盛紫瑾,北京大学国际经济专业学士、香港中文大学工商管理硕士、注册会计师,曾在北京和香港多家公司工作,有丰富的金融实务和管理经验,现任中关村租赁董事长。
内容摘要
硅谷是全球科技创新中心,孕育着无限的创新活力和创业激情。惠普、英特尔、苹果、谷歌、Facebook等如雷贯耳的世界级科技企业,都诞生在那片神奇的土地上。硅谷成功最大的秘诀到底是什么?中关村与硅谷的距离到底还有多远?
多次实地探访硅谷的中关村租赁董事长盛紫瑾女士,将告诉你一个最真实感性的硅谷,告诉你硅谷成功的最重要基因到底是什么?本文将带你身临其境地走访硅谷,精彩不容错过。
盛紫瑾女士说:
1、硅谷拥有以最快速度将技术推向市场的能力;
2、全球市值前10的科技公司,5家在硅谷,中国有2家(腾讯和阿里),但都不在中关村;
3、在硅谷人们爱去10人以下的小公司,因为可以分得期权和股票;
4、硅谷的核心竞争力不仅在于前沿技术,更在于优良的创业生态系统;
5、硅谷高科技人员平均增加值是中关村的近4倍,科技成果转化效率是中关村和硅谷的最大差距。
一、硅谷成功的秘诀
在从北京飞往硅谷的飞机上,望着窗外机翼穿越层层白云时,作为中关村一家科技金融企业的负责人,我热切渴望拨云见日,弄清硅谷成功的秘诀到底是什么,弄清矗 立在太平洋东西两岸的硅谷和中关村,到底有哪些差异以及殊途同归之处。在多次实地走访硅谷多家政府机构、多所知名大学、各类孵化器和科技企业后,我渐渐廓 清迷雾,基本弄清了硅谷来自哪里,将走向何处。硅谷的成功不是天上掉下的,其背后有深刻的原因。
硅谷的英文名称是Silicon Valley,地处美国西海岸加利福尼亚州北部旧金山湾的南部地区,早期以硅芯片的设计与制造著称,因而得名。硅谷不是美国的一个行政区划,地图上你也找不到硅谷这个地名。
法案让科技成果不再睡大觉
硅谷为什么如此成功?我觉得,首要原因是它有完备的科技创新法律体系,其中《拜杜法案》的提出更是使美国科技成果商业化步伐大大加快。
《拜杜法案》(Bayh Dole Act)1980年由国会通过,在此之前,联邦政府持有近2.8万项专利,但只有不到5%的专利技术被商业化应用,大部分被束之高阁,这是为什么呢?原因 在于没有对发明权利进行有效利用:政府部门拥有权利,但没有动力和能力进行商业化;私人部门有动力和能力实施商业化,但没有权利。
而《拜杜法案》的使命就是彻底改变这一状况。其核心内容是,受政府资助的科研机构要及时公布研发成果,并选择是否保留发明所有权,如保留就负有商业化的义 务;如不保留,则应将发明所有权转给第三方让后者进行商业化。简而言之,科研机构有了成果后,“要么你自己干,要么让别人干,不要让成果躺在那睡大觉”。 《拜杜法案》使私人部门享有联邦政府资助科研成果的发明权利成为可能,从而产生了促进科研成果转化的强大动力。
这样的顶层设计大大加快了科研成果产业化的步伐,使美国在全球竞争中能够一直维持其技术优势,并极大促进了美国经济繁荣。
大学力促科研成果商业化
第二,说到硅谷成功的原因,不能不提美国大学对科技成果转化的重视。目前,美国大学的定位发生了根本的改变,除了单纯的教学和科研,还大大增加了科研成果商用化及发展当地经济的职能,很多大学都设有商用化办公室,鼓励大学教授和学生将研发成果商用化。
美国大学是如何推动技术商用化的呢?主要包括开放实验室、创办孵化器、实施创业教育、提供创业服务等四个方面。位于硅谷核心的斯坦福大学是创业者的摇篮,其 毕业生创办了近4万家公司,著名公司有谷歌、思科、惠普、雅虎、耐克等,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是一所大学成就了全球创新中心硅谷。
我曾参观过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社会发展前瞻科技研发中心,对其印象深刻。该中心的创新实验室,提供3D打印机等设备和原材料,供学生们动手操作;初创企业 孵化器,面向学校的师生创业团队,一年招募两次,每次招募2-3组,不收取租金,学校不仅提供软件、硬件,而且提供导师、市场、融资、法律等综合服务,作 为回报学校只要每家企业2%的股权,目前孵化有14家初创企业;其纳米实验室,创立于1962年,是第一个有生产能力的实验室,发明了世界上第一台放大 器,在微波领域始终保持世界领先,实验室面向社会开放,自负盈亏。这一系列措施有效推动了大学科研成果迅速商用化。
科技服务业助力腾飞
第三,科技服务业为科技企业插上腾飞的翅膀。
硅谷从业人员有142万人,其中直接从事高科技研发生产服务的人员有36万人,围绕科技企业服务的创新服务业有23万人,在纳斯达克上市公司中,科技服务业 的公司已经超过了高科技企业,在创新要素中的重要性不容忽视。例如斯坦福大学西侧的“沙丘路”,已是风险投资公司的代名词。它只有两三公里长,却有十几家 大型风险投资公司。在纳斯达克上市的科技公司至少有一半是由这条街上的风险投资公司投资的。其中最著名的包括红杉资本、KPCB、NEA、 Mayfield等等。
揽天下英才占创新至高点
第四,成功的移民政策被视为美国和硅谷引领全球创新的秘诀之一。美国是移民国家,移民政策不仅让美国可以在全世界70亿人中挑选高端人才,而且带来了激励创新创业的多元文化和冒险精神,并加快催生全球性公司。在硅谷,约 37%的人口出生在外国,约1/3是“IC人”(Indian印裔和Chinese华裔)。我拜访圣何塞市政府时,他们的官员半开玩笑半认真地说,最希望 奥巴马政府出台的政策就是给外国理工科学生发毕业证的同时再发一张绿卡,以便更好将他们留在美国。多元文化和聚集全球高端人才,让美国占领全球创新的战略 制高点。
政府对小企业大力帮扶
最后,硅谷主要是市场经济的产物,但美国政府在创新体系的作用不可忽视。我拜访小企业管理局旧金山办公室相关官员时,对方介绍,小企业占美国公司总数的99.7%,美国专门成立了联邦小企业管理局,全国各地都有机构,实施一系列 大力帮扶小企业的政策。比如,为小企业提供免费的咨询服务和低收费培训项目;为小企业融资提供50%-90%不等比例的担保;确保在政府采购中,小企业每 年获取合同金额应不少于总合同金额的23%,其中小企业局身先士卒,这一比例高达70%。
这些措施都是干货,可谓招招精准。那么,为什么美国下这么大力气支持小企业呢?因为小企业吸纳就业的能力非常强,而美国政府出台公共政策时最关注的就是就业 目标。所以美国政府精明地全力扶持小企业,完全是笔划算的买卖。美国公共政策是普惠的,硅谷中小企业的发展无疑也会受益于此。
简而言之,技术领先只是硅谷成功的一方面,真正让硅谷成功的,是其快速将技术和科研成果推向市场的能力。而这种能力,得益于硅谷经过多年摸索构建的较为完备 的创新创业生态系统,这个系统由上述法律法案、大学教育、科技服务业、人才和文化、政府帮扶等多方面因素构成。这个看似无形但十分有效的生态系统,孕育了 一名名成功的科技创业者和一家家蜚声海内外的国际知名企业。
二、小公司的大魅力
大家都知道硅谷是科技创新的策源地,催生了上世纪50-60年代的军工电子技术,70-80年代的半导体及计算机硬件,90年代的软件及互联网,21世纪的移动互联网、生物及新能源科技创新;诞生了一批世界上最成功的科技企业,包括早年的惠普、思科、甲骨文、英特尔、微软,如今的苹果、谷歌、Facebook……全球市值前10的科技公司,美国有7家,其中5家在硅谷;全球财富500强,30家总部在硅谷。硅谷前10的公司握有现金2000亿美元,比一个中等国家还要有钱,可谓真正的富可敌国。
但是,你所不知道的是,现在的硅谷,小公司比大企业更有吸引力。
硅谷不仅有世界级的大公司,成千上万的中小企业对经济的增长功不可没。在硅谷,无雇员的小公司总数超过19万家,所谓无雇员小公司通常只有3到4人,由创建者自己或与家人朋友联手经营,不发薪酬。每年硅谷新创办无雇员小公司13000家左右,大多数是科技和专业服务公司,许多如谷歌、脸谱等大企业也是从小公司发展起来的。
在硅谷经常会有奇迹发生,有些公司刚成立或者仅有一个想法就被巨资收购。Contrail Systems是一家从事“软件定义网络”业务的创业公司,刚成立两天就被网络设备厂商Juniper以1.76亿美元收购,Contrail的创始人、员工和投资者将获得5750万美元现金,以及近600万美元的Juniper股票。
现在风靡全球的社交软件Instagram,在2012年只有13名员工时被Facebook以10亿美元的价格收购,如今它的活跃用户量已从当年的2200万飙升到突破3亿。
在硅谷人们普遍爱去小公司,尤其是10人以下的小公司。为什么?因为这样的公司往往分给加入者期权和股票,以便更好地激励人才。在硅谷比较流行的做法是,A轮融资后,预留公司全部股份的15%到30%作为期权和股票池,作为奖励有贡献员工的工具。
三、中关村离硅谷有多远?
光看下图的数据,中关村和硅谷相差无几。
再看下面这张图,从科技资源投入和研发成果产出来看,中关村甚至超过了硅谷,但在科技成果转化这个重要环节卡住了,硅谷高科技从业人员平均增加值是中关村的近4倍,成果转化效率是中关村和硅谷最大的差距。
再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就能具体地感受到中关村与硅谷的差距。
百度,在我国搜索引擎市场份额占80%,但占全球市场份额不到4%,而谷歌占全球市场份额的达85%。4%和85%,这或许就是“中国硅谷”中关村与美国硅谷差距的写照——在拥有改变人类生产生活方式的重大创新成果、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品牌企业和有技术主导权的产业集群方面,中关村尚需努力。
四、它山之石可以攻玉
我一直在思考的一个问题是,国内相关部门应该如何借鉴硅谷经验,大力提高科技创新能力,而自己作为一家中关村科技金融服务公司的负责人,应该如何在科技创新领域贡献自己的绵薄之力。
我觉得相关政府部门,首先应该高度重视创新创业服务体系建设的顶层设计。可以借鉴美国的做法,从立法的高度来看待科技成果的产业化问题。应尽快出台中国版的《拜杜法案》,明确财政资助科技项目所形成的知识产权归属,以促进高校知识产权的转化。同时配套相应的制度运行环境,如推进高校法人化改革使其拥有充分的自主权,以发明人为主体完善职务发明的权属界定和权利行使规则,高校知识产权在转化过程中不受有形国有资产监管体制的限制,开辟绿色通道予以单独管理等等。
其次,创新创业要更重视市场,顾客至上。作为技术创新源头的美国大学,其科研最重要的目标就是商用化,因此相关部门下拨国家科研经费时一项很重要的考核指标就是科研成果商用转化率。我们也应该从源头开始,对申报经费的科研项目进行商用转化率考核。
最后,应该大力扶植科技金融等科技服务业。硅谷之所以能成为全球科技创新中心,离不开科技服务业的支撑。围绕高科技企业,硅谷形成十大服务行业,包括投融资、律师、会计师、HR、工业设计、物流、独立实验室、仓储海运、零售和办公室管理,从业人口23万人。国内的科技创新园区,在这方面还有很多事情要做。
北京大学地处中关村地区,1990年从北大经济学院毕业后,我曾到香港学习和工作,后来又回到中关村工作,冥冥中似乎与中关村有不解之缘。早已步入不惑之年的我,已十分清楚我这辈子要做的事情,那就是为中关村乃至国内的科技创新贡献自己的微薄之力。我目前所在公司中关村租赁,主要为中关村科技型中小企业提供融资租赁服务,解决它们的融资难题。在以后的风雨征程上,我愿与公司同仁和国内同行一起,砥砺奋进,全心助力科技创新,助力经济发展。
在路上,我们挥洒汗水,也必将邂逅美丽彩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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