贫困是最复杂的社会现象之一，在理论上涉及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乃至于生态学等不同学科，需要进行多维视角的综合研究；在实践中需要结合各地贫困发生的内在机理和具体的“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生态”环境，实施有针对性的系统的扶贫开发模式。
从贫困发生学的视角看，我国的贫困大体可以分为制度供给不足型贫困、区域发展障碍型贫困、可行能力不足型贫困（结构型贫困）、先天缺乏型贫困和族群型贫困等类别。针对这些不同种类的贫困，中国的反贫困战略大致也划分为制度变革型扶贫、基础性扶贫（或大推进型扶贫）、迁移型扶贫（或生态恢复型扶贫）、能力增进型扶贫（或结构型扶贫、造血型扶贫）、救济型扶贫（或输血式扶贫）和族群系统型扶贫。中国在不同的地区、不同的族群、不同的贫困群体中，实施了不同的反贫困战略，并创造了极为丰富的地方模式，这些模式对全球的反贫困都具有极为重要的启发意义。
中国的经验证明，成功的反贫困与发展高度相关，但又不仅仅依赖于发展。发展为提供大规模的基础性扶贫、迁移性扶贫、救济性扶贫提供了必要的物质保障，但是发展并不是构成可持续的减贫的惟一要件。要在发展的进程中，更深层地考察致贫的社会体制、民主政治体制、经济体制和伦理文化根源，进行更加深入系统的减贫制度设计，促使反贫困实践和理论的不断深化和转型。系统的农村制度创新和基础性制度供给、农民政治经济权利的全面赋予（赋权）、贫困人群可行能力的培育、乡村社会组织体系的重建、社群道德伦理和文化的回归、贫困人群的心理建设和心理支持，都构成新型扶贫战略的不可缺失的核心内容。出于这样的理由，本书致力于构建一个“经济-社会-政治-文化”系统性分析框架，从而为反贫困研究与实践开启一条更为开阔的道路。
中国的经验还证明，成功的反贫困与政府的动员能力高度相关，但又不仅仅依赖于政府的动员能力。政府的动员能力之所以起作用，最根本的原因在于政府的动员激发了贫困人群的内在的自我脱贫的动力，增强了贫困人群向贫困挑战的勇气和能力。要实现可持续性的根本性的减贫，最伟大的动力来自于人民。
这也就是贯穿本书始终的核心理论观念——社会网络扶贫和内生性扶贫——的主旨和精髓所在。这两个一以贯之的理论观念，是理解中国扶贫开发模式转型的核心密码。从外生性扶贫模式向内生性的转变过程中，关键在于为贫困人口自我发展提供源源不断的内在动力，这就需要建立强大的农村社区，重构农村的社会网络，实现农民和贫困人群的组织化。社会网络包括社区性社会网络和制度性社会网络。社区性社会网络包括在一个村庄社区内部建立的正式民主治理网络、经济组织网络（如合作社）、民间社会组织（如各类协会和民间信仰组织）等可见的社会网络，而制度性社会网络包括由农村合作金融制度、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农村互助性保险和社会保障制度、农村教育制度等构建的一种看不见的社会网络。社区性社会网络和制度性社会网络都为参与其中的农民和贫困群体提供了强大的、系统的、可持续的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增进机制，从而为贫困者的自我减贫提供内在动力，实现内生性的扶贫。
以社会网络扶贫的视角来看，在中国长期实施的金融扶贫、生态扶贫、产业扶贫、文化扶贫等扶贫模式，其根基都是社区建设与社区发展，其成功的关键在于构建农村社会网络。农村中的各种组织形式，包括农民资金互助组织、农村合作经济组织、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正式乡村政治治理组织、农民社群性的民间组织等，其目标都是重构农村的社会网络，让贫困者不再是孤立无援的、分散的个体，而成为一个组织化的、有凝聚力的、具有强大要素整合能力的群体的有机组成部分。
因此，内生性扶贫和社会网络扶贫的灵魂，仍然在于呼应毛泽东在延安时代就开始倡导的两个核心的农村发展理念：“发动群众”和“组织起来”。“发动群众”不就是内生性扶贫吗？“组织起来”不就是社会网络扶贫吗？
内生性扶贫和社会网络扶贫的最终目标，就在于建构一个崭新的中国乡村，使所有人不仅能够自己摆脱物质上的贫穷，而且能够摆脱心灵上的贫穷，都能享有幸福、富足、和谐、内心充盈而有尊严的生活。
——节选自王曙光著《中国扶贫》
王曙光
北京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大学产业与文化研究所常务副所长。先后获北京大学经济学学士、硕士和博士学位，留校任教至今。已出版经济学著作《维新中国：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论》《中国论衡》《中国农村》《中国方略》《问道乡野》《天下农本》《金融伦理学》《农村金融学》等20余部，并出版《燕园拾尘》《燕园困学》《燕园读人》《燕园论艺》及《老子心诠》《论语心归》等著作。
供稿：金融学系
美编：初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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