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生也晚。我来北大读书的时候，很多德高望重的老先生们已经离开了教学岗位，我没能有机会在课堂上聆听他们的教诲。然而，当我选择了中国经济思想史专业之后，我有幸接触到赵靖、石世奇两位先生，他们的为人、治学和处事风范深深感染了我。
我第一次见到赵先生是在2006年10月份，那时我刚刚直博结束，已经选择中国经济思想史作为我的博士专业。但当时我对这门学科还不是十分了解，为了在学术道路上起好步，为以后的研究做好准备，我决定拜访赵先生。先生住在中关园的一个小房子里，大约七十来个平方。进门之后的第一感觉就是房屋的昏暗、狭小，防盗门也是那种老式铁质条框状的。先生亲自为我开门，把我领到一个十余平方米的小房间里——我一时分不清这是客厅还是书房，从墙四周堆满书的书柜来看，这是书房，但从沙发和桌子的形式来看，这又貌似客厅。这间屋子外面是一个小阳台，我们谈话的间隙，保姆还时常穿堂到阳台去取东西或晒衣服——后来，我才知道，先生自中关园建成后一直住在这里，那些洋洋洒洒数百万字、奠定中国经济思想史学科基础的传世巨著，就是在这间狭小的房间里完成的。
赵靖先生和梅莹师母
在拜访赵先生之前，我设想过种种情景，但惟独没有想到的是这么一位著名经济学家、一门学科的奠基人住得竟如此简陋！然而，先生却感到非常富足，生活得平静而恬淡。我们在谈到中国经济思想史学科发展史时，先生谈的更多的是胡寄窗、巫宝三等老先生们是如何开拓该学科发展的，而对他自己主编的、在上世纪末代表本学科学术顶峰的《中国经济思想通史》则谈得很少。先生说，“胡老、巫老是我的前辈，我非常敬仰他们。”然而，了解中国经济思想史学科发展史的人都知道，胡老、巫老虽比赵先生大十八九岁，但他们三人都是该学科不同学派的领军人物，都有划时代意义的学术著作产生，其学术成就和贡献难分伯仲。先生对自己取得的成就表现得十分谦逊和内敛，对其他学派则十分敬重，尤其是对其他学派后辈的提携、帮助和支持，常让人感念不已。后来，我有幸参编赵先生的纪念文集《寸草集》，在谈敏、王毅武、韦苇等当代学者的回忆文章里经常能读到先生摒弃门户之见、吸收和借鉴其他学派的优秀思想、致力于不同学派之间的交流与合作、提携后辈、帮助一些学校建立中国经济思想史学科的感人故事。或许正因为先生有这种仁厚包容的精神，中国经济思想史学会在他任会长期间才达到了空前的繁荣与团结。
王曙光老师曾在一篇文章中以“用志不纷、乃凝于神”来形容赵先生的治学。我初读该文时，对这一词语并没有深刻的理解。直到经历了一件事情之后，我才深刻体会到用这个词来形容赵先生是多么恰当。2007年初，先生因患脑溢血住院治疗，当时他神智时常不清晰，且有每况愈下的趋势。大夫为了诊断病情，常让他辨别一些过去熟知的事物。有一次，我和先生的一位至亲都在场，大夫指着这位至亲问先生他是谁，先生半天没能辨认出来。当时我手里拿着一本研究孔子的书，大夫看到后顺手拿了过来，指着书上的“孔子”二字问他是什么字，先生立即就说，“这是孔子”。大夫当时有些困惑，而我却被这一场景感动了。在赵先生之前，人们对中国经济思想史的研究只处于零零散散和支离破碎的状态，是赵先生把它构建成科学的学科体系，并撰述了一部从夏商周到辛亥革命长达四千多年的《通史》。我很难想象，在技术条件还不发达的年代里，赵先生是怎样一张一张翻图书索引卡，一本一本借阅和研读原始资料，一个人物一个人物、一个朝代一个朝代来研究的呢？先生开辟的是一门新学科，既无前人踪迹可循，亦无国外经验可鉴，他舍弃了多少一般人割舍不断的功名利禄，克服了多少难以想象的困难，付出了多少辛勤劳动才有了今天中国经济思想史学科的繁盛呢？
赵靖先生参加学术会议期间
我们形容学者的成就常用“著作等身”一词，但石世奇先生却是一个例外。石先生治中国经济思想史五十余载，除一部教材和一本文集外，几乎找不到他署第一作者的著作，而发表的论文也仅以“数十篇”计，与当今学者动辄数百篇的量相比，似乎略显寒微。若仅看这些论著量，似乎与他在学界的声望和经济学院第二任院长的身份相比，并不十分相称。然而，这正是石先生卓尔不群、超凡脱俗的地方。几十年来，石先生甘当赵先生的助手，为北大中国经济思想史学科的建立和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翻开《通史》，石先生撰述的章节考据严谨，史论结合，语言清新，与一般经济学家的风格迥异其趣，颇有史学大家风范。然而，他甘居人后，与世不争，在北大出版的几部重要著作中，他始终署名副主编。在赵先生担任中国经济思想史学会会长期间，他担任秘书长、副会长，扎扎实实为学会建设做了大量具体工作，主动为赵先生分忧，却从未因此邀功，在赵先生身体不适期间短暂代理会长之后，便退居二线。石先生这种甘居人后、甘为人梯、顾全大局、默默奉献的精神，郑老师在时每每提及，无不感叹。当今学界，惟成果论。不少学者将自身利益凌驾他人和集体之上，甚至闹出不少利益纷争，与石先生相比，实在汗颜。
石先生仙风道骨、智慧超群，听他讲话心情沉静，如沐春风。近年来，先生身体欠佳，我们常为他担心。但每次问及先生病情时，他总会很认真、很详细地向我们说明，其语气温和平静得像是在说一个陌生人的事，丝毫没有忧虑和恐惧。我们这些年轻学生虽然多数都没有上过石先生的课，但他对我们十分关心，经常帮我们分析解决生活上的困惑。前年毕业后，我深感租房没有归宿感，意欲买房，但买房又贵，压力很大，因此心情特别低落，觉得我们这一代人活得十分不容易。春节期间看望先生时，我向先生诉说了我的心思。先生说，你们这一代虽然不易，但至少还有一个较为平和、能够自由发展的社会环境，他们当年大学毕业时，恰好赶上各种政治运动，以后长达十数年的时间里，不但正常的科研无法进行，就连正常的生活也常常受到冲击。谈起关于房子的话题，先生说，他之前住的是四室无厅的房子，这四室由一个过道分开，由两家居住，共用厨房和卫生间。在这个房子里，他们住了20来年。当我问先生租房好，还是买房好时，先生平和地说，如果负担过重，倒不如先租着住一段时间，年轻人没有自己的房子，以前也是这样，背着沉重的负担怎么能幸福呢？听完这些话，我豁然开朗，倍感振奋——想想石先生那一代人受到了多少不公正的待遇，都没有任何抱怨，我又有什么理由说我们这一代人不容易呢。
石世奇先生与学生们在一起
石先生对学生关爱有加，视如己出。有一次，与王曙光老师一起去看望石先生。先生饶有兴趣地拿出他早年研习篆刻的小石头与曙光老师切磋，这些小石头最早有刻于五十年代的，最晚有八十年代的，先生一一拿出来给我们讲解：这个是什么石头、刻于何时，那个刻的是什么内容、有什么含义。其中有一个黑色的小石头十分精致，曙光老师拿在手里不断摩挲把玩，许久不舍得放下。先生看出了他的心思，突然说，“这一个给你了。”曙光老师激动得一时不知说什么好，像一个小孩子得了他喜欢的玩具一样，揣在怀里只顾笑。石先生的记忆力惊人。郑老师生病住院期间，先生不顾身体虚弱，执意要去医院看望。那天恰好院里的几位老师和77级的几位学长也在场，看到石先生过来，大家既感到惊讶又感到亲切，纷纷围过去问好。于吉学长主动接过先生的轮椅推着。这时，刘文忻老师对先生说，“石老师，这是于吉，您还记得么？”先生立即回答道，“我怎么不记得？他是他们班团支书啊。”于吉学长听后十分感动，连连说道，“石老师记性真好！石老师记性真好！” 便转身掩面擦泪。那时，77级学生已毕业近三十年，先生对他们当年的情况仍记得如此清楚，在场的人无不为之动容。
“云山苍苍，江水泱泱，先生之风，山高水长。”能沐浴在两位先生的恩泽之下成长，是我最幸运的事。我现在虽然已经离开北大，但两位先生对我的影响是我用之不尽的精神食粮。先生们的风范，时刻提醒着我在漫长的人生道路上应该坚守什么，应该舍弃什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