直与宽容。我知道当时许多先生的观点与我不同，我更知道的是，即便是晚辈，在经院也总是可以直言不讳。但年轻的我不知道的是，我那时的主张给领导出了个多大的难题。
后来就陆续地听说院里的领导为教改的事开了好几次会，好像还有争论。接下来的春季学期，西方经济学教研室的刘文忻老师召集了我、吕随启老师、张延老师、李权老师和张元鹏老师一起设计“原理”课的结构。当时我们把原理课分为政经、微观、宏观、金融、贸易等几个部分，由我们五位老师合上。99年秋经济学院开始为本科生一年级的学生开设了一学期的“经济学基础”课程，当时在全国的十大“经济学人才培养基地”中，北大经院算是开风气之先。
可是一学期下来，结果并不尽如人意。五位老师的课程衔接有问题，导致教学质量不高。学期末学院决定由我从2000年开始独自承担原理课的教学，选的教材是萧琛老师翻译的萨缪尔森和诺德豪斯的《经济学原理》第十六版。微观和宏观部分要在一学期内讲完，一学期原理课下来，我和学生都有一个体会，就是“赶”。
到2002年秋季学期结束的时候，我向当时主管教学的孙祁祥老师请求将课程从一学期调整为上下一年的课程。
03年秋季学期开始原理这门课注入了新的的生力军——夏业良博士和胡涛博士。教材也从萨缪尔森的版本改为通行的曼昆的教材。
04年当时在伯克利任教的钱颖一老师回国。那时，钱老师开始给清华经管学院的本科生开设原理课程。孙祁祥老师找到钱老师，共同商讨原理课程的教学，记得当时钱老师经常从清华骑车到北大和我们几位相关的老师讨论原理课的教学状况和教学安排。
04年秋北大经院的学生有福了。钱老师开始和胡涛一起给经院的本科生讲授原理课，同时夏老师和我分别给通选课的学生讲授原理课上和下。整整一年，我一边自己上课，一边跑去旁听钱老师的课程。跟随钱老师上课不仅学生受益，我们老师也获益匪浅。钱老师将他的中英文讲义，作业和考试题目完全无私地和我们分享。因为课程的原因，和钱老师接触多了，记得一次闲聊才令我恍然大悟有关原理课程在设立之初的争论。
原来清华的原理课程是钱老师回来后才开始上的，也就是说至少比我们北大经济学院晚了4年（我们经院的学生何其幸也！），而那时的人大经济学院还没有开设这门课。我听了之后惊讶得张着嘴半天合不拢。原来高校的必修课程是由教育部规定的，也就是说99年我们要开原理课的话，实际上应该得到教委的批准才行。难怪有一次国家教委的“经济学基地”评比中我们没能拿到第一，据说就是因为我们的课程安排上太重视西方经济学。而且好像还有某位著名经济学家专门撰文批评了这种现象。那时虽然人大出版社出了不少外版的教材，但实际上人大的学生们采用的都是本国的教材，因为他们那时还不能用外版教材。
经济学院99年开设经济学原理课，但我却从来不知道也不曾想过这个决定在当时要冒着怎样的政治风险。当时只是隐约地听说院长们在会议上讨论过好几次有关这门课的设置，甚至还有过争论，我听了还颇不以为然。这时我才恍然大悟，这决定的背后包含着怎样的承担和眼界啊！自此，我对当时院领导的决策油然生出敬意，也为自己的轻狂而感到羞愧。总念想着有一天要对他们的勇气当面表示钦佩和感激，也为自己的自以为是道一声歉。可是感激和道歉的话还没来得及说出口，其时的副院长刘伟老师和胡坚老师已经在主持学校的工作，晏智杰院长和雎国余副院长也已经退休，而主管教学的副院长郑学益老师已经仙去。今天在经济学院一百岁的时候，我要向你们深深地鞠躬，道一声感谢，也为自己的少不更事表示惭愧。
2011年开始，经济学院的学术委员会主席平新乔教授，也是我们这门主干基础课的带头人开始操刀，带领我一起给经济学院的本科生讲授经济学原理课程。我配合平老师准备作业、考试题目，以及答疑。容纳400人的教室，每次都是座无虚席。对经济学理论和中国经济改革有着深刻认识的平老师已经开始不再满足于基于美国背景的外版教材。于是，每一讲两万字的讲稿伴随着这门课程呈现出来。一本以中国经济现实为背景的经济学原理教科书将会很快在经济学院诞生。跟随平老师上课，我再一次获益匪浅。他讲课的激情与幽默常常令我感动和会心一笑，也深深感到压力和自愧弗如。平老师将大量经济学理论的前沿问题以浅显的方式讲授出来，极大地鼓起了学生们的学习热情。我也不敢懈怠，一个学期为了给学生出题，自己至少也解了几百道题目。至此，我常常会窃窃地想，在经济学原理这门课上我们真的是国际接轨了，因为我们的学生做的都是MIT和伯克利的试题了。
一晃经济学原理课就走过了十三年，这十三年除了其中2001年秋季我因出国而没有讲授这门课，其余几乎每年都要讲原理课。按理我该是经济学院讲原理课时间最久的一位老师了，每每想起上课的滋味，真是让人欢喜让人愁。实话说每次讲授原理课都是诚惶诚恐，自己虽是尽心尽力，但因为资质粗陋，结果总是不如人意。为了帮助我提高教学效果，系里还派了一些老师去听我的课，每位老师听课后都给我了很好的建议和鼓励。特别记得范家骧和张秋舫两位老先生去听我的课[1]。范老师做事认真，在去听课的头一天特别电话给我，确认时间和地点，而且像我索要了讲义。张老师去的那节课正好讲“居民生活费用的衡量”，我们课后还讨论了几句中国的CPI，张老师特别肯定了我将中国的数据搬上讲堂的做法。遗憾的是，张老师走的时候，我因在医院生产竟没能去送她一程。产假结束后打开信箱看到她和张友仁先生合译的《房地产经济学》静静地躺在那里，眼泪就忍不住了。为了上好这门课，我也偷偷地向其他老师学过艺，包括教学效果突出的雎国余老师和郑伟老师。黄玲老师、叶静怡老师、以及后来主管教学的董志勇副院长更是当面给我出了不少点子和帮助。借着百年院庆的机会，我真心地向诸位师长和同事说声谢谢，谢谢你们的信任和帮助。哦，还有那些学生，那些现在和过去的学生以及未来的学生，是你们在不断地鼓舞和鞭策我一点点地前行。
流水账一样地记下了这门课的从设立至今的过程，也算见证了中国经济学教学改革的一部分。经济学原理课程现在应该已经在大部分学校里作为必修课纳入了经济学院系的教学计划。这门课在北大经济学院的开设过程体现了北大民主自由、兼容并包的学风，也体现了北大经济学院敢于开风气之先的视野和勇气。有了这种胸怀，经济学院下一个百年一定会更辉煌。
2012年3月18日 北京龙城花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