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七十年来的经济发展和体制变革所取得的成就和所呈现的鲜明特点，引起了全世界学术研究者的关注。不论是国内的人士还是国外的朋友，都迫切希望了解中国的经济发展模式和经济体制变革的经验，希望听到一个完整的“中国故事”。但是我们能不能讲好“中国故事”呢？讲好“中国故事”，取决于我们“理解中国”的广度和深度。如果我们自己不能理解中国，不能真正把握中国的特殊脉络，而是简单地复制和抄袭别人的现成的理论，那么这个“中国故事”是打动和说服不了别人的，这个“中国故事”就是一个失败的故事。因而，能够正确、客观和全面地“理解中国”，能够寻找到那个特有的“中国逻辑”，并能够有效地创造（而非瞎编乱造）一套话语体系来阐释和传播这套“中国逻辑”，这是讲好“中国故事”必须具备的条件。
要“历史地理解中国”。在研究任何一个中国经济问题时，都要有历史的眼光。“当下”是和历史密切相关的。任何“当下”都是漫长历史的演进结果，同时也是历史演进的一部分。要“有连续性地”去理解任何历史过程，不要割裂历史，要洞察事物在一个历史过程中的内在演变路径，看到看似不同的事物之间的内在联系。我们总是把一个问题放到一个长期的大背景当中去讨论，甚至把一个当代问题置于数千年演进的大背景中去讨论，我们把任何问题都视为一个连续的发展的“线”，而不是从一个“点”上来讨论，无论是研究中央地方关系还是工业化路径选择，无论是研究中国全球化战略还是农业体制演进，都是这样的理路。我认为，“理解中国”要有两个基础，一是要历史地把握中国的传统（体制渊源与文化传承以及所有的路径依赖特征），二是深刻地认知当前中国的发展逻辑，而第二个基础是基于第一个基础。“历史地理解中国”是研究当代中国经济的基本方法论，通俗一点说，就是要实现“古今融合”。必须梳理历史才能谈清楚当下，同时，必须结合当下来谈历史，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任何历史都是当代史”。
要“内在地理解中国”。“内在地”意味着在理解中国的经济发展与体制变革的过程中，要建立中国的主体性意识，要寻找“内在原因”，而不是外生性的原因。要建立中国发展的“主体性观念”，而这种独立的、自成体系的主体性，是理解中国的基础，在西方参照物下尤其如此。只有坚持这种“内在地理解中国”的姿态，只有秉持这种研究中的主体性意识，才能最终找到那种隐藏于历史中的“中国逻辑”，并真正找到对这种“中国逻辑”的最恰当表达方式。相反，如果我们放弃了这种“主体性意识”，不去“内在地理解中国”，就会得出完全不同的错误的结论。这是本课程的方法论，也是本课程的目的所在。所有那些具有西方话语特征的概念、思想和实践，如全球化、现代化、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工业化、发展、社会达尔文主义、民族、国家等，我们都要找到“内生于中国”的历史发展的内在逻辑。在考察新中国建立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历史根源和历史价值时，我们不仅应该向西方思想和实践（包括苏联社会主义思想和实践）寻求资源，而且更应该向中国传统思想和实践寻求资源，以发展“内生于”中国自身历史的一整套逻辑和根据。因此，不仅旨在强调“东西融合”的比较经济史学应该是我们研究新中国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发展演变史时应秉承的必要研究方法，而且“古今融合”应成为更重要、更具理论价值的方法论，惟有如此，我们才能挖掘历史演变深处的内在逻辑，才能更好地理解“历史是连续的”这一基本历史学观念（王曙光：《经济史学方法》，载《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二期）。
要“动态地理解中国”。天下的事，无外乎“常”和“变”。“常”就是在历史中比较具有稳定性和可持续性的事物或性质，而“变”是在历史演进过程中不断发生变化的事物或性质。对于理解中国长期演变的逻辑来说，“常”和“变”应该是辩证统一的，在这两个视角中，要特别注意“变”的方面。这就要求我们动态地理解中国，在观察任何问题时，都要有前瞻眼光，不要静止地看问题。“周虽旧邦，其命维新”，中国这个国家亦旧亦新，既有历史地延续性，又有不断创新、不断吸收新事物新思想的能力，从而保持活力。
要“清醒地理解中国”。中国在近百年的奋斗中，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尤其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的七十年，更是在工业化、现代化和民族复兴方面实现了伟大的历史转折，堪称中国奇迹。对这些历史成就背后的根源，我们要加以深入探讨。同时，在这个伟大的历史进程中，既有辉煌的成就，既有珍贵的经验，也有坎坷和失败，有教训和灾难，值得我们以历史的眼光，以客观的心态，加以深入反思和梳理。对于历史的认知，贵在清醒，贵在客观，而不要偏执，不要什么事都“一概而论”。要对“捧杀”中国的观点采取警惕的态度，要清醒地分析中国经济发展面临的挑战和问题，不可过度和盲目自信，要始终保持清醒和冷静。
要“同情地理解中国”。我们应怀着对本国史的“同情的理解”来观照中国近百年之巨变，也就是钱穆先生所强调的，要怀着一种“温情与敬意”来研究本国史。钱穆先生在《国史大纲》开篇中即言明希望读者“附随一种对其本国已往历史之温情与敬意（否则只算知道了一些外国史，不得云对本国史有知识）。所谓对其本国已往历史有一种温情与敬意者，至少不会对其本国已往历史抱一种偏激的虚无主义（即视本国已往历史为无一点有价值，亦无一处足以使彼满意），亦至少不会感到现在我们是站在已往历史最高之顶点（此乃一种浅薄狂妄的进化观），而将我们当身种种罪恶与弱点，一切诿却于古人（此乃一种似是而非之文化自谴）。”（见《国史大纲》，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年6月第3版，第1页）。对于中国百年的跌宕起伏、经验教训，总要怀着一种温情和理解的眼光来看，不能怀着相反的旁观者的厌弃甚至敌对的眼光来看。即使是对于中国历史发展过程当中一些付出巨大代价的、甚至灾难性代价的时代，我们也有要怀着一种对本民族负责的态度，怀着对我们的国家珍重爱护的态度，沉痛而严肃地反思和挖掘产生问题的根源，沉静地检讨，深刻地省察，而不是怀着嘲讽或者冷眼旁观的态度。我们研究中国问题，心态摆好是很重要的，我们不要以为经济学研究就是冷冰冰的学问，实际上经济学研究背后一定有研究者的立场、心态作为支撑。
——节选自王曙光著《中国经济》
王曙光
北京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大学产业与文化研究所常务副所长。先后获北京大学经济学学士、硕士和博士学位，留校任教至今。已出版经济学著作《维新中国：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论》《中国论衡》《中国农村》《中国方略》《问道乡野》《天下农本》《金融伦理学》《农村金融学》等20余部，并出版《燕园拾尘》《燕园困学》《燕园读人》《燕园论艺》及《老子心诠》《论语心归》等著作。
供稿：金融学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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