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北大经济史学名家系列讲座第四十一讲在经济学院302室举办。本次讲座由北京大学经济学院周建波教授主持，主讲嘉宾为厦门大学经济学院的梁若冰教授。管汉晖副教授等经院师生参与了这次讲座。
本次讲座的题目为《财政激励与消失的女性——从民国到现在》。早在1990年，诺奖得主Amartya Sen就发现了亚洲女性与男性的性别比显著低于欧美的现象。他将此归结为改革开放与计划生育的结果，从而开启了关于经济学界关于“消失的女性”之谜的讨论。随后Oster (2005)、Das Gupta(2005, 2006)和Ebenstein(2007)等人分别从亚洲广泛传播的乙肝病毒以及生育顺序等角度，对亚洲发展中国家女性比重越来越低的现象做出解读。而梁若冰教授利用1934年和2005年农业税改革分别对地方县乡政府产生的收入激励与压力，解释了地方居民的生育选择行为，进一步阐述了政府的财政政策方面如何影响性别比例这一问题。
首先梁教授对于1934年和2005年两次农业税改革及其影响做了简要介绍。1934年的民国推行省以下税制的改革，确立了县级财政以田赋、营业税和契税为主的收入结构，与此同时公共支出负担也大幅提高。在“节源”与“开流”的双重影响下，县级政府的支出缺口不断扩大。为了弥补日益增长的财政赤字，县级政府增大了征管力度，加征杂捐、恢复厘金、积极拓展其他税源。无独有偶，2005年农业税改革取消了农业税，县乡一级财政面临税收收入下降的困境时发生了类似于1934年的情况。事实上，民国田赋与税改前农业税的共同特点是正税并非收入的全部，与其关联的附加税或预算外的非正规收入才是重要的来源。因而取消农业税导致县乡政府收入不足，可能会催生其在其他领域的寻租行为。
随后梁教授简要介绍了文章采用的模型和数据，提出了如下假说：当政府面临财政赤字的困境时，可能通过其他方式扩大财政收入。农业税的取消可能相反增加了了农民的田赋负担。当其增大田赋征收力度时，地方居民可能更依赖家庭中的男孩从事农业生产；当政府利用其他收入来源，如计划生育社会抚养费收入时，将降低地方人口生育率，从而改变性别比。为了检验这一假说，梁若冰教授采用《民国人口户籍史料汇编》、《二十五年度各省预算分类统计》、《2000年与2010年第五次、第六次人口普查资料》、《全国地市县财政统计资料汇编》等材料分别对1933年和2005年农业税改革进行实证分析，从而得到了地方税收下降对于男女性别比提高的影响路径：税改降低了地方政府的税收收入，地方政府为弥补财政缺口增加了非税收入，加大了社会抚养费的征收力度。这导致地区居民生育率下降、迁出增加，也导致了男女性别比的提高。
最后，梁若冰教授得出结论：1934年的省以下财政分成改革与2005年的取消农业税改革，通过影响县级地方政府的财力而改变其行为模式，最终影响了地方居民的生育行为，导致性别比的提高。1934年税改导致县级财政更加依赖田赋及其附加收入，从而使农民更加偏好男童；而2005年税改则减少了县乡税收收入，促使政府寻找计划生育社会抚养费等非税财源，导致居民生育率的降低。在重男轻女的文化背景下，性别比有所提高。
讲座的最后，周建波教授做了精彩的点评。参加讲座的老师同学就讲座内容积极同梁教授进行交流，纷纷提出自己的问题和建议。在友好和热烈的气氛中此次讲座圆满结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