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为什么要高质量发展
中国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发生了变化，约束条件和外部环境也都发生了重大改变，社会经济发展不能还走专注数量和速度的老路子，必须与时俱进，顺势而为，走质量优先的新道路。
1、高质量发展是适应社会主要矛盾变化的必然要求
从社会主要矛盾来看，我国以前是短缺经济，更多的是关注数量需求，现在则必须优先关注质量问题。
1956年党的八大提出国内主要矛盾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1987年党的十三大宣布，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这时的“物质文化需要”主要还是数量方面的问题。进入新时代，国内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发展中的矛盾和问题集中体现在发展质量上，质量问题突出了。有两个方面的问题要注意：第一，“美好生活需要”隐含着对高品质商品和服务的需求，以前解决的是“有没有”的数量问题，现在则要解决“好不好”的质量问题。第二，“不平衡不充分”表示发展质量还有待进一步提高。所以，必须深刻认识社会主要矛盾变化的新要求，重视数量的增长，更要解决质量的提升问题，在质量提升中实现数量的有效增长，实现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和更为安全的发展。
其实，现在国内循环还不通畅的主要原因不是没有需求，而是有一些商品的供给存在空白点。也就是国际市场能供给的，国内市场还不能提供有效供给。因此，要按照高质量发展的要求，着力推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才能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
2、高质量发展是比较优势变化的必然选择
从国内情况来看，供给函数及其约束条件正在变化，发展的要素条件、组合方式、配置效率都在改变，面临的硬约束增多，资源环境压力接近承载力上限，高质量发展成为在多重约束条件下供给函数寻求最优解的复杂过程。
改革开放初期，我国资本短缺(只占世界的1.8%)，生产技术也较为落后(研发投入只占世界的0.5%)，但是数量庞大的劳动力(占世界的22.4%)在生产劳动密集型产品方面有比较优势，生产这类劳动密集型产品能够出口创汇，再换回国内紧缺的技术和设备，这种发展方式在当时应该说是最佳选择。现在，要素禀赋条件都发生了变化。从2012年开始，我国劳动年龄人口数量一直在下降，刘易斯拐点已经出现；资源和生态环境压力突出，碳达峰碳中和成为我国中长期发展的重要约束；外汇储备连续多年世界第一，资本也不再稀缺。劳动和资源换资本已不是参与国际市场的主要内容，获得先进技术多要依靠自身力量来实现，很难像过去那样通过市场换取技术。比较优势发生了转化，正在由劳动力低成本优势转向物质基础雄厚、市场广阔、产业体系和配套能力完整等优势。因此，不能还走外延式增长的老路，必须依靠内涵式增长，通过提升全要素生产率来实现高质量发展。
3、高质量发展是外部环境变化后的明智选择
中国用40多年走完了西方近300年的工业化道路，在这么短的时间内急速追赶，势必缺失一些东西，对于某些需要花很长时间才能攻关下来的关键技术，我国以前采取的是“买买买”策略。
供应链、产业链全球化的两大推手是信息革命和安全稳定的世界秩序。信息技术通过标准化和数字化削减了交流的时间和成本，模块生产模式公开了设计规则，使各国企业都能参与供应链上的竞争。幸运的是，全球化时代正好同我国改革开放相吻合，我国抓住和用好了这一战略机遇期，同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联系。以前，中国和西方经济互补，互相有巨大的需求，规模做大对双方都有好处。我国奉行比较经济优势的原则，专注于发展利益最大化的产业和产业链条，先是发展劳动密集型的；发展技术密集型的也是先易后难，主要集中在中低端；直到现在，芯片、光刻机、操作系统、航空发动机软仓、触觉传感器、真空蒸馏机、高端轴承钢等关键领域，与世界领先水平国家还有很大差距。我国全球价值链的参与度高，但在价值链分工中的位置并不高。根据世界银行统计，2018年，我国在全球价值链的位置指标仅为0.01，低于40个开放经济体平均0.04的水平，总体上处于中低端；对属于上游的能源、原材料、关键零部件、核心技术等都有较大的对外依赖度。经过改革开放40多年的发展，我国的产业链也面临着一些问题：产业链过长、过于脆弱，关键零部件、元器件的自给率仅为1/3，一些核心技术和关键技术受制于人，最典型的是95%的高端芯片依赖进口。2018年美国对部分中国企业的芯片禁令给我国敲响了警钟：核心技术是要不来、买不来的，必须尽快摆脱对国外特别是美国在技术、装备、关键零部件等方面的依赖。
另外，新冠肺炎疫情全球发生，各国交通运输突然隔断。美国和欧洲国家发现一些重要产品过于依赖中国，开始重视本国供应链、产业链的稳健性和安全性，保护主义、单边主义上升，国际产业链布局出现“内顾化”“区域化”倾向。一方面，各国产业链回缩，以比较优势为原则的国际分工体系转向以产业链安全为考量的垂直一体化布局，很多国家要求企业回归本土。另一方面，产业链呈现区域性集聚，一些跨国公司兼顾效率与安全，产业链向毗邻地区聚集，如欧洲、北美、东亚、东盟等。
由此可见，逆全球化叠加新冠肺炎疫情，只追求配置效率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我国技术进步不能满足于中低端产业发展，一个明智的选择是提升在全球价值链中的位置，从中低端产业迈向中高端产业，实行高质量的技术发展。
4、高质量发展是适应新发展阶段的战略选择
发展是人类永恒的主题，但发展具有阶段性，发展阶段不同，发展的侧重点也会不同。
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当务之急是恢复生产，速度是主要问题。1958年，党的八大二次会议通过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把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中来。1982年，党的十二大提出了“翻两番”的奋斗目标。1992年，邓小平同志提出，我们国内条件具备，国际环境有利，再加上发挥社会主义制度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在今后的现代化建设过程中，出现若干个发展速度比较快、效益比较好的阶段，是必要的，也是能够办到的。党的十四大、十五大、十六大的基调都是“又快又好”的发展，发展速度放在发展效益的前面。2006年，政治局会议明确提出，实现国民经济又好又快发展的构想。2007年党的十七大提出，增强发展协调性，努力实现速度、结构、效益相协调，人口、资源、环境相协调，投资、消费、出口相协调，城乡、区域发展相协调，促进经济又好又快发展。
“好”“快”两字位调意义深远，反映了发展理念的转变，即由速度优先变为关注发展效益和质量。经过40多年的高速发展，我国创造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由于强调“快”而忽视“好”，积累了许多矛盾，解决这些矛盾就要调整发展理念，把“好”放在突出的位置。从“快”到“又快又好”，再到“又好又快”，最后到“高质量”，表明我们对发展的认识在不断深化。
经济发展是一个螺旋式上升的过程，上升不是线性的，量积累到一定阶段，必然转向质的提升。如果说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高速度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那么，高质量发展将对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发挥着决定性作用。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阶段，可以专注速度问题；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阶段，矛盾和问题集中体现在发展质量上，必须解决好质的问题，才能在质的大幅提升中实现量的可持续增长。
二、如何理解新发展理念
发展是一个不断变化的过程，发展环境和发展条件不会一成不变，发展理念也要与时俱进，顺势而为。伴随着改革开放的实践，我国对发展的认识、发展的要求和发展的内涵有一个不断丰富、深化和升华的过程。新发展理念是在总结我党百年奋斗的历史，特别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经济和社会发展经验教训的基础上逐步形成的。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把党和国家工作中心转移到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战略转折。1992年，邓小平同志提出了“发展才是硬道理”的著名论断；2002年，江泽民同志在党的十六大报告中强调，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必须把发展作为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党的十六大以后，以胡锦涛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形成了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
改革开放以来，党领导全国人民抓住重要战略机遇期，聚精会神搞建设，一心一意谋发展，40多年的高速发展奠定了雄厚的物质基础；但是也要看到，我国发展的质量还不够高。比如，创新能力不强，科技支撑能力不足；区域、城乡、经济社会等发展不协调；资源环境压力接近承载力上限，生态系统退化；对外开放水平没有达到足够的高度，用好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的能力还不强；分配不公问题比较突出，城乡收入差距、公共服务水平差距还较大，等等。我国进入新时代，用什么样的发展理念引领新的发展实践？全国人民期待着我们党作出与时俱进的回答。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对经济形势进行了科学研判，对发展理念和思路作出调整。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习近平总书记以极其精练的语言，在概括总结中国共产党经济发展观的基础上提炼出新发展理念，发展是解决我国一切问题的基础和关键，发展必须是科学发展，必须坚定不移地贯彻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新发展理念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重要内容，阐明了我们党关于发展的政治立场、价值导向、发展模式、发展道路等重大政治问题，明确了我国现代化建设的指导原则，回答了关于发展的一系列理论和实践问题，标志着党对发展历史和规律的认识达到了新高度。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发展理念是战略性、纲领性、引领性的东西，是发展思路、发展方向、发展着力点的集中体现。理念是行动的先导，一定的发展实践都是由一定的发展理念来引领的。发展理念科学回答了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实现发展的问题，从根本上决定着发展的成效、质量甚至成败。作为引领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行动指南，新发展理念决定着未来30年实现现代化强国目标整个进程的发展观和现代化观，也决定着中国共产党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实现。
新发展理念是科学的思想引领，是一个不断丰富和发展的系统理论体系，回答了关于发展的目的、动力、方式、路径等一系列理论和实践问题。例如，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能，解决的是经济发展动力源泉问题；协调是持续健康发展的内在要求，解决的是发展不平衡问题；绿色是永续发展的必要条件，解决的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问题；开放是繁荣发展的必由之路，解决的是发展的国内外联动问题；共享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解决的是社会公平正义问题。要完整把握、准确理解、全面落实新发展理念，把新发展理念贯彻到经济社会发展的整个过程和各个领域，包括高质量发展的全过程和各领域。
作为一个系统的理论体系，新发展理念是我国进入新发展阶段、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战略指引，是管全局、管根本、管方向、管长远的。以新发展理念作为社会经济发展的行动指南和“指挥棒”，高质量发展就有了清晰的路线图和时间表。习近平总书记曾强调指出，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必须坚定不移贯彻新发展理念。所以在推动高质量发展的过程中，我们要坚持新发展理念，以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以创新为第一动力，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为根本目的，坚持系统观念，统筹发展和安全，科学精准实施宏观政策，努力保持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坚持扩大内需战略，强化科技战略支撑，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崇尚创新、注重协调、倡导绿色、厚植开放、推进共享，推动国民经济在高质量发展的轨道上行稳致远。
三、高质量发展的本质是什么
关于什么是高质量发展，决策层和学术界的观点很多。例如，任保平认为，高质量发展是能很好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发展；裴长洪总结出高质量发展的十大变化趋势；等等。本文认同刘鹤关于“高质量发展就是体现新发展理念的发展”的观点，认为高质量发展的内涵十分丰富，但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这五个维度基本可以涵盖高质量发展的主要方面。概括地讲，高质量发展具有五个本质特征。
1、科技创新成为第一动力
以前，我国供给侧是靠资源、资本、劳动力三大传统生产要素增加投入来推动的，需求侧“三驾马车”的主要动力源是投资，这是典型的要素和投资驱动的粗放型发展。进入新常态以来，劳动力不如以前那样丰裕，资源环境约束凸显，不像过去那样增加要素和投资投入即可驱动了，需要寻找新的动力源，形成动力变革。
根据经典的发展经济学理论，经济增长动力主要有三大源泉：资本、劳动力和技术。在技术水平既定的条件下，资本扩张和劳动力增加带来的增长不可能是一个无限的过程，假以时日总会遇到“天花板”。唯有科技进步提高生产效率才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驱动力量。所以要从以前的加大要素和投资投入转换到以创新为第一动力的机制。科学技术并不仅仅能计算弹道轨迹，也可以计算外卖的最佳路径。科技创新是牵引生产力发展的动能，也是驱动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力量。
高质量发展是科技创新作为第一动力的发展。作为高质量发展的定义性特征，创新引导经济从外延式扩张上升为内涵式发展，提升全要素生产率，增强动力活力。创新是指把新的生产要素或者生产条件的“新组合”引入生产体系，这涉及科技创新、商业模式创新和组织管理创新等，而科技创新是最核心的部分。本文主要分析科技创新。
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科技是国家强盛之基，创新是民族进步之魂。高质量发展最根本的是依靠科技创新来不断破解发展难题，塑造发展新优势。《决议》指出，创新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发展进步的不竭动力。越是伟大的事业，越充满艰难险阻，越需要艰苦奋斗，越需要开拓创新。突破一个关键技术，能够创造一个细分行业，进而盘活整个产业，最终对国民经济形成积极带动。作为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创新不仅可以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供动能驱动，而且能为推动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贡献供给支持。
本文认为有两种创新。一种是模仿创新。我国以前主要是模仿创新：企业以引进国外先进技术设备和服务作为技术改造升级的条件，技术进步的路径是引进、消化、吸收、模仿和再创新。这种模仿创新的好处是技术提升比较快，但对国外技术的依赖程度高，对国产技术设备和服务的需求低。现在要注意的是，顺风顺水的全球化已经逆流涌动，我国同西方国家的关系从互补合作变成了竞争合作，对外贸易立足点也发生了重大变化，芯片事件敲响了警钟。另一种是自主创新。即把创新链的各个环节掌握在自己手中，独立自主地通过某个领域的原创性突破，掌握绝技，站上科学技术某个甚至某几个制高点。进入工业化后期以来，我国已具备提升高技术整机和成套设备国产化的能力。现在来看，我国必须要走自主创新的道路，在关键领域取得原创性或基础性的重大突破，在全球技术竞争中攀上高峰，掌握主动权才能实现高质量发展。
《决议》指出，独立自主是中华民族精神之魂，是我们立党立国的重要原则。走自己的路，是党百年奋斗得出的历史结论。高质量发展的本质特征是高水平的自立自强，这是外部环境变化和塑造发展新动力的客观要求。必须发挥创新的引领作用，利用我国超大规模市场的优势去打造全球创新转化应用地，为科技自立自强提供强有力的体制机制保障。在核心技术方面，我国同发达国家之间的总体差距正在缩小，但基础科学研究领域短板依然突出，创新链条上还存在不少卡点、堵点和断点。所以必须把自立自强作为国家科技发展的战略支撑，集中力量在那些有“卡脖子”风险和“脱钩”可能的领域建立和提升自立自强能力，促进创新引领从量的积累变为质的飞跃，从点上突破转化为系统提升，实现科技水平从跟跑向并跑，甚至领跑的根本性转变。
2、协调成为内生特点
协调是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马克思主义认为事物是普遍联系的，彼此相互依赖又相互制约，社会系统各个要素之间必须保持一个合适的比例，在空间上维系良性互动与动态平衡，才能充分发挥潜能并以有序稳定的结构来发展。协调发展是一种多目标发展，在此系统中，发展是系统运动的指向，协调则是对这种指向行为的有益约束和规定，强调的是整体性、比例性和内在性的聚合发展，不是单个子系统或要素的“增长”，而是多个子系统或要素在“协调”约束下追求在整体提升基础上的全局优化、结构优化和个体共同发展的理想状态。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发展和进步是全方位的，但不平衡不协调依然存在，比较突出的有两种类型。一种是社会有机体的不平衡不协调,主要指经济同政治、文化、社会和生态等方面发展的不协调。相比经济的迅速发展，民主法治建设尚需努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没达到更加成熟、更加完备的要求；社会事业发展、生态环境保护、民生保障等方面有短板；国家发展与国家安全不同步。另一种类型表现在区域上，主要是东中西部差距、城乡差距，甚至一些发达地区内部差距。这些不平衡不协调影响了中国潜能的充分发挥，高质量发展就是要解决这些问题。
3、绿色成为普遍形态
以前的增长模式比较粗放，速度很快，但“大量生产、大量消耗、大量排放”的模式降低了发展质量。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是绿色发展。这里的绿色指的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产生活方式，不能走只顾增长，不顾生态环境保护的老路了，要坚持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走一条以绿色为底色的高质量发展之路。
绿色发展理念对高质量发展起引领作用，走绿色发展之路是调整经济结构，转变发展方式的必然选择。在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新征程中，必须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增色添彩，让绿色成为高质量发展的底色。高质量发展强调生态文明制度建设，在碳达峰碳中和框架下逐步实现生产生活方式的绿色低碳转型，在加强生态环境保护的基础上推动经济发展，坚持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通过生活环境的改善来提高人民生活质量。
4、开放成为必由之路
世界各国通过原料、商品、资本、技术和标准等输出参与全球化。其中，原料输出由一国的自然禀赋决定；商品输出稍高级一点，但取决于该国在价值链上所处的位置；资本输出蕴含着扩大市场、降本增效等目的；技术输出和标准输出意味着该国掌握着产业链、创新链的治理权。目前国际合作的态势是发展中国家主要输出原材料和商品，发达国家则能够输出资本、技术和标准。
全球化发展史表明，世界经济每次巨大动荡之后，会有更多资源在全球范围重新组合。可以预计，新冠肺炎疫情得到控制以后，全球范围的产业重组会比平常时期更为密集活跃。国内产业应该加大力度畅通双循环，同世界经济密切联系互动，在更多领域中集成全球资金、技术、信息、知识和人才，增强国际竞争力。
目前，我国市场规模位居世界前列，对世界经济增长贡献率多年保持在30%左右，中国制造深度融入全球产业链、供应链。有些产业依赖外需是因为长期被锁定在产业链低端环节，只能靠大规模出口低附加值产品来获得微薄利润。高质量发展就是要改变这种状况，其实质就是打造现代产业体系，以高水平对外开放来重塑国际合作和竞争优势。
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推行高质量发展，不是关起门来封闭运行，扩大内需和扩大开放并不矛盾。内需体系越完整，国内大循环越顺畅，越能形成对全球资源和要素的引力场，提升我国经济发展水平和质量，越能在更高层次上融入全球供应链、产业链。
5、共享成为根本目的
共享是发展的目的。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也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决议》指出，坚持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坚定不移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道路，就一定能够领导人民夺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的更大胜利。
按照马克思主义关于生产和分配的基本原理，首先，生产决定分配。计划经济时代，生产力水平低下，短缺经济背景下要人人有饭吃，只能实行平均主义的分配。改革开放使生产力有了一定程度的发展，才有可能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只有处理好生产和分配的关系，才能实现生产活力释放和财富共创共享。其次，分配对生产有反作用。分配制度和分配方式直接关系到劳动者和企业家积极性和创造性，从而会影响发展的速度和质量。按照共同富裕的要求，完善分配制度对高质量发展会产生促进作用。只有依靠全国人民共同奋斗，不断创造和积累社会财富，把可分配的“蛋糕”做大做好，再通过合理的制度把“蛋糕”切好分好，才能推进高质量发展，向共同富裕的目标迈进。
四、新发展理念下如何推动高质量发展
高质量发展是一个多环节多要素的动态循环系统。若想此系统高效率地运行，必须建立和完善一系列贯彻新发展理念的体制机制，只有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观，贯彻执行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理念，才能实现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为安全、更可持续的发展。
1、转换驱动机制，把科技创新作为第一动力
进入新常态以来，我国劳动力不像以前那样丰裕，资源环境约束凸显，不能继续走粗放发展的老路，而要转换驱动机制，实现动力变革。具体来讲，要从要素和投资驱动转换到以科技创新为主要驱动力的机制上来。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就是要推动以科技创新为核心的全面创新。科技创新是全面创新的关键。回顾科技史可以发现，每一轮科技革命都大幅度提高生产力水平和生产效率，进而推动生产组织和生产关系变革。就创新方式而言，科技创新提供急需的基本创新方式；就创新潜力而言，科技创新提供无穷无尽的可能性空间；就创新动力而言，科技创新是根本性的持久动力源泉，是推动生产力发展的关键。只有用科技创新引领发展能力的确定性，才能化解外部环境变化的不确定性，提供源源不断的牵引动能来解放社会生产力，提高劳动生产率，才能实现经济社会健康可持续的高质量发展。
《决议》要求，坚持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把科技自立自强作为国家发展的战略支撑，健全新型举国体制，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加强基础研究，推进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和自主创新，强化知识产权创造、保护、运用，加快建设创新型国家和世界科技强国。
第一，提高经济的科技含量。国家统计局、科学技术部等部委联合发布的《2020 年全国科技经费投入统计公报》显示，2020年，我国研发支出为2.4万亿元，占GDP比重为2.4%，与日本、美国的2.8%和以色列、韩国的4.5%相比，差距还很大；科技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60%以上，但与创新型国家科技创新的贡献率需达70%以上的要求还有差距。因此，必须进一步加大研发投入，增强创新对发展的支撑作用。
第二，完善国家创新体系。面向世界科技前沿、面向经济主战场、面向国家重大需求、面向人民生命健康的更高要求，建立以科技创新要素为核心、科技创新制度为基础、科技创新需求为导向、科技创新服务为助力的国家创新体系。完善基础研究、原始创新体制机制，实现前瞻性基础研究、引领性原创成果取得重大突破，为科技创新培育源动力。以基础研究需求为导向，利用超大规模的市场优势，从着力基础研究、加强应用基础研究入手，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实施基础研究十年规划,加强原创性、引领性科技攻关，提升基础研究能力和水平，争取在关键领域取得原创性和基础性的重大突破。解决关键核心技术“卡脖子”问题，为“从0到1”的原创性创新奠定基础，为在科技新领域实现领跑创造条件。鼓励颠覆性技术创新，抢占全球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制高点。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以国家战略需求带领创新体系转型升级，构建以国家实验室和全国重点实验室为引领的战略科技力量，为科技创新提供雄厚的基础设施，为各个学科的交叉创新提供广阔空间。
第三，构建一流的创新生态环境。良好的创新生态有利于创新要素集聚共生，实现创新链整合协同，推动创新环境匹配和优化创新利益分配，为创新提供强大的引力场。要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制度和政策体系建设，为科技创新提供保障；实施科技体制改革攻坚方案,推进科研院所改革,改进重大科技项目立项和管理方式；塑造以企业为核心的集群创新组织形态，构建技术创新中心协同平台，完善产业链、创新链耦合机制，凝聚优秀科研力量，形成创新联合体；促进上下游创新产业优势互补、资源融通；构建“政、产、学、研、用” 多元一体、相互依存、相互融合的创新生态系统，实现技术创新、知识溢出与实体经济发展相结合，加强科技成果转化；促使科技创新便利化政策向民营企业倾斜，推动民营创新力量发展壮大。
第四，健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举国体制。加快国产高端整机核心技术和关键部件的多学科联合攻关，提升重点产品和产业的自主创新能力。关注科技创新的前瞻性，引导科技创新面向世界科技前沿。充分发挥我国集中力量办急事、办大事、办难事的制度优势，集中力量打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激发多元市场主体的创新活力，为实现高质量发展提供强大科技动能。
2、再创协同机制，处理好发展过程中的重大关系
高质量发展必须坚持全国一盘棋，发展的目的是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全体人民包括各个地区的人民，只有各地区都实现高质量发展，共同富裕才能落到实处。
区域协调发展。增强发展的平衡性、协调性，健全区域战略统筹、市场一体化发展、区域合作互助、区际利益补偿等机制，促进发达地区和欠发达地区、东中西部和东北地区协同发展。落实区域重大战略和区域协调发展战略，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发展、粤港澳大湾区建设、长三角一体化发展、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探索在北方和中西部内陆地区培植几个新的经济增长极，畅通东西循环和南北循环。
城乡协调发展。健全城乡发展一体化体制机制，坚持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推进城乡要素平等交换、合理配置和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推动城镇公共服务向农村拓展，开启城乡融合发展新局面。提升城镇化质量，推进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着力提高户籍人口城镇化率，努力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常住人口全覆盖。发展特色县域经济，增强农村发展内生动力。健全农村基础设施投入长效机制，促进农业发展，实施以产业振兴、人才振兴、文化振兴、 生态振兴和组织振兴为重点的乡村振兴战略。
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发展。坚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抓经济建设的同时，抓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坚定文化自信，增强文化自觉，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
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融合发展。国防建设与经济社会发展具有双向作用。一方面，国防建设能够有效拉动经济发展，促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和经济结构调整。另一方面，经济建设能为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提供强大物质支撑。当今世界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不稳定性和不确定性导致冲突和危机的可能性上升，只有形成军民融合发展格局，把国防和军队建设融入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体系，才能立于不败之地。《决议》指出，党在新时代的强军目标是建设一支听党指挥、能打胜仗、作风优良的人民军队，把人民军队建设成为世界一流军队。要坚持发展和安全兼顾、富国和强军统一，坚持军民结合、寓军于民，加快形成全要素、多领域、高效益的军民深度融合发展格局。健全军民融合发展的组织管理体系、工作运行体系、政策制度体系，打造一批军民融合创新示范区，增强先进技术、产业产品、基础设施等军民共用的协调性。
3、建立倒逼机制，促进生产生活方式绿色转型
绿色发展理念引领高质量发展。以社会发展和生态保护协调统一、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要求推进生态产业化和产业生态化，建立健全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的经济体系，把发展建立在高效利用资源、严格保护生态环境、有效控制碳排放的基础之上。生态环境保护能够引导和倒逼经济加快转型，是推动高质量发展走上正确轨道的约束力量。要在碳达峰碳中和框架下，逐步实现生产生活方式全面绿色转型，倒逼经济实现高质量发展。
《决议》指出，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生态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要从生态系统整体性出发，推进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修复，提升生态系统质量和稳定性；健全党委领导、政府主导、企业主体、社会组织和公众共同参与的生态环境治理体系，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加强污染治理和生态保护修复,强化大气多污染物协同控制和区域协同治理,加大重要河湖、海湾污染整治力度,持续推进土壤污染防治，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
鼓励绿色生产方式，为高质量发展注入绿色动能。加快形成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产业结构、生产方式、空间格局，构建科技含量高、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的产业结构，加快发展绿色产业，推动自然生态优势转化成生态农业、生态工业、生态旅游、生态休闲、生态养生等产业更好发展的优势。当前，绿色科技成为科技为社会服务的大方向，是建设美丽中国的重要抓手，要发展低能耗、低排放、高效利用的绿色产业，用绿色科技保护生态环境，走经济发展和生态保护协同的可持续发展之路。绿色科技创新不仅是绿色发展的关键，而且还是新的经济增长点。
建立有利于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体制机制。推进生态文明体制改革，健全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和法律法规，完善资源价格形成机制；探索政府主导、企业和社会各界参与、市场化运作、可持续的生态产品价值实现路径；建立生态环境保护者受益、使用者付费、破坏者赔偿的利益导向机制。
绿色生活方式涉及人民群众的衣食住行。要提高全民节约意识、环保意识、生态意识，反对奢侈浪费和不合理消费，倡导简约适度、绿色低碳的生活方式，把建设美丽中国转化为全体人民的自觉行动，通过生活方式的绿色革命，倒逼生产方式的绿色转型。
4、扩大开放机制，实行更高水平的对外开放
改革开放初期，我国鼓励出口，限制进口，鼓励外资流入，限制资金流出，这种单向开放是由当时的发展阶段和产业竞争力决定的。40多年过去了，我国对外贸易取得了巨大成绩。中国海关总署发布的消息显示，2017年以来我国连续五年保持世界货物贸易第一大国的地位，2021年进出口总值达到39.1万亿元,国际市场份额也从2012年的10.4%提升到2021年的13.5%。
更高水平开放意味着更大范围、更宽领域、更高层次、更大力度的双向开放。为此，要依托我国超大规模的市场优势促进国际合作，做好以下五个方面的工作。第一，国际贸易从出口导向为主转变为既鼓励出口，又鼓励进口；利用出口扩大市场，赚取外汇，与通过进口引进资源和技术，两者并重。第二，投资政策从引进外资为主转变为既鼓励外资进入，又鼓励中国投资走出国门，高质量地引进来和高水平地走出去并行。第三，开放区域从沿海开放为先为主转变为东西南北中全方位开放。第四，开放从倾斜于工业制造、建筑业、商业、房地产等产业转变为金融、贸易、服务、教育、卫生、文化等领域全面开放。第五，从要素开放转变为制度和规则的开放，注重营商环境的国际化市场化法治化，更多地参与WTO、各种FTA的讨论谈判，参与世界贸易投资规则的制定。建立市场经济体制以后，我国具备了规则性、制度性开放的条件，正从全球治理的参与者变成建设者和贡献者。要完善涉外经济法律法规体系，坚持各类经济主体地位平等、对各类财产权平等保护的原则，提高法律实施和执法水平。一些发达国家近年签署了高标准的自由贸易协定，如日欧EPA、美墨加协定、欧加FTA、CPTPP，这些协定涉及零关税、服务业开放、服务贸易、电子商务及市场准入、知识产权保护、环境保护。高质量发展要考虑这些因素。在规则建设中，一方面要对标高标准，着眼于国际体系和贸易投资规则的调整，构建与其相衔接的制度体系；另一方面要着眼于自身优势和需求，提升中国的国际规则制定权和话语权，使制度性开放体制更加完善和相对成型，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2022年，《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在中国、日本、韩国、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以及东盟10国开始生效实施。要通过高质量地实施RCEP，激活自由贸易协定的经济效应，使之成为贸易投资合作的稳定器。
5、完善包容机制，走共同富裕的道路
高质量发展本质上是包容式发展，要求全国人民共同奋斗,共同享有发展和改革成果,以高质量发展来满足人民群众的美好生活需要。在新发展阶段，应加快形成系统集成、上下联动、协同高效的包容机制，完善共同富裕的政策体系与制度安排。
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构建共同富裕的治理机制。《决议》指出，中国共产党是领导我国事业的核心力量。百年党史深刻启示我们，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是取得胜利的根本保障。高质量发展是一场关系全局的深刻变革，只有加强中国共产党对经济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和战略谋划，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夯实共同富裕的制度基石，才能确保共同富裕的实现。
完善国民收入三次分配制度。建立健全生产要素由市场评价贡献、按贡献决定报酬的体制机制。初次分配是主要通过市场机制进行的国民收入分配。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着力提高低收入群体的收入水平，扩大中等收入群体，使居民收入增长快于经济增长。再分配是通过政府调节对国民收入的第二次分配。要提高税收、社会保障、转移支付等调节手段的精准度，改善收入和财富分配格局，社会政策兜住兜牢民生底线，让广大人民群众共享高质量发展的“红利”，争取到2035年，实现4亿中等收入的人群翻番，6亿低收入的人群减半。第三次分配是慈善和捐赠。要发展慈善等社会公益事业，倡导“先富帮后富”的共富观与公益道德氛围。鼓励“先富起来的人”通过慈善捐款来反哺社会，形成捐赠者和受捐者价值互馈的良性循环。
国民收入三次分配中，初次分配是基础，讲效率兼顾公平，目的是把国民收入“蛋糕”做大，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为再分配和第三次分配创造条件；再分配是关键，讲公平兼顾效率，把“蛋糕”分得合理，利用个人所得税和基本生活保障等手段“抽肥补瘦”，建立社会保障体系来扶持弱势群体；第三次分配讲道义，讲社会责任，富人在自愿的基础上拿出一部分财富来帮助穷人，第三次分配只是起辅助作用，讲自愿，不能采取强迫手段。
——原载《北京工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王大树
北京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澳大利亚La Trobe大学经济学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为财政学、东西方文化和经济行为、经济形势分析、企业竞争等。
供稿：财政学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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