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是“十四五”开局之年，也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的开启之年。十四五规划提出要“在质量效益明显提升的基础上实现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增长潜力充分发挥”。那么下一步应如何探寻国民经济增长动力，政策着力点又在哪里？为此，搜狐财经-搜狐智库《致知100人》对话北京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北大国民经济研究中心主任苏剑。
美国布兰戴斯大学（Brandeis University）国际经济学与金融学博士，北京市新世纪人文社科理论“百人工程”学者，北京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博导，北京大学国民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北京外国经济学说研究会会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论坛副主席，曾任方正证券首席宏观经济顾问（2014.9-2016.8）。研究/教学领域为宏观经济学和中国经济。参与或主持省部级以上课题十余项，著有专著《新供给经济学：理论与实践》、《内外失衡下的中国宏观调控》、《宏观经济学（中国版）》等；在国内外发表过多篇学术论文和政策评论文章。
苏剑指出，经济增长最核心的因素在需求一边，想要探寻经济增长的持久动力，就必须给中国的需求增长提供一个持久来源。
苏剑表示，首先从外需上看，产能过剩是当前美国、日本、欧洲、中国等主要经济体都面临的问题，随着我国经济规模的快速扩大，国际市场已经很难消化掉我国如此大的出口份额。而目前最好的解决办法是通过产品创新为人们提供新的消费方式。
“内需则包括消费和投资两部分。”苏剑指出，从消费端来看，当前中国正处于消费升级的过程中，同时人们的消费倾向呈递减态势。“目前我们的消费者喜欢去世界各地买东西，其原因是国内的产品相对落后，我们自己的生产领域已满足不了人们消费升级的需求。同时，随着居民收入的增长，人们的温饱需求逐渐被满足，未来储蓄占比将越来越多，消费占比越来越少。”
因此，投资领域也要针对消费升级来考虑投资方向。苏剑认为，随着中国解决了温饱问题，接下来老百姓的需求将会向安全需求升级。“每个人都希望消除自己人生中的各种风险和不确定性。所以未来保险将成为消费升级的方向之一。此外，凡是与人身体有关的行业，如医疗、保健、体育、娱乐等都是发展方向。”
以下为访谈精编
搜狐智库： 今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了经济增长的目标，您如何预测今年的经济增速？
苏剑：由于去年的基数过低，今年的经济增速会非常高，我预测是8.5%左右。2020年第一季度经济增速为负6.8%，这意味着2021年只要经济总量恢复到2019年的水平，则第一季度增速就是正6.8%了。当然今年增速较高并不代表经济形势比往年好。经济增速高只是因为去年基数太低。从经济本身的运行来看，只是慢慢在向正常运行状态恢复，但还没有达到较理想的水平。
搜狐智库：去年在由您编写的《中国经济增长报告（2019）：寻求经济增长的持久动力和对策》一书中曾提到，从长周期看，当前中国经济仍处于下行趋势，经济增速恐将持续下探，而造成这一现象的主要病灶是国内经济缺乏持久增长动力。您能否解释一下，当前中国经济缺乏持久动力的内外因有哪些呢？未来又该如何寻求经济增长的持久动力呢？
苏剑：在我看来，经济增长最核心的因素是在需求一边。因为当前的中国经济跟其它主要经济体一样，面临的主要是产能过剩问题，企业如果开足马力生产，生产出来的产品是无法全部卖出的。因此，要想探寻经济增长的持久动力，就必须给中国的需求增长提供一个持久来源。在需求领域里，其来源从大框架来看无非是两个，一个是内需，一个是外需。
从外需上来看，中国经济规模持续扩大，而全球经济走势趋弱，国际市场已经很难消化掉我国如此大的出口份额。近些年，我国出口占GDP的比重非常大，最高曾经达到30%以上。同时，中国的经济规模也在不断扩大，去年中国GDP已占到世界GDP的17%左右。而国际经济走势趋弱，我们要出口，但国外市场却没有能力买我们这么多的东西。这种情况下，再期望国际市场消化大规模的出口是不现实的。
当前，美国、日本、欧洲、中国四大经济体其实都面临着产能过剩的问题。在这样的背景下，想要经济增长就必须扩需求。扩需求有两个办法，一个办法是大家经常听到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另一个办法是通过科技进步开发出新产品，给老百姓提供新的消费品。
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虽是扩大需求的主要手段，但对于稳定全球经济增长来说并不是一个好办法。一方面它不可持续，另一方面它会埋下金融危机的隐患。
首先，在老百姓没有需求时，政府可以在短期内通过降息和财政刺激，让百姓多投资多消费。但如果这个政策的效果被消化完之后，又没有需求增长了怎么办？
同时，通过降低利息率所刺激出的投资需求，其质量是越来越差的。比如一个企业家在10%的利息率下投资项目，那么项目的预期收益率必须高于10%，否则会亏本。但如果目前项目收益率只有9%，银行又想让其投资，就必须给其降息，比如降到8%。此时，企业家虽然在8%的利息率下投资了项目，但实际上对这个项目是看不上眼的，只因利息率降低才选择投资，这必将导致投资的项目质量越来越差。如果过一段时间利息率突然又涨回10%，这将导致企业家亏本，贷款成为烂账的可能性增加。同时银行的不良贷款率上升可能会出现银行危机。
而好的办法是企业通过科技进步开发新产品，为百姓提供新的消费品。手机，电脑，互联网的发明便利了我们的生活，我们愿意花钱去买它。大家愿意花大价钱去买这个产品就意味着生产它的企业的收益率会比较高，投资也就是优质的。所以通过产品创新，可以同时扩大优质消费需求和优质投资需求，也就降低了发生经济危机的可能性。
内需包括消费和投资两部分。从消费方面来看，今年的消费形势可能受制于三个方面。第一，当前中国处于消费升级状态，中国的消费者跑到世界各地去买东西，因为中国的产品相对落后，自己的生产领域满足不了其消费升级的需求。所以目前国家进行供给侧改革，针对中国的消费升级而改造升级自己的供给，这个是可行的。
第二，随着经济的增长，老百姓的消费倾向将越来越低。消费倾向是指消费占收入的比例。随着收入的增长，人们的基本需求逐渐被满足，储蓄占比将越来越多，消费占比越来越少，这是客观规律，也将是长期趋势。
第三，疫情对经济的冲击，导致去年居民收入增速降低，也限制了人们的消费。当然，今年在消费扩张方面也有有利因素。去年受疫情的影响太大，好的消费被抑制住了。所以今年随着经济逐步恢复正常，消费应当会有一个超常规的增长。
去年经济好，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是中国的投资增速比较高。那么今年，投资方面的内生动力可能并不一定像我们想象的那么强。尤其是民间投资，如果经济恢复不了正常，那么民间投资就没有办法恢复正常，这可能是今年投资领域的一个负面因素。
搜狐智库：2020年，全年经济增长主要由投资和净出口拉动，而消费则是负向拉动-0.51%。您认为导致去年消费拖累经济这种局面的原因都有哪些？在今年这个“十四五”规划开局之年会有所改观吗？
苏剑：去年消费拖累经济的原因就是疫情。肯定会，去年是特殊情况，疫情影响太大。今年只要经济在恢复正常，那么消费也会恢复正常。尤其是受疫情打击最严重的行业会迎来超常规增长。像旅游业、酒店服务业、运输业等行业去年受疫情影响很大。接下来今年会慢慢恢复，到明年应当可以完全恢复正常。
搜狐智库：十四五”规划《建议》中关于全面促进消费的论述要点中提到了一个培育新型消费的举措。那么请教您一下，何谓新型消费？具体都包括哪些方面？
苏剑：新型消费在我看来包括两方面，一个是新的消费品，一个是新的消费方式。
从新消费品来看， 随着中国解决了温饱问题，接下来老百姓的需求将会向安全需求升级。首先是财务安全，每个人都希望消除自己人生中的各种风险和不确定性。所以未来保险将成为消费升级的一个方向。
随着收入增长，人们还会追求相对于以前生活来说的奢侈品。经济增长从来都是奢侈品拉动的，从这个角度去想消费升级的方向将是能够改善我们生活品质的产品，包括健身、体育、医疗、保健、美容、化妆品等都会是未来升级的方向。
另外就是消费模式。接下来消费模式将更加凸显个性化特征，同时对新科技的依赖也会越来越明显。新生的网络服务消费模式在近两年起到非常大的作用，比如疫情间盛行的网络授课、直播间带货等。
搜狐智库：开拓乡村消费都包括哪些方面？如何适应农村居民可支配收入的特点和水平？未来应该如何挖掘农村消费潜力？
苏剑：消费倾向递减规律是指随着收入水平的增长，消费倾向会越来越低。农民的收入较低意味着他们的消费倾向较高，赚到钱后马上就花掉了，存起来的比较少。而收入较高的人存起来的钱较多，拉动不了消费。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目前通过拉动农民消费是可以提高全国的平均消费倾向的。
当然这里还应考虑目前乡村消费方面的特殊性，当前中国城镇化水平已经相当高了，留在农村的人口比例越来越少。尤其是还愿意在农村继续务农的年轻人已经很少了，留下来的基本上是老年人和留守儿童。那么想要拉动消费就必须要针对这些人群的消费特点去设计政策。
另外还应完善农村的基础设施建设。目前的消费在很大程度上是依赖于当地的基础设施的。比如，目前的消费品大多都要用电，所以相关的电力、通讯、公路交通、互联网等方面的基础设施都要安排好。
搜狐智库：请您展望一下“十四五”时期，出口方面的前景？在您看来，迈进“十四五”后，我国在出口战略方面将有哪些调整吗？
苏剑：出口本身就是非常难预测的变量，它受到的影响因素太多。国际市场主要面临四个方面的抑制因素。首先，各国都面临产能过剩问题。第二，全球贸易体制可能发生较大调整，对中国不是很有利。WTO目前正在被边缘化。第三，中美关系问题至少在今后的五年内肯定是中国经济最大的一个变数。第四，随着中国经济规模的扩大，国际市场已经不能像以前那样吸收中国的产品了。
国内市场也面临四个方面的抑制因素。首先中国被迫在自己内部实现产业链的完整化。实际上意味着成本的增加，要依靠自己生产，其质量能不能跟人家比也是个问题。
第二，中国接下来劳动力短缺将是常态，工资成本上升不可避免。中国从1962年开始进入生育高峰，而法定退休年龄为60岁。这就意味着从2022年开始，中国将迎来退休高峰。从十四五中期开始，中国的劳动力预计每年将减少1000万左右，十年累计达一个亿。
第三，除了劳动力成本上升外，技术进步的成本也会上升。以前我们是靠引进、消化、吸收别国的先进技术。接下来我们将不得不依赖于自主创新，一方面成本会提高，另一方面风险也会加大。
第四，随着中国经济规模不断扩大，同时印度等发展中国家也在快速发展，全球原材料和能源的需求在不断加大。这意味着中国作为一个原材料尤其是石油的输入国，接下来将面临越来越大的原材料和能源成本上升的压力。
搜狐智库：随着“十四五”的启航，投资方面将有哪些令人翘首以盼的新希冀？
苏剑：我们要针对消费升级来考虑投资方向，以应对国内市场。
国际市场要考虑到接下来可能会出现的贸易保护。各国产业链完整化意味着以前在中国投资的一些外国企业可能会撤回本国，这会导致我国面临的市场会缩小，竞争性会加剧。
从基础设施投资方面来看，中国目前还是有空间的。像交通、电力、通讯等基础设施在一些发达地区建设较好，但在落后地区还相当薄弱。
从人力资本投资方面来看，首先给民办教育提供更多的空间，为民间投资松绑。其次还包括医疗保健方面的投资。未来要放开对医疗行业的限制，鼓励民办医疗机构的发展。最后，未来凡是跟人身体有关的行业，如体育、娱乐等都是发展的方向。
搜狐智库：十四五期间，应如何进一步促进劳动力的自由流动和优化配置？应如何强化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您对深化户籍制度改革有哪些建议？
苏剑：一个农民工留在农村可能创造不了什么价值，自己的收入也比较低，但一来到城镇，他加入到工业或服务业的生产中，他的个人价值就实现了，工资也提高了，意味着他对中国经济的贡献也加大了。
农民应该有自我选择去哪儿的权利，我们需要实现劳动力的自由流动，让所有的劳动者都能自由选择自己从事的产业及生活、工作地点。
接下来中国的城镇化可能会出现明显的都市化趋势。在全国各地会形成以省会城市和计划单列市为中心的都市圈，而一些比较偏远的地级市和小县城将慢慢衰落。每个都市圈的人口将过千万甚至更高。人口集中后，大家交往变多了，饭局也变多了，可以看电影，出去旅游，可以有各种其它活动，服务需求就出来了，服务业也出来了。
都市化要求我们对户籍管理制度做出调整。在全国应该全面放开户籍管理制度，让所有的老百姓都自由地选择其生活和工作地点。有人担心大量人口流入北京、上海等特大城市，会对其公共服务和各种设施的供给产生较大压力，则可以慢慢放开，逐步实现自由流动。其它地方可以完全放开，使得全国可以实现劳动力市场一体化。
同时对农村居民来说，户籍管理制度应把户籍和产权分开。产权是指农村的土地权，以前农民一旦获得城镇户口，就必须放弃土地承包权及宅基地。现在的户籍管理制度改革应该保证农民的这项权利不受侵犯。就如同你可以持北京户口，但也可以在外地买房，户籍和房子的产权可以完全分开。农民现有的土地承包权或者还有其他权利，也不该因其户籍变动而受到影响，这是户籍管理制度接下来要改革的方向。
搜狐智库：您认为目前我国的产业结构总体上都存在哪些问题？其中哪些产业结构已成为制约经济发展提质增效的特大短板，亟待调整？
苏剑：当问到产业结构是否存在问题时，其实隐含了一个假设，就是可能存在着一个最优产业结构。那么一个国家理想的或最优的产业结构是什么样？我认为它取决或受制于多方面因素。
首先是国际经济和政治环境因素。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我们IT行业的产业结构。在中美贸易战之前是好端端的没问题，然而随着国际经济和政治形势一变化，立马就出了问题。
其次是自身的要素禀赋结构因素。目前我国的要素禀赋结构呈现 “一多三少”局面，即“钱多”、“劳动力少”、“自然资源少”、“高科技少”。当前已经不再是资金稀缺，劳动力过剩的年代了。近几年，中国在金融方面出现了如P2P爆雷、股灾等各种各样的问题，都说明当前资金已经过剩，钱多没处去所以到处跑。同时劳动力稀缺，自然资源依赖国际市场。
这样一种要素禀赋结构就要求中国的产业结构向技术密集型和资金密集型转换。以前那种劳动密集型，尤其是农民工密集型的产业结构很显然不再适合中国经济了。这些产业要么移到国外去，要么就得想方设法实现技术升级和产业转型。
搜狐智库：基于现状、着眼未来，您建议我国应大力发展哪些战略性新兴产业？其理由都是什么？
苏剑：如果我们能够参与国际大分工，其实有些产业确实可以不发展而依赖国外。譬如芯片和光刻机，只要别人卖芯片给我们用就行了。但问题就在于如果国际经济和政治形势不允许，我们无法参与国际大分工怎么办？那这些产业就要自己发展。
所以国际经济政治走势要判断清楚。否则假设现在投入巨量资金去生产芯片，将整个芯片产业的生态系统全部发展起来，那么一旦有朝一日中美关系变好了，现在花巨资投入的东西在美国已经发展几十年的产品面前，又能有多少竞争力呢？岂不要面临巨额亏损吗？
我个人认为，站在中国自身经济安全的角度来看，我们首先应该把有限的财力和科研力量投入到自己不发展就无法得到的产品行业中去，也就是所谓的卡脖子产业。但同时要注意的是，想要将所有卡脖子的尖端技术都掌握在自己手里是不现实的，任何国家都没有那么大的能力将所有科技成果都掌握在自己手里。美国的做法是在全球引进技术，利用全球的技术和生产能力来发展自己，这种做法值得我们借鉴。
搜狐智库：十四五规划建议稿中首次提出“保持制造业比重基本稳定，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这与过去几个五年规划中更突出服务业增长目标有明显的转向。在您看来，十四五规划聚焦制造业是基于何种考虑？未来应该如何加快制造业发展？
苏剑：现在重提制造业，应该说是一种纠偏。以前在中国学术界一直有种误解，一提到产业结构升级，就认为是从第一产业往第二产业升、第二产业往第三产业升。这种观念默认的一个假定是第二产业比第一产业先进、第三产业比第二产业先进。其导致的结果是，各地一想要优化产业结构，就想提高服务业的占比。各个地方政府都在强调自己的服务业占比提高了，所以产业结构就优化了。
这是一个极大的的误区。服务业本身是一个大杂烩，如果结果仅仅是多了餐饮和零售这类技术含量较低的产业，显然是降级了。
所以，当今世界正在发生深刻变化，产业升级已经不再分第一产业、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了，而是要考虑产业本身的技术含量和附加值含量。第一产业的技术含量也可以很高，譬如有些国家在农业方面就有了技术含量相当高的新产品。
第二方面，其实这也是由我们国家的发展战略决定的。我国现在再发展制造业的话，肯定不会再去发展一般的、传统的制造业，而要发展的是高端的制造业。一方面是提高我们的技术含量、提高我们的国际竞争力，另一方面，就是要让我们的产业结构完整化。
搜狐智库：十四五规划《建议》中提出了12个领域的重点任务，其中一个是优先发展农业农村，全面推进乡村振兴。请您解读一下其中的“激发农村资源要素活力”和“持续深化农村产权制度改革”这两项举措的具体内涵？您认为十四五期间，土地要素改革要实现什么目标？
苏剑：土地产权改革的时间已经很长了，从80年代初联产承包责任制开始，实际上就在搞土地产权改革，但是迄今没有大的变化。期间做过农村土地和宅基地的确权问题，但确权确了半截，好像没有完全完成。
至于接下来土地产权改革到底怎么改，亟需尽快解决。我们看到近日又出现了一则相关新闻，就是华西村破产事件。华西村就是非常典型的特例，它当年没有搞联产承包责任制，一直是集体所有制。那么它的产权制度该怎么改？其它农村又该怎么改呢？土地权利如何分割？哪些权利归农民？哪些权利归政府？哪些权利归集体？这些都是接下来要解决的问题。
至于农村要素如何激活的问题，其实农村要素无非就两个，一个是土地，一个是劳动力。劳动力要素的激活靠城镇化，土地要素的激活靠土地流转制度的建立。但是土地流转制度建立的前提是确权，也就是土地产权改革。这个改革很难，目前还没有一个明确说法。
我认为，改革农村土地产权的一个比较可行的办法，是土地股份化，即农民以土地承包权入股，成立农业开发公司。由此，一方面解放了他，农民可以离开农村到城镇发展，另一方面也解放了土地，这样就可以实现土地产权制度改革。
供稿：搜狐财经、《经济》杂志
美编：初夏
责编：量子、禾雨、予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