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8月21日，北京大学第五届中外文化交融与传统商品货币经济发展博士生学术会议在北京大学经济学院泰康人寿报告厅举行。北京大学经济学院党委书记崔建华预祝大会顺利召开，并感谢各界人士对研讨会的支持与付出。北京大学经济学院经济史学系主任、中国经济思想史学会会长周建波教授从理论脉络和现实意义两个角度对本次会议的主题作了详细阐释。
会议第一阶段由周建波教授主持。
福建师范大学谢重光教授以“佛教中国化的里程碑——怀海教规改革综论”为题作报告。他探讨了唐代高僧怀海对佛教教规的改革所推动的佛教转型及其对佛教中国化的深远影响。怀海推动的改革不仅促进了佛教与本土文化的融合，还增强了佛教的社会适应性和传播力，为佛教在中国的长期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浙江大学求是特聘教授孙英刚先生以“隋唐长安的寺院饮食与城市生活”为题作报告。他通过佛教戒律和灵验记、感通记等佛教书写相关史料，介绍了其中所反映的唐代长安僧侣和民众的饮食与生活。
四川大学徐跃教授以“从传统地方社会寺庙的修建和重建看地方经济”为题作报告。基于四川地方志等资料，他发现清代四川佛教寺庙的新建和重建和当地社会经济发展呈现同步关系。
南开大学何孝荣教授以“从皇家寺院到普通寺院——明清时期南京灵谷寺的寺田及其经营”为题作报告。他介绍了明清时期南京灵谷寺从皇家寺院转为普通寺院的寺田经营状况的历史演变。灵谷寺的历史反映了皇家寺院和普通寺院寺田经营的巨大差别，是明清时期佛寺经济逐渐衰微的缩影。
中国政法大学曾江讲师以“中国传统商品经济的局限与调适——以中古佛教的中国化为例”为题作报告。他阐释了汉代经济思想的缘起、发展和局限，并指出佛教经济思想对中国最核心的影响在于流动。
会议的第二阶段由《晋中学院学报》执行主编王国棉副研究员主持。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李建欣研究员以“关于佛教中国化的思考”为题作报告。他回顾了2016年全国宗教工作会议精神，指出佛教中国化不仅是教义思想层面的适应，更包括礼仪制度、宗教生活与修行方式的多方面转型；佛教中国化是一个持续应对实际、解决矛盾的动态历史过程。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夏德美研究员以“佛教中国化的三重意涵——从康僧会与孙皓的对话说起”为题作报告。她从时代化与本土化两维度将宗教中国化分为三类：道教重在时代化，基督教与伊斯兰教兼顾二者，佛教则因本土化已基本完成而聚焦于时代化。夏德美在报告中特别以戴逵与慧远的辩论说明佛教“三报论”超越现世局限，拓展了道德实践的时间维度。
华中师范大学中国近代史研究所的付海晏教授以“近代日本在华寺庙概况初探”为题作报告。他系统梳理了日本佛教在华的传播历程，并指出日本佛教积极配合军事行动，通过“随军布教”为侵略行为提供合法性，深刻嵌入军国主义体系。
清华大学圣凯教授以“观念史与社会史视域下的寺院经济研究”为题作报告。他提出应从经典、观念、制度与生活四要素综合理解佛教寺院的多元面向，指出寺院不仅是神圣性建构的场所，更作为政治、经济、文化复合空间，深刻参与社会整合，并引用谢和耐与周建波的研究，强调跨学科对深化佛教经济史研究的重要意义。
周建波教授以“中古佛教传播与赋税制度之变迁”为题作报告。他从制度经济学视角分析佛教对中古国家能力建设的推动。他指出，南北朝时期佛教寺院在政府功能衰弱背景下承担社会救济与财富再分配职能，发挥“类资产税”作用。至隋唐，一方面，“众生平等”理念从经济平等进一步走向政治平等，另一方面，政府借鉴佛教经验建立“义仓”“病坊”等全国性保障体系，推动税制从人头税向资产税转型。周建波指出佛教重分配轻积累的倾向易引发与政府的矛盾，最终禅宗倡导的修行方式转变促进佛教与中国社会的深度融合。
会议的第三阶段由夏德美研究员主持。 慈济基金会副执行长、浙江大学历史学院善文明研究中心联席主任何日生教授以“佛教思想与善经济”为题作报告。他主要围绕东西方对善恶的认识以及善的意涵展开，通过界定东西方对善的认识，引入中国利他和合与善经济以及西方的善经济。
成都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助理研究员周上群以“从明清寺院制度文献看寺院经济的管理”为题作报告。她通过梳理相关历史资料与文献，指出明清寺院设置了监寺、副寺、知事等主要职位对寺院经济进行管理；在会计结算上，明清寺院采用四柱结算法对一日、一月、一年的收支进行结算，形成相应的会计报告。
安阳师范学院许效正教授以1904年浙僧附日事件为视角，探讨了佛教寺产与中日交涉的内在联系，以及中日交涉引发的政教关系的重大变化。他简要介绍了佛教寺产与庙产兴学运动的概念、浙僧附日事件的时代背景，详细讲述了浙僧附日事件概况，并着重阐释了浙僧附日事件引发的中日两国关于日僧在华传教权的博弈，及其对佛教与清廷关系的重大影响，最后从多角度介绍了近代佛教中国化的主要表现。
衡水学院董仲舒研究院院长王文书教授以“日本古代和中世高利贷的考述”为题作报告。他探讨了日本律令制时期的“公私出举”起源，介绍了日本中世高利贷的形式，并以《病草纸》为例详细介绍了日本反高利贷运动“德政一揆”情况。王文书提出律令制时期天皇政府在执行政策过程中为了自身利益往往左右摇摆；在日本高利贷发展过程中寺院神社始终是重要的参与者，但非主导力量；从日本古代和中世的历史事实看，高利贷始终扮演现行制度破坏者的角色。
晋中学院副研究员、学报执行主编王国棉以“明代五台山寺院的商业收入”为题作报告。她介绍了寺院商业经营的模式，通过列举史料分析了寺院商业运营中的官方“派买”现象，作为山林寺院的五台山寺院在商品经济的背景下遭遇林木业、矿业的商业性活动的侵蚀，多形态并存、多势力角逐成为明代五台山寺院经济收入的基本样貌。
云南大学历史学院黄海涛教授以云南为例考察了“丝路佛教”的社会经济活动及其对边疆治理的影响。他主要围绕“丝路佛教”社会经济活动的地缘文化特征及其活动关系、“丝路佛教”社会经济活动形态的多样多元体系、“丝路佛教”社会经济活动对边疆治理的影响三方面展开分享，并指出，“丝路佛教”的发展史揭示，宗教经济与边疆治理的良性互动，关键在于构建“神圣性-世俗性”的弹性平衡。
会议的第四阶段由王文书教授主持。
浙江大学历史学院博士研究生鲍璐斌以“公元1—2世纪埃及红海沿岸港口发展研究”为题发表演讲，系统梳理了罗马埃及时期红海沿岸主要港口的发展历程及其在地中海—印度洋贸易网络中的功能分工。他提出“文明间贸易发展三要素”理论，为理解远距离贸易在跨文明伦理整合中的关键作用提供了新的学术视角。
山西省繁峙县砂河中学的岳文飞老师以“乾嘉西巡下的五台山寺庙行宫营缮研究”为题发表演讲，系统考察了清代乾嘉时期五台山寺庙行宫的修缮机制、经费来源及其政治文化意涵。他指出，西巡背景下的营缮活动不仅是国家绥柔蒙藏、构建“圣君”形象的政治策略，也反映出清代由盛转衰过程中官方工程经费体制的演变与地方自治能力的增强。
厦门大学经济学院吕洲以“Kinship Ties and Household Risk Management: Evidence from China”为题发表演讲，基于中国族谱、户籍与微观调查数据，系统考察了宗族文化对家庭教育投资与代际流动的影响，该研究为理解非正式制度在人力资本形成和家庭风险管理中的作用提供了新的实证依据和理论解释。
中国佛学院博士研究生义慈以“古印度佛教寺院借贷业再考”为题发表演讲，从律藏文献与古印度社会商业背景出发，考察了佛教僧团在历史上从事借贷活动的起源与意义。通过重新审视佛寺借贷，可以更全面地理解佛教与古印度社会结构及经济生活的互动，有助于打破公众对佛教的片面化认知，从而如实呈现佛教真实而多元的历史面貌。
北京大学经济学院硕士生华姜楚楚以“两宋佛教思想对中国经济社会的影响”为题发表演讲，系统探讨了两宋时期佛教思想与经济社会的互动机制及其历史与现实意义。研究构建了“佛教-经济互动模型”，挖掘黑水城文献等新材料，为理解宗教在经济社会中的作用提供了新视角，并对当代宗教慈善与商业伦理建设具有借鉴意义。
山西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博士生薛合祥以“近代山西宋氏商业经营与村镇经济变迁——以账簿史料为中心”为题发表演讲。基于清代至民国时期东冶镇宋氏家族70余册商业及生活账簿，他系统分析了宋氏商号的资本构成、经营策略及其对区域经济的影响，揭示了中小商人在近代村镇经济中的适应性、金融调节作用及其对商业网络与社会转型的深远影响。
北京大学经济学院硕士生谢武以“唐武宗灭佛的经济学分析”为题发表演讲，从制度经济学和量化历史视角系统考察了会昌灭佛运动的经济动因、短期效应与长期成本。研究表明，国家干预需审慎权衡长短期经济社会成本，避免净福利损失，为历史政策评估提供了新的分析框架。
北京大学经济学院2025届本科毕业生、云南省玉溪市纪委郭航辰女士提交了《唐宋佛道之争—道观经济和寺院经济的比较考察》的论文。
周建波教授和王国棉副研究员在评论环节对汇报成果进行了总结与点评。孙英刚教授致闭幕辞，他对本次会议的深度与广度予以充分肯定，指出经济史与宗教、社会史的交叉融合不仅拓展了历史研究的视野，也为理解传统中国的经济伦理与社会结构提供了重要启示。孙英刚鼓励青年学者深耕史料、创新方法，推动学科对话，并祝愿经济史研究在跨学科合作中持续焕发活力。
（供稿人：汪欢颜、陈圣哲、吴阳政、李嫣然、庄顺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