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阅读：中华文明在数千年的发展史中，以丰富的经济现象、经济实践与经济观念，孕育创造出长期领先世界的经济成就和经济思想，民本经济观就是其中的重要内容。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是对古代民本经济观历史超越和时代升华的最鲜明体现。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新的征程上，必须“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中华文明在数千年的发展史中，以丰富的经济现象、经济实践与经济观念，孕育创造出长期领先世界的经济成就和经济思想，形成了一套独具特色的经济学说与理论。民本经济观是其中的重要内容，并在千载传承发展中不断显现其跨越时代的魅力和生命力。
中国古代民本经济观的基本理念
在古代中国，政治与经济密不可分，“经济”一词本意就是经世济民。中国古代民本经济观着眼于安邦定国，以“民生”为核心，以富民、养民为基础。《尚书·五子之歌》中的“民惟邦本，本固邦宁”，就是对民本经济观的经典记载和阐述。
“富民”是中国古代民本经济观的重要内容，在中国经济思想史中，几乎各流派的学说对其都有体现。儒家学派开创者孔子就提出养民、富民、教民之说，富民就是要轻徭薄赋、藏富于民。因此，他力劝鲁哀公不要与民争利，提出“省力役，薄赋敛，则民富矣”“百姓足，君孰与不足”等重要思想。孟子继承了孔子的富民思想，提出让老百姓治“恒产”。从今天的视角来看，治“恒产”就是强调富民要强化产权制度保障。道家学派也高度重视富民，反对扰民争利。其代表人物老子提出，“以百姓心为心”“我无事而民自富”，强调体恤百姓，与民休养生息。这些论述，体现了古代民本经济观的基本理念，即要以民为本，让百姓过上富足生活，只有这样，国家才能长治久安。
“养民”是中国古代民本经济观的一个重要理念，这一理念在抵御自然灾害、抗灾救荒等方面表现得尤为突出。在古代中国，水、旱、风雾雹霜、厉（瘟疫）、虫被称为“五害”。帮助老百姓抵御“五害”，使老百姓过上太平日子，是官府的重要职责。《管子》提出：“故善为国者，必先除其五害。”古代中国历来重视抵御各种灾害和备荒赈济，形成了独特的荒政制度。常平仓就是官府为储粮备荒、平稳粮价而设的粮仓。这些粮仓在丰年购粮储存，避免谷贱伤农；在灾年则卖出储粮，以稳定粮价、救荒赈灾，这种缓冲储备机制对后世影响深远。此外，“以工代赈”的救荒策略也是古代民本经济观中“养民”理念的重要体现，即发生灾害时，官府通过实施重大工程来促进就业，实现经济社会稳定发展。
民本经济观还有具体的理想蓝图。《礼记》提出“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的理想，描绘了“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的大同蓝图。孟子一生推崇仁政，详细描绘了施仁政的美好愿景：“五亩之宅，树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鸡豚狗彘之畜，无失其时，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亩之田，勿夺其时，数口之家可以无饥矣……”古人的这些论述，体现了民本经济观“富民”“养民”的理想蓝图。其中，《礼记》中描绘的“小康”社会成为历代中国人孜孜以求的梦想，对后世产生了深刻影响。历史反复证明，只有坚持民本经济观，与民休养生息，才能实现经济发展、社会安定。“文景之治”“贞观之治”等都是践行民本经济政策的结果。
中国古代民本经济观的发展演进
唐宋以后，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民本经济观不仅得到传承，而且有了进一步发展。古代思想家们在继承富民、养民等理念的同时，将“民”的范围拓展到工商业者，提出工商业也是“本”，出现了具有鲜明时代特征的“四民皆本”等观点。其基本理念是：民间经济发展了，人民富裕了，国家根基才能稳固。
批判传统的重本（农）抑末（工商）论是古代民本经济观的一个重要发展。南宋浙东学派代表人物叶适强调保护工商业，提出“四民交致其用而后治化兴，抑末厚本，非正论也”，旗帜鲜明地反对重本抑末的论点。在叶适的学生陈耆卿编纂的《嘉定赤城志》中，明确提出士农工商“此四者，皆百姓之本业”。他们的观点，反映出南宋时期浙东地区商品经济的发达与经济观念的变革，丰富了古代民本经济观。
官办公共救济福利机构大量涌现，也是古代民本经济观发展的重要体现。宋代理学家程颐提出，为政“以顺民心为本，以厚民生为本，以安而不扰为本”。朱熹认为，“天下之务，莫大于恤民”。作为这些思想的重要体现，民本经济观在宋代从形式到内容都有了较大发展，一个明显标识是官办公共救济福利机构大量涌现。如慈幼局、慈幼庄等是收养弃婴孤儿的福利机构，居养院、养济院等是收养孤寡贫困老人的养老机构，施药局、惠民局等是慈善施药机构，安乐庐、安济坊等是福利性医疗机构，漏泽园则是收葬孤苦逝者的墓园，等等。
限制君权、抨击专制，注重经世致用，发展商品经济，是明清时期民本经济观演进的主要方向。明代丘浚提出“为国以足民为本”，要求允许“民自为市”、发展商品经济。他还认为官府“所以理财者，乃为民而理”，反对将国家财政专用于供奉君主，主张应当用于老百姓。黄宗羲是明清时期民本经济观发展的重要推动者，他提出“天下为主君为客”的思想，反对侵夺“民所自有之田”，主张发展保护民财的产权理念，还发展了宋人提出的“四民皆本”论，提出“夫工固圣王之所欲来，商又使其愿出于途者，盖皆本也”，提出工商也是国家经济的根本。
中国人民地位的根本变化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的确立践行
古代民本经济观经过几千年的演进，其基本内涵有了一定程度的深化和拓展，但由于历史和社会条件的局限，在古代不可能真正做到以民为本。在历朝历代，“民”依然是政治权力行使的客体，其基本权利无法从制度上得到有效保障，需要靠统治者的仁慈恩赐才能实现，即只有通过“君本”才能实现“民本”。即便是在辛亥革命推翻君主专制制度后，这种状况也没有得到根本改变，广大人民仍然处于被剥削被奴役的境况，仍然没有获得当家作主的地位。
中国人民地位的根本变化和巨大提升，始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954年颁布的新中国第一部宪法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国家”“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在法律上确立了人民当家作主的地位。数千年来压迫和剥削人民的剥削阶级作为阶级已经被消灭，人民翻身成为国家的主人，这就在人民的地位上实现了对古代民本经济观的历史超越。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是对古代民本经济观历史超越和时代升华的最鲜明体现。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古人说：‘天地之大，黎元为本。’人民是我们党执政的最深厚基础和最大底气。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这既是我们党领导现代化建设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也是新发展理念的‘根’和‘魂’。只有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坚持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才会有正确的发展观、现代化观。”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坚持“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人民是真正的英雄”这一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吸收了“民惟邦本，本固邦宁”的古代民本经济观的有益养分，充分彰显了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本立场，体现了我们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和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在政治立场、价值导向等方面实现了对古代民本经济观的历史超越。
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对古代民本经济观的超越，不仅体现在立场和理念层面，而且体现在实践层面。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不是一个抽象的、玄奥的概念，不能只停留在口头上、止步于思想环节，而要体现在经济社会发展各个环节。”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领导人民创造了世所罕见的经济快速发展奇迹和社会长期稳定奇迹。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科学指引下，我们把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体现在经济社会发展各方面各环节，促进人民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显著提升，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明显增强，人的全面发展的基础进一步夯实，不断谱写经济持续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的新篇章。国内生产总值突破100万亿元大关，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从2013年的18311元增至2020年的32189元；决战脱贫攻坚取得全面胜利，9899万农村贫困人口实现脱贫，困扰中华民族几千年的绝对贫困问题得到历史性解决，创造了人类减贫史上的奇迹；国家教育经费从2013年的3.04万亿元增长到2020年的5.3万亿元，教育公平和质量较大提升，高等教育进入普及化阶段；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社会保障体系，社会保障在保障和改善民生、维护社会公平、增进人民福祉中的作用得到有效发挥；污染防治力度加大，生态环境明显改善；公共文化服务水平不断提高，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繁荣发展……我们在中华大地上全面建成了小康社会，实现了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踏上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
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闪耀着马克思主义真理光芒，传承和弘扬讲仁爱、重民本、守诚信、崇正义、尚和合、求大同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对中国古代民本经济观的全方位超越。新的征程上，我们要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坚持人民主体地位，顺应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不断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做到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让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更有保障、更可持续。
——原载《 人民日报 》
作者简介
叶坦
北京大学经济学院讲席教授。历史学学士(1982)、文学硕士(1985)、经济学博士(1988)。主要学术专长：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教授、博士生导师，1993年获得国务院颁发的社会科学突出贡献专家津贴，孙冶方奖获得者，中国社科院首批长城学者。
王昉
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院教授。主要从事中国经济思想史、中外经济思想比较的研究和教学；曾作为共同作者荣获第三届“刘诗白经济学奖”；担任中国经济思想史学会副会长。先后撰写和主编了《中国古代农村土地所有权与使用权关系：制度思想演进的历史考察》、《中国近代化转型中的农村地权关系：经济思想变迁与制度构建》、The History of Ancient Chinese Economic Thought、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The Han Dynasty and Its Legacy、《发展与转型——改革开放40年中国经济思想史变迁》，《新中国基本经济制度》、《中国近代开发西部的思想与政策》等10余部学术著作；在《历史研究》、《中国经济史研究》、《财经研究》、《经济学动态》、Frontiers of Economics in China等刊物发表论文40余篇。主持或参与国家级、省部级课题逾20项。研究成果先后获得上海市哲学科学优秀成果学科学术奖、上海市邓小平理论研究和宣传优秀成果奖、国家出版基金、中国经济思想史学会优秀成果一等奖；参与撰写的教材入选国家级规划教材，荣获上海市优秀教材奖。
供稿：经济史学系
美编：初夏
责编：量子、禾雨、予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