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真的是经不起消磨。我入门成为萧灼基老师的学生、由此开始在北大经济学院的学习工作生活仿佛还是不久前的事情，但屈指一数已经过去20多年了。在经院的这段期间，可以说经历了许多有趣的事情、结识了许多朋友，相处了许多像家人一样的同事，这些都将成为我一生中的美好记忆。
我是1989年考入经济学院攻读博士学位的。1992年毕业时，虽然包括我的导师在内的许多人认为我“就业选择广泛，从政、经商、搞教学都行”，而且当时确实可选择的余地也比较大，但我内心深处还是非常愿意“教书育人”，于是选择了留校。1993年，经济管理学系从经济学院中独立出去，成立管理学院。经院在原有经济学、国际经济与贸易、国际金融专业的基础上新增保险学专业，院里决定由我来出任保险学专业的主任。我当时博士毕业刚一年，从大学到博士，所学专业都是经济学，让我做这项工作感觉压力很大，因此，我很坦诚地对当时找我谈话的院长晏智杰老师说，“谢谢院里对我的信任，但我从教龄来说还是一个年轻的老师，教学和科研任务很重，恐怕难以承担这个重任，我能否不做？”晏老师说，“是的，对于一个年轻老师来说，应当主要把教学和科研做好。不过我们也征求了许多老教授的意见，大家都认为你做得不错，来当这个主任没有问题”。1994年的8月份，我在当时美国林肯国民保险公司的资助下去美国印第安纳大学商学院学习保险学。隔年春节的时候，晏老师给我写了一封很长的信，信中主要谈院里学科的发展现状和未来前景。一年以后我按时回国返校的时候，他对我说，“当时有些人认为不应当让你出国，因为许多老师出去以后都没有回来，而你的各方面条件都不错，出去以后肯定也不会回来的。我当时跟他们说，孙祁祥会按时回来的。但说实话，心里还是没有底，现在你按时回来了,太好了”。之后他还在全院大会上表扬了我。后来我回想起了那封信信中，虽然信中没有一句话提到希望我按时回国之类的事情，但我体会到了晏老师的那份良苦用心，我真的非常感谢他对我的那份信任。
曾担任经济学院第三任院长的晏智杰教授（2005年）
1994年，北大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成立。此时，经院、光华管理学院和中国经研中心被外界比喻为北大经济教学科研领域的“国有企业、合资企业和外资企业”，这一说法很形象。在现代经济学迅猛发展的时候，相比这些兄弟单位，由于历史的原因，我们学院教师队伍年龄的老化、知识结构的固化、机制的相对僵化等问题是比较突出的。一大批当时很有学术声望的老教授逐渐退休，而新的教师又不能马上顶上来，出现了明显的断层。而从硬件条件来讲，当兄弟单位的同事们都在被称为中国甚至世界上最好的办公环境中备课、做研究的时候，我们学院还与其他许多院系合用一座办公楼，一个系所有的老师共用10平米左右的办公室，学院也没有能力为教师配备基本的如电脑、打印机之类的教学、科研设备。我在做系主任的时候，经常遇到一些其他人也都肯定遇到过的尴尬情形。比如说，正在堆满各种东西、非常简陋的办公室接待一位客人，另一位老师突然开门进来，因为她/他并不知道具有公共产权的办公室此刻正被其中一个人用着，进行一项重要的接待活动。当然，此时进来的老师通常反应都会很快，会很策略并很有涵养地说道“对不起，走错房间了”。但客人很不解，“怎么，你们的房间大家共用一把钥匙”。后来当了副院长以后我有了一间五平米左右的办公室，那绝对说得上是经济学院里的小康水平，因为其他教师仍然是系里所有的老师共用一间办公室。即使这样，有时候接待外宾或者一些重要客人的时候，他们还是免不了感叹：“堂堂北大经济学院，一个副院长怎么才有这么一间简陋的办公室呀”。而在这个时候，我往往都会用原清华大学梅贻琦校长的“大学者，非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的名言来“教育”他们，或者用“我应当很知足了，因为许多大教授包括我的导师萧灼基老师都没有自己单独的办公室”来宽慰自己。
经过经院全体师生的不断努力和学校、社会的大力帮助，现在的情况可以说发生了很大的改变。我们现在有了自己独立的现代化大楼，办公的硬件条件也都“鸟枪换炮”了。经院不仅原有的学术传统和优势学科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而且新建了一批适应中国经济发展和制度变迁要求的新兴学科。我们现在有包括经济学、国际经济与贸易、金融学、风险管理与保险学、财政学、环境资源与发展经济学在内的六个本科专业，七个硕士点，八个博士点，有在中国建立最早的经济学博士后流动站，有14个涉猎经济学主要研究领域的科研中心和研究所。早在1998年，经济学院就入选“国家经济学基础人才培养基地”；2009年，经济学院又被国家教育部评为“全国人才培养模式创新试验区”。可以说，经过百年的努力，经院如今仍然是全国优秀高中生，甚至是已在北大其他院系学习的许多学生心向往之的学习园地；经院仍然是政府决策部门的重要“智库”；经院仍然是国际交流的重要平台。
从我进入到经院以后，许多老师都给了我很多的帮助，包括审阅我的博士论文和参加论文答辩的经济系老主任陈德华老师、张友仁老师、傅骊元老师、张德修老师；在保险专业建立之初一块共事的、已故的徐淑娟老师、多年来给了我工作上许多帮助的吴树青老师、晏智杰老师和雎国余老师等。这里我想特别提一下被誉为经济学泰斗的陈岱孙先生、我的导师萧灼基先生、老院长石世奇先生和我的师兄刘伟老师。
庆祝吴树青教授80华诞
当年，有关陈岱孙先生的话题和故事在燕园从来都是最有吸引力的故事之一。我进北大时岱老年因事已高没有给我们直接上过专业课，但因为他本人太有魅力了，所以，当在新华社当记者的我的先生要去采访岱老的时候，我也跟着“蹭听”去了。岱老当时已经是94岁的高龄，但在接受我先生采访的两个多小时中，其思想之锐利、思维之敏捷、语言之精炼、风度之洒脱、心态之平和、境界之高尚，不得不让人折服，真真让我见识了什么是大家的风范。当我先生问岱老“今后还有什么新的打算”时，岱老说了很长的一段话，我抄录在此，与大家共享：“个人的年华，如逝水一般，于不知不觉中迅速地流失，不可否认，自己已经垂垂老矣。但我要承认我还挣扎着不肯服老，总想还能做些力所能及的工作。人们常说，‘老骥伏枥，志在千里’，对此，我不敢奉为座右铭，因为年纪大了，再谈‘志在千里’太空洞，何况自己当年是否是‘千里马’还是个问题。还有个说法是‘老马恋栈’，这是要引以为戒的。我认为‘老马识途’或许可以为我所用。老马是在走了多少错路、弯路后，才迷途知返地认识了归程。回顾我60多年的教书治学的历史，的确走了不少弯路、犯了不少错误、收到不少教训，我希望今天的青年朋友们不要重蹈我的覆辙。为青年人在治学上提供这些覆辙的教训，这也许是我今后所能做的一种力所能及的事情”。从这位德高望重的泰斗身上体现出来的“蜡烛”精神和“求实”态度实在令人钦佩。是一种幸运，但更可能是一种缘分，1997年，我荣获“首届陈岱孙经济学论文奖”。
陈岱孙先生
我的导师萧灼基教授无疑是我学术成长道路上非常重要的一个人，是他点燃了我在学术领域深造的激情，引领我登上了更高的学术舞台。1986年，我在兰州大学经济系硕士毕业后留校当老师，教授“比较经济学”等课程。1988年在武汉召开“纪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研讨会”，我的征文被大会选中而前去参会。会议休息期间，我正在跟此前认识的吉林大学张维达老师聊天，这时萧老师走了过来，张老师向萧老师介绍我说“这是兰大经济系的年轻老师孙祁祥，科研做得很不错”。张老师介绍我们认识之后就离开了，之后萧老师很认真地询问了我的学习、教学、科研情况，特别是我上大学之前的工作经历。当他得知我的硕士论文是有关股份制的问题时，很感兴趣，然后鼓励我报考他的博士生。说实话，我在此之前从来没有动过考博的念头，但在萧老师的鼓励下，我在工作之余全身心地投入了考博的准备之中。就这样，我于1989年考入了北京大学经济学院，师从萧老师攻读“经济发展战略”方向的博士研究生。
萧灼基先生在演讲（2000年）
萧老师是那种特别开明的老师。我记得有一次我们讨论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谈到剥削的问题时，我说，我们对一些问题的分析不能一概而论，要做具体分析。比如说，旧社会有些贫穷的人未必就是被剥削穷的，有些是因为“游手好闲”、“坐吃山空”而成为败家子的。我用电影《芙蓉镇》里的二流子“王秋赦”为例来证明我的观点。然后，我说有些地主也不能就一定说是剥削别人而成为地主的，我以我爷爷作为例子，说我爷爷在土改时划成分是地主，但据我所知，我父亲、伯伯、叔叔很小就出去参加革命了，家里有点土地，但缺乏壮劳力，因此，爷爷在农忙时雇用几个人来帮忙，而平时都是自己下地干活的。正因为他勤勤恳恳地劳作，所以才积累了一些财富。如果他年轻时不劳而获，像王秋赦那样“游手好闲”“坐吃山空”，也不会在他七老八十时还能干活，背起几十斤重的东西行走如履平地”。我说完以后，师兄们开玩笑地说，“你这不是想‘反攻倒算’吗？萧老师可是贫下中农出身的”。说实话，现在说像我说的这些话恐怕没什么，但这是在上世纪80年代末的时候，“左”的思潮还时不时泛些波澜。但萧老师并没有不允许我们用所谓的“异端邪说”来讨论问题，而是一直鼓励我们要独立思考，要敢于提出新的理论和观点。他始终坚守“我可以不同意你的观点，但我誓死捍卫你说话的权利”的原则。
这种开放式的学习方式和萧老师包容不同观点、鼓励创新的态度对我的学习和研究有很大的帮助，也使得我在读博士生期间就在《经济研究》、《北京大学学报》、《管理世界》、《改革》等较高层次的学术刊物上发表了多篇论文，并且获得了“北京大学首届研究生学术十佳”的称号。萧老师获悉后非常高兴。颁奖会那天，尽管他很忙，还是专程赶来参加会议。特别让我感动的是，萧老师在几年前病重住院，并且几乎丧失了语言能力的情况下，还是关心着国家大事，关心着北大和经院的前途命运。每次我去看他的时候，他都要跟我进行笔谈，询问院里的情况。他还在病中给全国政协主席贾庆林、温家宝总理等写信，谈他对国家金融安全、金融体制改革等问题的看法和建议。
石世奇先生是我在经院读博期间的院长，因为我不是他那个专业的学生，所以平日里接触并不多，我都怀疑他不一定认识我。在博士毕业分配的最后时刻，我突然听说不知何故原定让我留校的决定要撤销，并且，我还不能回到原来工作的部属重点院校而只能分回原考地的其他地方院校工作。突然间的变故把我打蒙了，完全不知何故。后来有人悄悄告诉我，变故的原因是因为我读博期间，一次陪萧灼基老师去见英国的BBC记者，在校南门上车时被人发现并反映到有关部门作为“污点”备案所致。实际上，那次是外国记者采访萧老师，萧老师让我和另一位师兄陪同。萧老师是单独去的，BBC派了一辆车在南门接我和师兄。而此事是事先经过学校外事部门的批准而安排的，并非我们的擅自行为。在我向有关部门投诉无果的情况下，我不得不冒昧去找石先生。石老师耐心听取了我的陈诉后，拍案而起说“真是岂有此理”，并答应尽快了解情况帮助解决。后来我又去找当时的国家教委有关部门反映情况，经过各方人士的努力，我的“冤案”才得以“平反”。事情过去了20多年，但当年石先生的那个举动和那句掷地有声的话语却永远沉淀在我的记忆深处，让我感到温暖。不过从这件事情也可以看到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发生了多么巨大的变化。20年前见个外国记者都有可能改变一个人的命运！
石世奇先生在书房
石先生退休以后身体一直不大好，我每次去看他的时候，他都很关心院里的发展，提一些建议。我当了院长以后去拜访他，请老院长传授经验，他对我说“我非常高兴你当院长，虽然我知道你当初是因为不愿从政而留校当老师的，但我们就是要让没想当官的人来当院长”。他又说他当年是从北京市委调到北大来的，也没有想到自己会当院长。但既然当了，就要好好干。这一两年来，他的身体状况更差了，但仍非常关心经院的发展，近日又在病榻上写下了“1977年以来主持北大经济系工作的五点体会，并‘祝北大经济学院越办越好，人才济济，成为全世界最好的经济学院’”，字里行间饱含着对经济学院的深厚情感。我给先生回信说“看了您在病榻上写就的文字，我感动至极。您在文中所提到的五点体会对我们今天的工作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从我做学生起到留校当老师，您一直是我极为敬重的先生。您用自己的言行诠释了教书、育人的真谛；彰显了正直、善良的人格。我衷心祝愿您能战胜疾病，早日康复。让我们在百花盛开的五月，共同庆祝百年经院的盛大节日”。
上世纪80年代末我考到北大读博士的时候，刘伟是萧灼基老师的第一届博士生，高我两届。他当时已经是经济学界颇有名气的“京城四少”之一了。除了繁重的校内教学科研任务外，还要经常外出讲学、参加各种学术活动等，时间对他来说无疑是最稀缺的资源了。我清楚地记得来学校报到的那一天。因为火车5点多到北京，时间太早，去哪呢？学校报到还没有开始，而北大经院除了萧老师我在武汉开会时见过以外，只有刘伟我们有过一面之交。这么早总不能去打扰萧老师吧，所以我和丈夫商量，去找刘伟吧。6点多钟，我们敲开了刘伟当时住在畅春园的筒子楼，他和他爱人小李很热情地接待了我们，然后又忙着给我们沏茶和准备早点。当听说我们的行李还没有取回来时，刘伟二话不说，又邀请了一位他的朋友与我先生一道骑自行车去了北京站。从北大到北京站，来回少说也有三、四十里路，骑车中途不休息也要花费三四个小时，何况“搬运工”还是重体力活……时间虽然已经过去20多年了，但当时的情景可以说是历历在目。我在经院的20多年里，他给了我许多无私的帮助。
刘伟教授和孙祁祥教授参加外事活动
说到经院，不能不说我所在的风险管理与保险学系。我在经院的23年中，有19年是呆在这里的。可以说，我看着这个系“出生”和成长的。过去的近20年里，保险系从最初的三位教师发展到现在的7位，已经毕业了500多位本科生、200多名研究生、40多名博士生、20多名博士后，他们在世界各地的各行各业做出了令我们为之骄傲和自豪的业绩。目前的7位老师和先后由于各种原因离开的老师都为这个系的成长做出了很多的努力和贡献。我们在一起共事的同事有着共同的志趣、共同的信仰和共同的做事准则。大家在一块工作，不讲价钱，不讲条件，为的就是一个目标――把每一件事情做好。我们工作的时候很玩命，而在闲暇的时候又很放松，虽然性格不同，但一块做事时绝对默契。我们共同见证和经历了我们为之付出了许多心血的重要活动。再过一年，我们就要举行”风险管理与保险学系20周年的庆典“了。相信那时在世界各地的学子们都会想办法回到母校来共同见证这个重要的时刻。
转眼一晃在北大已经20多年了。我从一名学生变为青年教师；从青年教师变成了老教师；从一名老师转变成了“双肩挑”的学院负责人。在经院待的时间越长，对它的感情就越深。经院及她的前身——经济学门马上就要庆祝她的百岁生日了！每每谈起中国这所最早的经济学科的辉煌历史、想起那些曾在此工作的、让人肃然起敬的前辈们，总让我有一种朝圣般的敬畏之感。经院是一座让人仰止的高山，是无数英雄豪杰托起了这个山峰；经院是一个令人眩目的大海，是无数夺锦之才汇成了这片汪洋。我总在对自己说，这世上优秀的人太多了，凭什么你在北大经济学院获得了这份教职？你为这个高山增添了什么样的石？你为这个大海贡献了什么样的流？因此，唯有努力工作，努力奉献，才能对得起这份荣幸，对得起百年辉煌的经院！
2012年2月26日写于蓝旗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