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北大经济史学名家系列讲座第三十七讲在经济学院302举办。本次主讲嘉宾是山东大学经济学院讲师马驰骋博士。讲座由北京大学经济学院管汉晖副教授主持，参加讲座的还有伦敦政治经济学院马德斌教授和北大经院周建波教授、张亚光副教授、郝煜助理教授等师生。
马驰骋博士主讲的题目是《晚清中国政治关联和本土银行的兴衰》。他首先介绍了晚清中国的本土银行，即票号和钱庄的发展情况。1911年前后，中国有票号和钱庄共计4798家，平均每县30家。然而繁华的金融发展背后，却没有相关法律法规的支撑。那么在相关正式制度缺失的背景下，本土银行为什么可以取得同时是如何取得稳定发展的？马驰骋博士对这一问题进行了充分地史料挖掘和理论研究后，认为是政治关联替代了正式制度，促进了晚清中国银行业的发展，但讽刺的是，同时也是政治关联导致了王朝统治崩溃后银行业的极速衰落。
马驰骋博士详细阐述了晚清时期的银行业发展情况和政治经济环境。票号的主要业务有汇兑、存贷款和商业票据，由山西商人所垄断，在山西有57家总号、608家分号地跨18省。其中每个总号平均有200,000两白银资本，每个分号约13,000两白银资本。钱庄类似小规模的地方性银行，主要业务是存贷款和商业票据，每家钱庄约有15,300两白银资本。在19世纪四十年后，钱庄随着晚晴的开埠和资本主义的发展而兴盛，在1911年后开始衰落，至20世纪四十年代消失。同时，晚清属于专制政权，官僚文化盛行。可以说，士绅官员具有垄断的政治经济资源，而商人社会地位相对被低估，从而寻求政治关联的保护成为最佳的选择。而且已经有研究表明，清代的官员和商人之间的裙带关系在银行业十分普遍。官方投资的票号或钱庄和与政府官员关系亲近的票号钱庄可以负责政府资金或是税收的汇兑业务等系列业务。马驰骋博士发现，在1911年清政府垮台后，票号和钱庄出现了一个急剧下降的拐点，这一现象佐证了上述的假说。马驰骋博士通过实证检验的方法，证实了政治关联对晚清银行业发展的重要作用。研究利用的数据分两个部分，票号部分是1823年至1927年、涵盖18省的面板数据，来源为《山西票号史料》；钱庄部分是1911年269县的截面数据，来源为《农商统计表》。由于清政府的官员任命回避制度，官员的任免情况在模型中可视为随机外生变量，去除内生性问题。马驰骋博士采用山西省官员的到任情况为子变量，当地的山西票号分号的设立变化为因变量，在控制了人口、战争、铁路和电报等变量后，进行了OLS回归，数据结果验证了上述的假说，并且通过了稳健性检验。
郝煜老师对报告进行了精彩的点评。马德斌教授、周建波教授等也对相关问题与报告人进行了充分而深入的探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