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体经济是国民经济的根基，是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引擎，维护实体经济的发展是保持经济稳定增长不可忽视的环节。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必须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健全推动发展先进制造业、振兴实体经济的体制机制”。“十四五”时期，我国进入新发展阶段，机遇和挑战都有着新的发展变化。为此，必须深刻分析实体经济面临的机遇和挑战，不断破除阻碍实体经济发展的现实障碍，打通实体经济发展的脉络，更好地适应新发展阶段要求，实现新发展阶段目标。
全面准确理解新发展阶段对实体经济的要求
新发展阶段实体经济发展要注意以下两个问题：首先，新发展阶段首先得有“发展”，需要保持一定的经济增速。经济增长速度下滑会使得就业问题更加突出，对财政收入尤其是税收收入产生巨大影响，并且对企业生产经营的影响也不容忽视，进而影响整个国家或地区的发展。投资尤其实体经济投资是拉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因此，在新发展阶段要充分发挥实体经济投资对经济增长的积极作用。另外，如果中国经济增速超过发达国家的幅度太小，或者甚至降到目前发达国家的水平，会影响我国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的进程，甚至延长我国实现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时间，这是我们不希望看到的。所以，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并不意味着要放弃发展速度；相反，一定的增速还是必须的。
其次，新发展阶段的“发展”必须是高质量的，实体经济的发展也必须是高质量的。目前我国面临低端产业产能过剩和高端产业产能不足并存的局面，需要进一步推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但这个任务是有难度的。因此，我们要坚持创新在我国现代化建设全局中的核心地位，鼓励企业加大技术研发、技术攻关力度，着力打造现代化产业集群，推动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构建实体经济、科技创新、现代金融、人力资源协同发展的现代产业体系。此外，随着国内环境的深刻变化，实体经济发展面临更大挑战，企业发展面临更加严峻的市场环境。
影响实体经济发展的因素和障碍
实体经济发展困难的内部因素
从实体经济自身发展阶段来说，行业内生发展动力不足是影响实体经济发展的主要原因。一方面，实体经济企业普遍存在创新不足的问题。从企业自身来说，大部分企业满足于国外现有成熟的技术成果，更多选择直接从国外引进技术进行生产，缺乏对技术的二次创新，进而导致企业技术进步步伐缓慢。从企业创新环境来说，由于我国知识产权领域保护起步较晚，侵犯企业知识产权的情况时有发生，且对于企业知识产权专利的保护力度不够，导致企业创新主动性不强，研发资金投入不足、人才培养机制不健全等问题，影响企业长期健康发展。另一方面，企业受原材料成本上涨、人力成本提高等多种因素影响，运营成本高企，利润空间严重压缩。经过四十多年的发展，以往在人力、土地等要素资源方面的传统优势正在减弱，企业运营成本不断上升，招工难、留人难等问题在很多行业较为突出；虽然中小企业整体税负处于下降通道，但是结构性税负过高现象依然存在，融资贵、融资难已经成为影响实体经济发展的重要问题。
以制造业为例，我国是制造业大国，但是近年来制造业面临产业结构失衡、自主创新能力不强等问题，当前我国制造业大而不强的问题仍然突出。首先，我国制造业主要以资源密集型和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主，产业结构不够合理，产品同质化严重，受原材料成本、人工成本上升的影响，企业利润降低，经营状况恶化；其次，我国制造业技术创新实力低于发达国家水平，关键核心技术受制于人，高端装备、核心零部件、先进材料、尖端科研仪器等高科技产品依赖进口，新发展阶段制造业提质升级任务日益紧迫。
从产业结构相互作用来看，近年来随着经济“脱实向虚”，行业之间相互挤压从某种程度上增加了实体经济发展的困难。目前，我国虚拟经济发展迅速，虚拟经济行业由于行业投资周期短、回报率高等特点，吸引大量资本流入，大量企业“脱实向虚”。由于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之间传导机制不畅，导致资金空转，实体经济“失血”现象严重，效率损失严重，对实体经济的健康发展造成损害。一方面，我国大部分工业行业的平均利润率远远低于证券投资业和房地产投资业；另一方面，由于虚拟经济过快发展，导致宏观杠杆率高企，系统性金融风险明显提高。2020年全年，我国非金融企业部门杠杆率上升了10.4个百分点，从2019年末的151.9%增长至162.3%。高杠杆、低利润的局面挤压了实体经济资金来源，损害了实体经济发展。
房地产行业无序发展对其他实体行业的损害更为显著。自从房地产市场化改革以来，房地产市场迅速发展，与宏观经济之间的联系愈加密切，已经成为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房价虚高大大提高了房地产行业的盈利能力，使得大量企业和资金涌入房地产行业，进而挤压实体经济行业发展空间。不仅如此，房地产行业的迅猛发展还使得行业杠杆率与我国居民部门杠杆率攀升速度加快，一些地方房地产泡沫化金融化倾向严重，加剧了银行机构的信用风险。房地产贷款是拉动居民杠杆率上升的主因，我国居民杠杆率从2000年不到5%增长至2020年的62.2%。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去年三季度以来，在信用环境相对宽松和利率下行的共同作用下，房地产市场持续活跃和主要一线城市房价上涨，居民杠杆率再次提升，房地产市场风险进一步提高。总的来看，房地产行业的过热发展不仅严重损害实体经济发展，更对我国金融系统安全运行形成威胁。
实体经济发展困难的外部因素
除以上内部因素外，实体经济受体制机制制约的情况依然不容忽视。目前，我国资源分配机制尚未完善，与实体经济发展息息相关的土地、劳动力、资本等生产要素配置效率低，存在阻碍行业发展的壁垒和门槛；维护企业创新的制度体系尚未完善，政策配套节奏落后，抑制全社会创新热情；促进实体经济发展的市场化体系尚未完善，制度性交易成本过高、私人产权保护不够、法治环境欠缺等使得企业运营成本过高；一些行业准入门槛过高，民间资本、要素在行业间的流动性较差。
新冠肺炎疫情对当前中国经济造成深刻影响。从零售餐饮、住宿旅游、交通运输、文化娱乐等行业营收大幅下滑，到制造业、房地产、施工建筑等因人流、物流受限而复工复产缓慢，导致部分产业链收缩，产业链不稳定性增加。后疫情时代，实体经济恢复需要较长时间，未来仍存在较大的不确定性。此外，国际上疫情出现反复，也进一步加大了这种不确定性。
从国际环境看，世界经济复苏的基础并不稳固，增长速度缓慢且分化严重，经济结构性问题突出，国际竞争更加激烈，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全球经济前景总体不乐观。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的暴发，使得全球经济陷入了自二战以来最严重的经济衰退，这进一步加剧了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演变，传统的全球化方式受到挑战，贸易保护主义进一步蔓延扩散，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受到前所未有的严重冲击。另外，从全球产业格局看，欧美发达国家支持制造业回流，使得我国实体经济面临严峻的外部竞争与外需放缓的双重压力。这些为新发展阶段我国实体经济发展增加了更多不确定性，实体经济发展面临的阻碍将越来越多。
破除障碍、打通脉络，推动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
加强顶层设计，切实发挥创新对实体经济的推动作用。切实发挥创新对于实体经济发展的重要促进作用，加快形成企业主动创新的社会氛围，树立一批创新典型，激发全社会创新活力。增加科技创新投入，提升企业的市场核心竞争力，集合创新平台优势，培育创新环境，推动企业加快科技创新步伐，打造一条以创新驱动企业发展的优势路径。加快建立起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结合的技术创新体系，完善融资、研发设计、科技成果检测、咨询等创业创新服务，实现科技同经济对接、创新成果同产业对接。加强对知识产权的保护力度，打击侵犯知识产权行为，强化知识产权领域改革。在更好激发和保护企业家精神的同时，加强人才培养支持，加快推进人才引进、流动和培养模式更新，重视构建人才创新激励机制，发挥人在创新过程中的主导作用，盘活一切创新要素。
加快体制机制改革，激发实体经济增长潜力。正确处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加快体制机制改革，激发市场活力，为实体经济发展创造良好环境。降低行业准入门槛和隐性壁垒，努力实现企业之间的良性竞争，提高生产效率。改善和发挥政府对企业的服务功能，打破重点领域行业的行政垄断审批机制，放宽行业准入限制，加快要素在行业和地区间的流动速度，加快形成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提高生产要素市场化水平。进一步推进深化金融体制改革，构建股票市场、债券市场、金融租赁市场等多渠道融资的金融体系，加速金融脱媒，提高企业直接融资比例，增强发挥资本市场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引导资本流向那些发展前景较好的优质企业，提升资源配置效率和金融风险防控能力，促进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协调发展。
加快技术与实体经济相融合，推进传统发展模式转型。近年来，以大数据、物联网、云计算等为代表的现代信息技术迅猛发展，引领着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因此应进一步大力倡导新基建、加速国家数字化转型。要推动大数据与传统实体经济深度融合，积极向智能化生产、网络化协同、个性化定制等方面迈进，加快制造业升级，推进产业链升级延伸。加强顶层制度设计，完善促进现代技术和实体经济融合的政策体系和体制机制；在资金方面给予支持，以调整税收、专项投入等方式拓宽大数据与实体经济融合项目的融资渠道；加强高新技术人才培养、引进，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大力推进移动通信基站和光纤网络等设施建设，夯实技术和实体经济融合发展的根基。
加强国际合作，提高我国产业全球价值链地位。我国实体经济总体仍处于全球价值链的中低端，与发达经济体相比尚有较大差距。要加强国际合作，支持企业融入全球价值链，提高我国产业价值链地位，利用好全球市场的资源，支持企业参与全球创新网络、资源配置，开展国际行业协同创新；提高企业海外并购的便利性和程序简化性，增强我国企业参与全球上中下全产业链合作；继续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积极引导实体企业“走出去”；推动经贸合作区、自贸区建设，畅通国内外产业链对接渠道，参与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价值链、创新链的协同升级。
苏剑
美国布兰戴斯大学（Brandeis University）国际经济学与金融学博士，北京市新世纪人文社科理论“百人工程”学者，北京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博导，北京大学国民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北京外国经济学说研究会会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论坛副主席，曾任方正证券首席宏观经济顾问（2014.9-2016.8）。研究/教学领域为宏观经济学和中国经济。参与或主持省部级以上课题十余项，著有专著《新供给经济学：理论与实践》、《内外失衡下的中国宏观调控》、《宏观经济学（中国版）》等；在国内外发表过多篇学术论文和政策评论文章。
来源｜国家治理周刊微信公众号
美编｜予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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