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2年，北京大学的前身、京师大学堂建立商（学）科，一些应用经济学课程开始进入中国的最高学府。1912年，严复出任北京大学校长后，正式建立中国第一个经济学专业——经济学门。若从1902年算起，北京大学经济学科即将走过110周年历程。若从1912年算起，经济学门（系）也将迎来建系100周年的历史时刻。
北京大学经济学院及其前身京师大学堂商科、北京大学经济学门和经济学系在历史上曾经聘用的一些外籍教员，这些人的名字大多在历史中已经湮灭无闻。举其要者，在1949年以前有以下几位：（1）丁韪良，美国人，曾任教于京师同文馆（1865-1894），教授《富国策》，并与汪凤藻合译了英国著名经济学家亨利·福赛特的同名著作；（2）杉荣三郎，日本人，曾在京师大学堂担任经济学教习（1902-1906）；（3）切田太郎，日本人，1910年任教于京师大学堂，担任商科教习；（4）白来士，法国人，1918年前后任北大经济学门教授；（5）额尔德，德国人，1920年代任北京大学经济学系教授。（6）李乃禄，德国人，1935年前后在北京大学经济学系开设“现代经济思想”课程，专讲奥地利学派及历史学派之经济理论，以及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之新经济理论。另据民国元年（1912年）十二月《北京大学校分科同学录》载，当时商科教员中还有两名外教：芬来森（1880- ），英国苏格兰亚伯拉德城毕业生；科拔（1877- ），曾求学于英国爱尔兰、英格兰以及法国和德国。
1949年后来北京大学经济学系任教的主要是前苏联的专家。历史资料中能够查到的有：古马青珂，前苏联专家，1952-1954年在北京大学经济学系任政治经济学教授，并任马寅初校长顾问；古敏娜，前苏联专家，1954-1955年在北大经济学系任政治经济学副教授；洛普霍夫，前苏联专家，1955年来北大经济学系任政治经济学副教授。
兹将这些曾在北大经济学系任教的外籍教员中较为重要的三位介绍如下。
1827年，丁韪良出生于美国印第安纳州的一个牧师家庭，父及兄弟皆为牧师。1850年，丁韪良被派往中国宁波传教。他作为翻译参与了1858年《中美天津条约》的签订。此后转到北京传教，后来又创办北京崇实中学（即现在的北京21中学），并在1865-1885年担任该校校长。1863年，丁韪良开始着手翻译美国人惠顿的名著《万国公法》，后由总理衙门拨专款付印出版。1869年，在海关总税务司赫德的大力推荐下，出任京师同文馆总教习。1898年，京师大学堂成立，光绪皇帝特授丁韪良二品顶戴，并任命他为京师大学堂首任总教习。1902年，清廷颁令恢复京师大学堂，丁韪良再次被任命为总教习。后来，管学大臣张百熙以经费紧张为由，将丁韪良等西教习集体辞退。1916年12月17日，丁韪良在北京去世。
丁韪良是清末在华外国人中首屈一指的“中国通”，同时也是一位充满争议的历史人物。一方面，他主张以华制华，再由列强瓜分势力范围；另一方面，他又长期参与筹办中国的新式学校。他曾协助张之洞在武昌筹备大学堂而未成，也曾创办新式中学校，并长期担任京师大学堂的总教习，在北京大学的早期发展中起到一定的积极作用。他翻译了大量的英文著作，把这些英文著作介绍到中国。其中，除有关基督教、自然科学、国际法方面的专业书籍外，还撰有《花甲忆记》、《北京之围》、《中国人对抗世界》、《中国人之觉醒》等著作。1850至1916年间，他在中国生活了62个年头，中间只有4年时间不在中国。丁韪良的本职原是牧师，但他多年从事翻译和教育工作，并曾长期担任中国著名教育机构北京同文馆和京师大学堂的负责人，利用这一独特的知识界优势，他有意无意地为中国近代教育作出相当多的贡献。1898年，当中国的第一所大学——京师大学堂成立时，丁韪良被光绪皇帝任命为首任总教习。开学之际，他当着全体中外来宾的面，向中国的圣人孔子像鞠躬致意。当时，这个举动惊动了西方人，丁韪良被一些基督教人士看作是叛徒。这实在是中国教育史上耐人寻味的一页。
那么，丁韪良对中国的经济学教育起到什么作用呢？在他所翻译的著作中，经济学是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但是，此前大部分文献对于这一点很少提及。丁韪良在回忆录中言道：“（同文馆）已经译出的书籍涉及国际公法、经济学、化学、格物学、自然地理、历史、法国和英国的法典、解剖学、生理学、药物学、外交领事指南等题材，以及许多其他题材。……它们大多数都是由同文馆的印刷所刊印，并免费发给清朝官吏的。”[1]。丁韪良自己还翻译过《万国公法》，这是近代中国法学教育中具有重要意义的一本书。同时，他与当时同文馆的学生汪凤藻合作翻译了著名的《富国策》——这是近代中国最早出版的一本西方经济学译作。《富国策》一书初版于光绪六年（1880），由同文馆刊刻成书，其母本是英国经济学家亨利·福赛特（Henry Fawcett）的《Manual of Political Economy》，直译为《政治经济学手册》。亨利·福赛特，1833年出生于英国南部的索尔兹伯里（Salisbury），曾就读于剑桥大学，后来成为一名经济学教授，并当选剑桥三一学院（Trinity Hall）的研究员。1863年，他的著作《Manual of Political Economy》由麦克米兰公司出版。
丁韪良 汪凤藻 福赛特 《富国策》
《富国策》内容相当丰富，不仅囊括了许多关于商品生产、交易和消费等方面的西方经济学知识，而且所涉及的西方经济学代表人物众多。诸如亚当·斯密（书中译为“斯美氏”）、大卫·李嘉图（译作“梨喀多”）、罗伯特·欧文（译作“温氏”）、傅里叶（译作“傅氏”）等等。尤其，在该书中，亚当·斯密的《国富论》第一次有了中文译名——《邦国财用论》。尽管这与后来的通用译名有所不同，但是，要比后来严复的翻译还要早上二十来年，究属首创。该书的译者主要有两位，一为京师同文馆的总教习丁韪良，一为该馆的学员汪凤藻；用今天的话说，属于“师生合作”的产物。作为同文馆总教习的美国人丁韪良，是有名的“中国通”，其英文翻译水平应该说没有问题，而且对翻译工作相当重视；另一位翻译者汪凤藻，也属于同文馆所培养的“冒尖”人才。所以，《富国策》一书的翻译水平还是比较可以的。有的学者评价该书，是“在1902 年亚当·斯密《原富》译成中文以前讲解商情商理最透辟的书，到满清鼎革，一直是许多新式学校的教科书”[2]。
另外，在京师同文馆的课程设置中，不论是五年制，还是八年制，最后一年都包含了“富国策”这样一门课程。在《富国策》一书“凡例”中，丁韪良直言“同文馆向以此学课读诸生”[3]。另据一些学者考证，基本可以认定，当时丁韪良就是“富国策”课程的主讲人；不惟如此，丁韪良还应该是在中国近代第一个新式学堂——京师同文馆里面第一个主讲“富国策”（即政治经济学）的教员[4]。揆诸历史，我们可以简单归结一下：（1）京师同文馆在近代中国最早开设了经济学的课程（“富国策”），率先将西方经济学引进中国，并且进入课堂；（2）丁韪良和汪凤藻将第一本西方经济学著作翻译成书；（3）丁韪良是中国教育史上第一个经济学教员，而且是第一个经济学外籍教员。
继京师同文馆将《富国策》翻译成书后，又有很多西方经济学知识被引进到中国来，为西方经济学在中国的早期传播奠定基础。不管怎样，京师同文馆的经济学课程设置，以及对于西方经济学的翻译、引进，无疑是具有开创性和先驱性的。在这个过程中，丁韪良作为京师大学堂总教习且作为《富国策》的讲授者和第一个中文翻译者，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因此，如果讲中国的经济学教育史和经济学科的发展史，是不应该漏掉丁韪良这个人物的。总体来说，尽管国人对他有很多争议，但是他对中国充满了感情，对中国的近代教育也做出了贡献。他对中国的崛起有过预见，并面向西方人为中国辩护。1868年10月，丁韪良就曾在美国远东学会上做过一个著名的演讲，题目就叫做“中国的文艺复兴”。在这个演讲中，他批驳了西方世界长期以来对于中国所形成的诸多“傲慢与偏见”，并且勇敢地站出来为中华民族进行了辩护：
从来也没有一个伟大的民族受到过更大的误解。中国人被指责为缺乏热情，因为我们没有一个足够透明的媒介可以把我们的思想传递给他们，或是把他们的想法传递给我们。中国人还被指责为野蛮透顶，因为我们缺乏广阔的胸襟，无法理解一个与我们截然不同的文明。中国人被描述成毫无独创性的模仿者，尽管他们所借用别人的东西要比任何其他民族都要少。中国人也被说成是缺乏创造力，尽管世界上一系列最有用的发明创造都是受惠于他们。中国人还被认为是死抱住传统观念不放的，尽管在他们的历史中曾经发生过许多次深刻的变革。
这个长篇演讲的稿子发表在1869年1月出版的《新英格兰人》（New Englander）上。三十二年后，丁韪良对这篇演讲稿的内容进行了修改，并将经过修改的文章以“中国的觉醒”（“The Awakening of China”）为题，作为《汉学菁华》（1901）这部书的首篇。
1894年中日甲午海战，给沉睡中的中国人以莫大的刺激，由此掀起了一股前所未有的学习西方的热潮。这些被学习的国家中，自然也包括刚刚打败中国的日本。尤其引人注目的是，当时较为先进的英国的君主立宪学说、法国启蒙学派的政治学说、达尔文的进化论和英国古典学派的经济学说，开始在中国大力传播，往往都是通过日本转口进入中国的。1898年，戊戌变法虽然以失败告终，但是学习西方现代社会科学的热情有增无减。
1902年上海南洋公学译书院出版了严复译的亚当·斯密的《原富》（后来译为《国富论》），它是《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的第一部中译本，也是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著作的第一部中译本。此后，大约在1903年，日本人杉荣三郎（1873～1965）被聘为京师大学堂的经济学教习，编写了《经济学讲义》，它是现在我们所见的第一本以“经济学”命名的教材。这种汇集欧美各经济学大家著作编成的讲义，当年很是流行，出版了四版，此后还不断刊印，在辛亥革命前后仍不断印行，应该说在中国近代经济学教育中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杉荣三郎的《经济学讲义》是《京师大学堂讲义》的一种。该书共分总论、生产、交易、分配、消费五编，较详细地论述了价值与价格、固定资产与流动资本、货币与信用、分配、消费与扩大再生产等问题，是较早论述经济学的著作。
根据叶坦教授的梳理，近代以来“经济”一词在汉语中的流布过程大致是这样的[5]：1896年11月11日，《时务报》刊登了一些译自日本《东京经济杂志》的文字，其中对于“经济”一词，特加小字注明“中国所谓富国养民策也”。同年12月15日，该报又刊登一篇《日本名士论经济学》，同样译自日本的《东京经济杂志》。1900年12月，留日学生创办的《译书汇编》。在该刊第7期（1901年7月30日发行）上，记录所翻译的书籍中，有井上辰次郎《的经济学史》；同期还刊登了天野为之的《经济学研究之方法》译文，附注“经济云者，理财或富国之义”。1903年，范迪吉等译《普通百科全书》，其中有清水泰吉的《商业经济学》。同年出版的汪荣宝、叶澜所编《新尔雅》中，释“论生财、析分、交易、用财之学科，谓之计学，亦谓之经济学，俗谓之理财学”。也是在同一年，日本人杉荣三郎（1873—1965）被聘为京师大学堂经济学教习，随后编写了《经济学讲义》。清政府于该年颁布的《奏定大学堂章程》中，也提到了日本理财学及经济学。1904年11月，《警钟报》刊登佚名《论中国古代经济学》文章。从以上梳理可见，中国近代以来的“经济学”一词的由来与日本对西方经济学的介绍有关。其中杉荣三郎的《经济学讲义》，作为当时中国最高学府京师大学堂的经济学教材，则在西方经济学的传播中起到独特的不可替代的作用。作为中国近代以来第一本以“经济学”命名的教材，这在中国经济学科发展史上应该大书特书的。
在杉荣三郎的《经济学讲义》出版之后，中国本土学者也开始用“经济学”一词作为书名来编著经济学著作，一些以“经济学”一词来命名的翻译著作也多起来。当时，国人所撰之书，使用“经济学”为名者，有李佐庭《经济学》（1907年），熊元翰《经济学》（1911年）等。有较大影响者，如刘秉麟的《经济学》，1919年已出修订本，直到40年代再版共十余次；赵兰坪的《经济学》，1933至1947年间，共刊印了26版。这些书中所述之“经济学”，已完全是西学意义的经济学。至于译书就更不胜枚举。如：1905年，王憬芳翻译山崎觉次郎的《经济学》；1906年，王绍曾编辑山崎觉次郎讲述之《经济学讲义》，由日本翔鸾社印刷、清国留学生会馆与天津北洋官书局发行；1908年，朱宝绶译麦克文（S.M.Macvane）著《The Working Principles of Political Economy 》名为《经济原论》。1910年出版的R. T. 伊利（R. T. Ely）著、熊嵩熙等译《经济学概论》（ Outlines of Economics），也先后出了几版。此外，日文经济学著作的中译本，还有安部玑雄的《经济学概论》，福田德三的《经济学原理》，等等。据统计，戊戌变法至辛亥革命期间，出版西方经济学相关著作大约42种、54册。与此同时，中国人自己编写的、介绍西方经济思想较为重要的书籍也有15本[6]之多。
古马青珂是20世纪50年代最早到北京大学任教的苏联专家之一，也是最为有名的一个。曾在北京大学经济学院讲授《经济法》的高程德教授，曾经是古马青珂所亲自指导的研究生，他的夫人蔡沐培教授曾经任古马青珂的俄文翻译。高程德教授这样回忆道：
我到校不久就知道，新中国成立后，北京大学第一任校长是著名的经济学家马寅初。马老德高望重，为人正直，一身正气，在国民党统治时期，他就有一种“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的风范。50年代他对中国存在的人口问题及其急剧增长的趋势提出了‘新人口论’这一独到的见解。如果当时采纳了他的科学预见，中国的人口何至达到目前的数量。我欣喜有这么一个好校长。我在经济系作研究生，当时的导师是苏联专家古马青珂教授，他是我在经济学方面的启蒙老师，因为过去我是学法律的，现在进入一个新的领域，一切都感到很新鲜、有兴趣，而且当时我国经过三年恢复时期后，正进入社会主义的建设阶段，因此，学习经济学正好与祖国的建设密切结合起来。
北京大学经济学院政治经济学教授张友仁先生也回忆了当时的情景：
1951年马老当了北大校长后，我本来只是他学生的学生，很少有当面聆听教导的机会，但是1952年高等院校院系进行调整后，北大在全国第一个建立了政治经济学教研室，由我代理主任，第一位到北大的苏联专家古马青珂教授也在我们教研室室任教和指导工作。古马青珂同时兼任校长顾问，这样我就有比较多的机会接触马老了，经常被他叫到校长办公室汇报教研室的工作。为了能够阅读俄文版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和《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等流行的书籍，他71岁开始自学俄语。北大有大报告会的时候，他不但作为主席到会主持，而且从头到尾坐在报告桌的侧面，认真听讲和记笔记。
北京大学校长马寅初在《庆祝莫斯科大学开学二百周年》讲话中也谈到了古马青珂对我国政治经济学科发展所起到的重要作用。他在讲话中说：
今天，是莫斯科大学开学二百周年纪念日。北京大学全体师生员工热烈地庆祝这个极有意义的节日，庆贺莫斯科大学二百年来所取得的光辉成就，并预祝它在今后对苏联伟大的共产主义建设事业作出更卓越的贡献。……莫斯科大学是中国综合性大学的榜样，是我们北京大学的榜样。我们两校之间兄弟般的深厚的友谊正日益巩固和发展。一九五二年十月我校院系调整后，最早来我校工作的苏联专家之一，古马青珂同志，就是莫斯科大学的政治经济学教授。他在我校工作期间曾为北京大学和全国许多高等学校培养了政治经济学的师资，并担任校长顾问，指导了我校的教学改革工作。[7]
当时，根据中苏之间的协定，一些来华工作的苏联专家在工作一段时间之后，就要返回国内，再派新的专家进行轮换。继古玛青珂教授（1952-1954）之后，又有古敏娜（1954-1955）和洛普霍夫（1955）等人先后来到北大，协助指导北大政治经济学科的教学和科研工作。诚如马寅初校长所言，这些来到北大的经济学专业的苏联专家，为1949年后新中国政治经济学科体系的尽早建立，做出了不可磨灭的巨大贡献，对中国近六十年来的经济学科发展影响深远，是中国政治经济学科发展史上一个不容忽视的历史因素。
苏联专家古玛青柯在中国农村考察
古玛青柯在北京大学校园（左起：蔡沐培、古玛青柯、高程德）
总之，在北大经济学科发展史上，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有着这样一些外籍的经济学教员，为中国的经济学教育付出了辛勤的汗水。一百年后，当我们抚今追昔的时候，或许可以说：正是由于这些外籍教授的存在，为近代以来中国经济学科的产生、发展，贡献了一种外生的力量，以使它不同于传统的“经世致用”之学，从而成为一种新的学科分支，并在中国从贫困走向富强的道路上不断发挥着知识的威力。与此同时，由于这些外籍经济学教授的存在，为中国经济学的发展搭建了一个通往世界经济学殿堂的桥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