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北京大学经济学科110周年暨经济学系（门）创建100周年，也是我们北大经济系78级同学毕业30周年。我不打算用“回忆”这个词来命名这篇纪念文章，因为我对北大经济系的记忆就像一首曾经非常著名的流行歌曲中所唱到的那样：“从来不需要想起，永远也不会忘记！”
一、印象深刻的“小事”
毕业后曾有人问我在北大念书4年印象最深的是什么，我的回答是：“对不起”和擦黑板。我的印象就从这两件“小事”谈起。
“对不起”
在我的记忆中，北大经济系的老师在课堂上如果发现自己出现笔误、口误或其他错误后的第一反应，就是对学生说“对不起”，然后再进行解释。有的老师是在课后才发现自己上课时出现的错误，在这种情况下，下一次课的第一句话也是“对不起”，并向我们说明其错误所在，其中有些错误之处我们并没有发现。当然，印象最深的还是陈岱孙老先生所说的“对不起”。那是1980年的下半年，已经80岁高龄的陈老先生亲自给我们本科生讲“经济学说史”课（我笔记中所记载的陈老先生第一次给我们上课的时间是：1980年9月1日），而且是在阶梯教室里上大班课（当时还有不少进修者来听课）。一天，陈老先生在讲课时为了强调一个词，在黑板上写下了两个字，其中有一个字（是个什么字我已经忘了）多写了两点，这时正好第一节课的下课铃响了。课间休息时我没有离开教室，看到陈老先生在回头看黑板时发现了这个笔误，他愣了一下后并没有将这两个字擦掉，也没有进行修改。直到上课铃响了后，陈老先生才郑重地对我们说：“对不起！我出白字了。”并在指出这个字没有那两点之后，才将多的两点擦去。
人们通常强调的是要“尊师重教”，但我在北大经济系课堂上所感受到的却是老师对学生的尊重，“对不起”则是这种尊重的集中体现。这也正是我们这些学生自觉尊重老师的一个重要原因。所以，在我成为老师之后，每当自己出现笔误、口误或其他错误时，也都要向学生说一句：“对不起！”
1978年冬两位武汉老乡在北京大学图书馆前（郭广迪、屠光绍）
擦黑板
在北大经济系学习期间，曾经使我们感到有点困惑的是：给我们上课的每一位老师下课后为什么都要擦完黑板后才离开教室？特别是那些上数学及统计学类课程的老师，每次下课后，也都非要把写得满满的4块黑板擦干净后才走。我们看到这种情况，有时下课后也帮老师擦黑板。一次，我们在帮靳云汇老师擦黑板时，有一位同学忍不住说：“靳老师，我们来上课时，有时黑板上也有字。”其言外之意是，既然如此，您又何必呢？靳老师并没有否认存在这种现象，而是笑着对我们说：“谁都讨厌来上课时黑板上有字，解决这个问题的最好办法就是自己不留字。”
听了靳老师的这一“擦黑板理论”之后，我终于明白了我们的老师为什么一定要在擦完黑板后才离开教室：“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因此，在我刚当上老师的时候，时常告诫自己下课后要把黑板擦干净后再走，久而久之也就成为了一种习惯，即使是在上个世纪80年代“走穴”到校外去上“赚钱的课”，也要擦完黑板后才离开教室，而不管自己走进教室时黑板上是否有字。尽管现在学校已经安排有清洁工课后擦黑板，但我却仍然无法改变自己的这一习惯。
二、受益匪浅的“题外话”
除了上述两件“小事”外，经济系的一些老师在课堂上所说的与教学内容本身并没有什么直接关系的“题外话”也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范中民老师说“过去的损失是补不回来的”
“一定要把‘四人帮’干扰破坏所造成的损失夺回来！”这是我们刚上大学时一个出现频率非常高的口号或流行语，当初我对其正确性没有丝毫怀疑。一次，正在给我们上“政治经济学（资本主义部分）”课程的范中民老师针对这一流行语说了一句题外话：“过去的损失是补不回来的，我们只能说要把今后的事做得更好。”并简要地向我们说明了其理由。范老师的这一题外话在当时可谓是违反了“保持一致”的原则，但对于我来说，则是茅塞顿开的感觉：是啊，如果损失能够补回来，那我们还有什么必要去担心“文革”再来呢？后来，当我看到西方经济学者将“沉没成本（Sunk Cost）”比喻为“覆水难收（Don’t cry over spilt milk）”时，才知道范老师所说的实际上就是沉没成本的道理——“文革”所造成的损失是不可能补回来的。
直到现在，每当我在报纸、电视或网上看到或听到那些要把各种天灾人祸所造成的损失夺回来的豪言壮语时，还会想起范中民老师的这一题外话。
1978年冬作者在北京大学未名湖畔
胡健颖老师称自己“沾了北大的光”
胡健颖老师在给我们上“统计学”课的时候，有一次因故停了一次课，后来她向我们解释了停课的原因：参加北京市统计学会年会，这也是“文革”后统计学会恢复活动的第一次会议。在谈到年会进行新一届理事会的选举时，胡老师说她本人也当选为理事会理事，但马上就强调说：“我当选为理事并不是由于自己有什么成就，而是沾了北大的光，因为我是代表北大参加会议的。”这也许是事实，但胡老师却非常坦然地向我们这些学生进行说明，唯恐我们产生“误解”，确实令人感动。
毕业后，我曾看到过这样的名片：由于各种会长、理事长、秘书长或理事等头衔太多，而印成了折叠式的双页。当时我所产生的联想是，如果胡老师现在有这么多的头衔，而且都不是因为沾了什么光而得到的，她会将这些头衔都印在自己的名片上吗？我至今也还没有看到过胡健颖老师的名片，不过，有一点自己是可以肯定的：她一定不会向学生宣扬自己的这些头衔。
陈良焜老师强调“我不是近视眼”
大约在我们念二、三年级时，考试作弊现象开始泛滥，引起了学校和经济系的重视。记得我们在进行“经济学说史”课程的考试时，胡代光先生亲自到考场巡视，并逮住了一个作弊者。陈良焜老师在给我们上“数理统计”的最后一节课时，讲完了考试要求后，也特别告诫我们不要作弊：“考试的时候哪个学生想要作弊，老师在讲台上面是看得出来的，问题只是他想不想抓而已。”随后补充了一个附加条件：“当然，像秦宛顺老师那样的高度近视除外。”正当我们在哄笑之时，陈老师又丢下这样一句话：“我不是近视眼！”也就是说，你们要作弊我是看得出来的。我当时并没有打算作弊，听他讲这番话时考虑的是一个纯粹的真实性判断问题：老师真的能够看得出哪个学生想作弊吗？
在自己也当上了老师之后，我就迫不及待地要检验一下陈老师的话是否靠谱，经过多次监考的实践后发现，他所说的确实是事实。只是后来考试作弊的人越来越多了，我对付作弊的办法也不得不“与时俱进”，不再是简单地在抓和不抓之间进行选择，而是在考场内仔细观察，一旦发现有人可能会作弊时，就在他或她旁边多转悠一下，或“广而告之”地警告“不要作弊”，使其难以得手。只是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才抓那些敢于“顶风作案”的作弊者。在“抓作弊”甚至可能比“作弊”所冒的风险还要大的今天（我就听说过被抓者居然破口大骂抓他的老师和以跳楼相威胁的真实情况），我仍然没有忘记陈良焜老师当年的告诫，直到快退休了也还没有学会假装“近视”——对作弊采取视而不见的态度（说明：我并不是因为近视而戴眼镜的，1975年的一场车祸使我的两个眼睛从此就不在一条线上了，为了有所遮掩我才戴上了一副度数很浅的近视眼镜。后来，可能是老花又把近视抵消了一点，我所戴的就是平光镜了）。我道理也很简单：如果放纵作弊者，对于不作弊的学生来说是不公平的。
1979年经济系运动会上的78级政经1班
厉以宁老师声明“不管我讲得多么得意，都不是我自己的观点”
厉以宁老师给我们上的是“西方经济学”课，但我的笔记本上记录的当时这门课程的正式名称是“当代资产阶级经济学概论”，所谓“西方经济学”还只是我们师生在“私下”对这门课的称呼。听说这门课过去的名称是“当代资产阶级经济学批判”，从我们开始，“批判”二字才被“概论”所替代。厉老师首先给我们讲的是序论部分，也就是对西方经济学进行简要介绍和说明。他强调不打算采用过去边讲边批判的方式，而是在将其内容全部讲完之后再对其进行评价或批判。正当我们期待着他言归正传讲第一章的时候，厉老师突然非常严肃地宣布：“请大家注意！从现在开始，在讲下面的内容时，不管我讲得多么得意，都不是我自己的观点，而是西方资产阶级经济学的观点！”大伙被这突如其来的“严正声明”逗乐了。当时我认为这只不过是厉老师的谨慎而已，因为此时社会上“扣帽子”、“上纲上线”等“左”的遗风依然存在。
从1984年起，我自己也开始讲“西方经济学”这门课了，最初也仅仅是为了谨慎起见，每一次讲完序论或导言部分后，都要将厉老师的这一声明当作逸闻趣事说给学生听，然后再将其转化为自己的声明。后来，我逐渐领会到厉老师的这一席话有着更加深刻的含义，他实际上是在告诉我们一个重要的道理：作为一名教师，在讲授他人的理论时，不管自己是否赞成或喜欢其观点，都应该向学生原原本本地讲解这一理论本身的基本概念、假设前提和逻辑推导；如果要进行批判，也应当是在介绍完了别人的理论之后再说，而且不应当进行断章取义式的批判。这一点对于讲授经济思想史类的课程尤为重要。近年来，我在研究“西方经济学视角中的马克思经济学”这一课题时发现，现代西方经济学者在其编撰的经济思想史著作、经济学辞典和经济学教科书中介绍马克思的经济学说时，基本上都是在进行原原本本的讲解，即使是在介绍他们持完全否定态度的劳动价值论和剩余价值论时候，也不例外[1]。这恐怕也是一种不成文的学术规范。
三、发人深省的开场白和结束语
现在，一些老师上第一节课的时候往往会强调自己这门课程如何重要，或告诫学生必须认真听讲，否则考试难以过关；课程讲完之后则会要求学生认真对待复习考试，有时还会划一个范围或干脆布置几个题目让学生去背。相比之下，当年北大经济系有些老师的开场白和结束语就显得有些“另类”。
陆卓明老师的开场白——“我上课从来不点名”
我在北大听的第一堂课是陆卓明老师讲授的“世界经济地理”。记得那天早上，班主任张国友老师怕我们找不着教室，还特地赶到37楼来带我们去俄文楼（当时的正式名称好像是第四阅览室）上课。第一次在北大的课堂上听课，我们既兴奋又紧张。不料，陆老师走上讲台后的第一句话就是：“我这门课是很好过的，期末考试就是写一篇文章，而且，我上课从来不点名。”正当我们的紧张心情稍有放松时，他又补充说：“到目前为止，我的这门课只有一位同学没有过。”并在稍作停顿后解释了这位同学没有过的原因：“因为他拒绝交卷。”引得我们哄堂大笑。第一堂课就告诉学生不用担心过不了，而且不点名，难道他就不怕我们逃课吗？后来发现，自己的这种担心完全是多余的，因为陆老师的课讲得实在是太好了！听他的课简直就是一种精神享受。所以，尽管当时在北大逃课可能是一种“正常”现象，但我从来没有逃过陆老师的课。
学生可以逃课，这可能也是北大的一个“传统”。1979年底，韩天石先生就任北京大学党委书记后，在与学生代表见面时，一开始就问我们：“现在北大是不是还可以不去上课？”并跟我们讲了一个40多年前他在北大学习时逃课的故事：当时一位老先生的课大家都不愿意去听，后来只有一个天生胆子小的同学仍然坚持去听课，那位老先生就对他一个人讲课。最后期末考试的结果是，那位去听课的同学得了优，其他人的成绩都是良。他的这个开场白比陆老师还要“另类”，因为他此时的身份是北大党委书记。看来韩书记根本就没有把学生逃课当回事。
话又说回来，当时北大的校纪还是要求学生必须到课的，只是在我的记忆中，4年里好像从来没有哪位老师点过名。老师不能依靠点名来赢得学生的尊重（这里并没有贬低上课点名的老师的意思），这也是我在北大经济系课堂上所明白的一个道理。毕业后我一直在高校当老师，虽然自己的教学水平永远无法与陆卓明老师相提并论，但每当有关方面要求教师上课要点名时，我都会想起在北大所听的第一堂课，并因此而进行抵制。有时“头脑发热”也会在开场白中公然宣称“我不会点名”，并因此给自己带来了不少麻烦。尽管如此，我上课不点名的“恶习”却难以改变（由于“形势所迫”在万不得已的时候也曾经非常不情愿地让班干部点过几次名）。不过，在宣布自己不点名的时候我是这样向学生解释的：“学校规定学生必须到堂上课，我对此没有异议，你们作为学生则必须遵守学校的校纪。但是，我作为老师，如果自己讲得让人听了难以忍受，还非要你们来听不可，这不是侵犯人权吗？”
张胜宏老师的结束语——“只要能够自圆其说！”
我们的“财政学”课程是张胜宏老师教的。记得上最后一次课时，张老师在讲完了全部教学内容之后，给我们布置了大开卷（即在课后完成一篇命题小论文）的期末考试任务，并说明了相关要求，然后问我们还有什么问题。这时，一位胆大的同学（是谁我已经忘了，只记得是一位男生）突然问：“我不按你的观点答行不行？”张老师用他那带有浓厚湖北口音的话回答说：“只要能够自圆其说！”这就是说，他在阅卷时是不会按照观点来评分的。虽然自己当时好像并没有什么与张老师不同的观点，但他的这一句话却使我这个湖北“小老乡”倍感亲切——写大开卷的文章没有必要再去考虑或揣摩老师的观点了。
张老师不仅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而且，北大经济系的很多老师在批改论文式作业、试卷和指导毕业论文时也都是这么做的。对于学生的论文，老师不能凭观点打分，这也是我在北大经济系学习期间所明白的一个重要道理。后来，每当我在各类论文的评审标准中看到“观点正确”这一条时，就会想起张胜宏老师的结束语，因而从来不把这种标准或要求当回事。当遇到质疑时，我的辩解是：现在很多理论问题我们当老师的争论得不可开交，凭什么要求学生只能有一种观点？
四、终身难忘的教诲
毕业后，有人在得知我是北大经济系毕业生后，以为我一定从陈岱孙、胡代光、晏智杰、厉以宁等老师那里得到了不少经济学方面“天机秘笈”式的“真传”。其实，我对当年老师讲的很多专业性较强的具体内容早已记忆模糊了，有些甚至可以说是“又还给老师了”，自己还能感受到的则往往是那些对自己的学术生涯似乎并没有什么直接效用，但却受益终身的教诲。
陈岱孙老先生概括西方真理标准的演变
我们的“经济学说史”课是由陈岱孙、靳兰征、晏智杰、商德文等几位老师共同讲授的。陈老先生讲的是第一、二章“古希腊、古罗马的经济学说”和“西欧中世纪封建社会早期和盛期的经济学说”。当讲到中世纪教会思想的特点是“崇拜权威”时，陈老先生用这样的话概括了西方从古代到近代真理标准的演变：古代——“是否能够自圆其说”；中世纪——“是否与教义相符合”；近代——“是否与事实相符合”。虽然老先生在讲这个问题时并没有进行任何“联系实际”的引申或提示，我却自然而然地产生了这样一个想法：我们在“文革”期间以“最高指示”作为判断真理的标准，竟然与西方“黑暗的中世纪”时期的思维方式如此相似。同时，我也感受到，在进校前不久，我们国家通过“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最终确立或重申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确实是一次划时代的“思想大解放”。
不过，在1978年进行的那场“思想解放运动”已经过去30多年的今天，仍然有人在论证自己的理论或反驳别人的理论时以某某讲话或某某文件作为主要的甚至是唯一的论据。几年前，我在一个学术会上与自己当年本科毕业论文的指导教师智效和老师相遇，一天中午吃饭的时候，隐约听见他在另一张餐桌上与别人讨论问题（听不清楚他们谈的具体内容），可能是有人指出了他的观点与某某人的说法不相符合，智老师突然提高嗓门激动地说了一句我听得非常真切的话：“我只考虑理论家的观点，不考虑政治家的观点！”我真为自己有这样的老师而感到骄傲！
晏智杰老师细说马尔萨斯人口论的逻辑
我进北大时，对于经济思想史的知识可以说是“无限小趋向于零”，不要说什么西尼尔、巴斯夏、萨伊、约翰·穆勒和庞巴维克等人，就连大名鼎鼎的经济学家亚当·斯密、李嘉图、马歇尔和凯恩斯也几乎没有听说过，除了马克思外，唯一有所印象的人物可能就是马尔萨斯，而且，这个名字还是在“大批判”中听到的。据说，他杜撰了一个所谓人口理论，主张用战争、饥荒等办法来消灭一批穷人。所以，当晏智杰老师讲到马尔萨斯人口论的时候，我很想听听这个“大坏蛋”的理论到底是怎么回事。晏老师一开始并没有进行任何批判或定调子，而是在介绍完这一理论产生的历史背景之后，对我们说：“请大家注意！现在听我来讲一下马尔萨斯人口论的基本逻辑。”然后非常投入地向我们讲述了以下内容：①“两个前提”：食物是人类生存所必需的；两性之间的性欲是必然的。②“一个假定”：人口增长率比以食物为主的生活资料的增长率要快，即人口如果不加限制会以几何级数增长，生活资料则只可能以算数级数增长。③“结果”是必然导致下层阶级生活的贫困。④虽然战争、饥荒、瘟疫、污染等对人口的“积极限制”，和单身、晚婚、节育等对人口的“消极限制”，可以减缓二者之间的不平衡，但其引起的后果是罪恶或不道德。⑤所以，其结论是：人类社会要达到完美是不可能的。我正是从这个时候起，才真正明白了马尔萨斯的人口论到底是怎么回事。
讲完了马尔萨斯人口论的基本逻辑之后，晏老师才开始对其进行评论（我笔记本中在这里的一个括弧内是这样写的：“老师自己的观点”，可见晏老师的讲授完全符合前面所说的那个不成文的学术规范），在对其错误实质进行批判的同时，他还告诫我们：“在批判和认识‘人口论’时，应当按照其本来面目去认识，不要盲目捏造。”并以所谓马尔萨斯“仇视人类，主张用战争等来消灭人口”之说为例，指出“他的本意并非用战争等来消灭人口，只是用战争来论证贫困是不可避免的，社会是不可能完善的”。对于我这个曾经受过“大批判”洗礼的人来说，从晏智杰老师这一席话中所得到的启迪，显然不仅仅只是转变了对马尔萨斯及其人口论的看法。
厉以宁老师讲解西方经济学的辩护性
当“西方经济学”本身的内容讲完了之后，厉以宁老师在“结束语”中讲了四个问题，即当代西方经济学说的“庸俗性”、“辩护性”、“为什么不能适用于发展中国家，尤其是社会主义国家”和“有哪些内容可供我们参考和借鉴”。其中，我记忆犹新的是他对辩护性问题的讲解（其他三个问题实际上都已经忘了，是这一次查笔记时才“重新发现”的）。他首先肯定地说：“当代西方资产阶级经济学说是具有辩护性的。”然后告诉我们，其辩护性体现在“为资本主义制度辩护”，但是，“不为政府、政党和政策辩护”。对于这一点，他还解释说，在西方国家，每当政府出台一项政策，经济学家们总是对其进行“攻击”或指出其所存在的问题，而这样实际上可以帮助政府进行改进。如果像我们这样，每当政府的某一项政策一出台，大家都一致说它如何如何好，反而不利于政府把工作做得更好。他的这一讲解虽然出乎我的意料之外，但细想之后却感觉很有道理。
我刚当老师时主要是讲公共政治理论课，那时还处在“摸着石头过河”的改革开放初期，上面的政策或提法变化比较快，例如，关于计划与市场关系的提法，起初是“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后来依次转变为“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国家调节市场、市场引导企业”和“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相结合”，最后才确定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每出台一项政策或出现一种提法，就在课堂上论证其完全正确，下一项政策或又一种提法出现后，就很难向学生交待。当然，我并没有在课堂上去“攻击”现行政策，只是说过这样的话：“计划经济”和“市场调节”这两个概念是不对等的，从逻辑上讲，要么是“计划经济为主，市场经济为辅”，要么是“计划调节为主，市场调节为辅”。为了避免尴尬，我总是尽可能地讲授相关理论，而不去直接评价具体的政策或提法。如果遇到非难，就这样辩解：政治理论课应该是讲理论，而不是讲政策。在一次参加马克思主义理论课研讨会时，听到有人埋怨政策变化太快导致课不好讲，我还颇为得意地调侃说：“每当一个政策出台或一个提法出现的时候，我们就对天发誓地断言它是绝对正确、完美无缺的，结果学生还没有毕业甚至课还没有上完政策或提法就变了，难怪别人瞧不起我们这些公共政治理论课教师！”我实际上想说的是，这个问题对于我来说并不存在。我之所以能够在教学实践中避免了“自己打自己的耳光”的尴尬，也得益于厉以宁老师当年的教诲。
后来，当自己看了大量现代西方经济学者撰写的教科书、著作和论文之后，发现厉老师对其辩护性本身的说明本身也是完全符合事实的。
范中民老师的比喻——“王小二过年”
我当老师后所讲的第一门课就是作为公共政治理论课的“政治经济学”，如何向已对现代西方国家工人阶级生活状况多少有所了解的“60后”学生讲解所谓无产阶级绝对贫困化理论，是当时讲授这门课程所面临的一个难题（那时还不能回避这个问题，因为教科书和教学大纲上都有）。在备课时，北大经济系“政治经济学”课堂上的一个情景浮现在了我的脑海之中：正在给我们讲无产阶级贫困化理论的范中民老师颇为激动地说：“什么叫绝对贫困化？用我们中国话讲就是‘王小二过年，一年不如一年’。如果真的存在着这样一个规律，那么，到马克思写《资本论》的时候，资本主义国家工人的生活状况恐怕早就倒退到与原始人差不多了。马克思怎么可能提出这样一种违背基本常识的所谓规律呢？！”于是，这个难题就被化解了：每当讲到这一问题时，我就将范中民老师的这一通俗而精炼的比喻讲给学生听，然后自己再加以发挥。我本人自从听了范老师的这个比喻之后，就永远不会再相信马克思曾经有一个所谓无产阶级绝对贫困化的理论了。我的学生在听了我这个“二道贩子”所兜售的这个比喻后，想必也会产生同样的效果。
多年后，我发现日本经济学家伊东光晴在《现代经济的蜕变》一书中表达了类似的看法：“假如绝对贫困化论是马克思的主张的话，那么工人的生活水平在资本主义刚成立时应该为最高，之后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而每况愈下”，因此，“从逻辑上讲，《资本论》作如此主张是不可能的”[2]。不过，这本书的日文原版是日本岩波书店于1997年出版的，范中民老师的“王小二过年”之说应该属于原创。
解万英老师的告诫——“对未来的预见越具体越荒唐”
解万英老师是我们的“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课程的任课教师之一，这门课程的具体内容我现在已经忘得差不多了，但是，解老师的一句话却是我难以忘怀的。那天，他讲完一个问题（是什么问题我也已经忘了）后问我们是否还有什么疑问，这时，坐在我旁边的一位日本留学生提出了一个问题：“马克思是否预见过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具体阶段？”解老师马上非常肯定地回答：“没有。”在说明了其理由之后，他还谈了自己的一个看法：“我认为，对未来的预见越具体越荒唐。”听了解老师的这一句话，在这一问题上我也开窍了：原来与所谓绝对贫困化理论差不多，不是什么有没有的问题，而是本来就不可能有。从此，在遇到这类问题时，我就再也不会去考虑马克思是否有过什么直接论断了，因为，我深信他不可能会有这样的论断。
1993年暑假，在北京参加一个学术会议期间，朱斌同学告诉我解老师已经去世，并介绍了一些相关情况。听了他的话后，我感到实在是不可思议：当年说过“对未来的预见越具体越荒唐”这一在我看来是经典话语的老师，怎么会以那样一种方式与我们告别呢？解老师离开我们快20年了，我写这一部分内容也是为了表达我对他的哀思。不管别人对他生前的理论观点和政策主张，以及他离开我们的方式及其原因如何评价，也不管是在什么样的场合下，只要有人提到解老师，我都还是会自豪地说：“解万英先生是我的老师！”
智效和老师教我怎样自圆其说
如果说张胜宏老师在上述结束语中告诉我们的是写论文必须要能够自圆其说，那么，智效和老师在指导我的毕业论文时就是在教我怎样自圆其说。
当时经济系对于本科毕业论文是非常重视的，指导我们4个同学的指导小组由3位老师组成，张友仁老师作为组长不直接指导学生，智效和老师和另一位老师（名字我忘了）这两位当时的青年教师每人具体指导2个学生，我和柴挚同学由智老师指导。非物质生产领域内的劳动是否属于生产劳动在当时是一个正在热烈争论的问题，我的毕业论文则用了“试论非物质生产领域内的劳动为什么不是生产劳动”这样一个观点明确的题目，而且，我的这一观点与当时某些名人的观点正好相反。但是，智老师从来没有对我的观点提出过质疑，而是不厌其烦地指出我的论述中所存在的漏洞或毛病。我至今还保存着有智老师用铅笔批阅过的论文初稿，上面有这样的批语：“这还要进一步分析马克思对斯密第二定义的态度”、“上一节考察斯密，这里又谈斯密，不集中”等。在我引用的马克思的一段话旁边的批语是“不能不加解释地用对自己有利的话”；在“马克思没有对社会主义制度下的生产劳动作过定义或预示”这一小标题旁边的批语则是“此节与文章本身的宗旨无关”。另外，智老师还在很多地方帮我直接修改了表述方式，并指出了我的不少错别字，如，“之所以”写成了“至所以”、“走投无路”写成了“走途无路”等。由于受“大批判”的影响，我当时在反驳他人观点时说话有些刻薄，对此，智老师在面谈时更是苦口婆心地教导我应该如何有礼貌地与别人进行商榷，并耐心地帮我具体修改了很多地方的措辞。时至今日，每当我在写作过程中要与别人进行商榷时，就会想起智老师当年的教诲。
总而言之，在整个论文指导过程中，智老师一直是在教我如何论证自己的观点，而且，在由张友仁老师主持的“三对一”答辩过程中，也没有人对我的观点提出过质疑。使我感到意外的是，答辩结束后的某一天，二班的郑棣同学突然对我说：“你好大的胆子啊！你的毕业论文题目与智效和老师的硕士论文的题目一样，但观点正好相反。”我听后大吃一惊，但冷静下来之后想到的是，如果真是这样的话，智老师就更值得我敬佩了。多年以后，我怀着好奇的心理在网上（北京大学图书馆经济分馆-学位论文数据库）搜索到了智老师当年的硕士论文题目：《马克思主义生产劳动理论研究》（指导教师是张友仁老师），虽然由于无法看到论文的内容而不知其具体观点如何，但这就足以说明一切了：我论文中观点虽然不一定与智老师完全相反，但肯定也不会完全相同，智效和老师和作为指导小组负责人的张友仁老师，当年对我的论文只有一个要求，这就是张胜宏老师所说的“只要能够自圆其说”。
本来还有很多印象可写，也还有很多话想说，但由于自己的文字表达能力所限，难以一一都在这篇文章中表述出来，只能在这里借用一句歌词的说法——“千言万语汇成一句话”，对那些当年曾经以各种方式给予我教诲的北大经济系的所有老师说：
您们永远是我的老师！
2012年2月15日完稿于武昌南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