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曾两次进北大经济系学习。
1950年，我毕业于天津南开中学。在报考大学时，我报考了北大经济系。我为什么报考北大经济系？我的兴趣本来在中国历史，这是因为我在十三四岁时（1945年-1946年）受到了国学的熏陶。
在读初中的同时，我每天下午到一个教授国学的崇化学会听两个小时的课。在这里我不仅接触了《论语》、《孟子》，也接触了《史记》、《资治通鉴》，并阅读了梁启超的《清代学术概论》、《中国历史研究法》等书。因此，对中国历史产生了兴趣。但是，在1947年我读高中时，又接触了唯物史观，我认为要研究历史，应该首先学习好理论。在这样的认识下，我决定上大学先读经济系，读两年后再转历史系。我之所以报考北大，是因为北大历史系师资力量雄厚，名教授多。而北大经济系还有我早就景仰的进步教授——樊弘。他是解放前支持学生运动的北大著名的三大进步教授之一。就这样，我报考大学时第一志愿就报了北大经济系，第二志愿是北大历史系。从而，第一次进入北大经济系。
1950年9月10日我到了北大。我被安排到红楼一层东边的一个房间住下。这间房紧挨着李大钊、毛泽东工作室。后来听张友仁教授说李大钊、毛泽东工作室原来也是经济系学生宿舍，因为这两间要布置李大钊、毛泽东工作室，同学们愉快地腾出来的。不久，我又搬到北大三院的南平房。
在经济系的迎新会上，我见到了樊弘、周炳琳、赵迺抟、罗志如四位老教授。他们四位都穿着长袍，并排站在讲台上，令人肃然起敬。罗志如教授的幽默讲话，使我至今记忆犹新。我也作为新生代表讲了话。开学后樊弘教授给我们讲授政治经济学，闵庆全老师讲会计。上课不久，抗美援朝开始了，同学们参加了抗美援朝的宣传工作。参军参干也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不少同学报了名。我们班有四位同学参军参干了。我也报了名，没有被批准。但是，不久，我就被调到中共北京市委政策研究室工作。我在北大只有七个月，就离开了。然而，这七个月的学习和生活是丰富多彩的，令人难忘。
第一次进北大经济系就这样结束了。
1951年4月，我开始了另一种生活，由学习转为工作。在工作中我学到不少在书本上学不到的东西。市委政策研究室的同志，多是北大、清华、燕京、师大的地下党，对我帮助很大，同志间亲密无间，至今还时常聚会，经常来往。但是，我还是向往学习，愿意从事学术研究工作。1954年，我提出回北大学习的要求，没被批准。此后，我感到脱产学习不现实，于是抓紧业余学习，并研究一点问题，后来在《光明日报·史学》发表了一篇短文——《关于汉民族形成的几个问题》。1956年初又与研究室的同事黄爱华结婚了，没有再去上学的打算了。
50年代初赵迺抟、周炳琳、陈岱孙、陈振汉与苏联专家合影
但是，这一年由于高等教育的发展，国务院发出文件，鼓励在职干部报考大学，并规定各单位对准备报考的干部不得阻拦。这样，我复学回北大，幸运的是我爱人也考入北大图书馆系。于是，我和我爱人就双双来到北大。我就第二次进了北大经济系。这时的北大已迁至海淀原燕大校址。
我第一次进北大只呆了七个月就走了，这次不同，扎下来，不走了。
1960年，我和我爱人同时留在北大。从1956年入学至今已有50个年头。在这50年中，我经历了北大的风风雨雨，反右运动、红专辩论、学术批判、教育革命、下厂下乡、三年困难时期、四清运动、北大社教、国际饭店会议，一个运动接着一个运动。有幸的是，1961年至1964年，我有三年时间参加了教育部文科教材办公室组织的、赵靖教授主编的《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史》的编写工作，为十几年后从事中国经济思想史的教学和研究打下了基础。这也满足了我当年报考北大时，既学经济又兴趣在历史的初衷。
2005年石世奇先生在经济学院建院20周年庆典大会上
1976年粉碎了四人帮，长达十年的文化大革命结束了。我于1977年6月从下放劳动处调回经济系，一直工作到2000年退休。我的教学工作，包括讲课、编写教材、指导硕士、博士研究生等，直至2005年才全部结束。二十多年来，北大经济系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经济学科获得了极大的发展。二十多年前人口研究室独立，发展成人口研究所；1985年成立了经济学院；十二年前经济学院的经济管理系独立，成立管理学院。这就是现在的光华管理学院；十一年前留学归来的经济系毕业生林毅夫、易纲、海闻等同志，又在北大成立了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北大经济学科的发展，令我这个与北大经济学科有55年关系、又在北大经济系、经济学院先后主持了十几年工作的北大人，深感欣慰。
石世奇先生在日本讲学
北京大学经济系1950级同学入学50周年聚会
石世奇先生与陈岱孙先生
2005年9月26日于蓝旗营寓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