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历史征程中，经济活动始终是最为重要的工作内容之一。习近平同志在2017年“7.26”重要讲话中指出：“近代以来久经磨难的中华民族实现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历史性飞跃”。无论“站起来”、“富起来”还是“强起来”，都离不开经济基础，离不开经济活动的强有力支撑。党的百年辉煌，既是一部革命斗争的历史，也是一部经济建设的历史。有关经济现象的认识、思考，对外来经济理论的引进、传播，对革命和建设实践中经济政策的讨论、制订，共同构成了中国共产党的经济思想体系。因此，中国共产党的经济思想史，贯穿“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的始终。加强对中国共产党经济思想史的研究，特别是对党早期经济思想的深入探索，有助于更清晰地回答“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马克思主义为什么‘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也能够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新时代的发展提供宝贵历史经验和智慧启迪。
中国共产党经济思想的产生和发展，同样经历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而且，正如英国学者马丁·雅克（Martin Jacques）所说的那样：“早在1949年以前，中国共产党的马克思主义已经本土化了。”中国共产党的早期经济思想，呈现出如下四个鲜明的“本土化”特征：
一、辩证性
就理论渊源而言，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说无疑是中国共产党经济思想的根基。毛泽东指出：“没有中国共产党以前就有马克思主义了，如果没有马克思主义怎么会有共产党呢？”在马克思主义思想体系内，有关经济问题的论述是最主要的内容之一。作为中国系统接受和传播马克思主义的第一人，李大钊在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1919年）中最先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对待经典经济理论的辩证态度。李大钊在介绍到“平均利润率”的概念时冷静地指出：“由马氏的平均利润率论看起来，他所说的生产价格—就是实际卖价—和他所说的价值并非同物。但于价值以外，又有一种实际卖价，为供求竞争的关系所支配，与生产物品所使用的工量全不相干。结果又与一般经济学者所主张的竞争价格论有什么区别？物品的实际价格既为竞争所支配，那劳工价值论就有根本动摇的危险。劳工价值论是马克思主义的基础，基础一有动摇，学说全体为之震撼。这究不能不算是马克思主义的一大遗憾。”在评价马克思的学说时，李大钊认为：“平心而论，马氏的学说，实在是一个时代的产物；……我们现在固然不可拿这一个时代一种环境造成的学说，去解释一切历史，或者就那样整个拿来，应用于我们生存的社会。也却不可抹煞他那时代的价值，和那特别的发见。”这种不盲目崇拜经典、不把经典论著奉为僵化教条的主张，开启了中国共产党以辩证法对待外来思想理论的先声。
二、群众性
中国共产党早期的经济主张和政治主张，带有浓厚的群众性和人民性。中共二大提出了一个重要原则，即党的一切活动都必须深入到广大的群众里面去。中共早期成员深入全国各地城乡了解情况，并结合农商部、工部局等政府机构的统计资料，对近代中国的发展状况及原因进行了深入分析，记录了广大无产阶级的惨淡状况。邓中夏形容中国工人“工资平均不过数角，‘仰不足以事，俯不足以畜’，一生一世，替人作牛马”；1920年，北京、上海等地的共产主义小组还各自创办了《劳动音》、《劳动界》等报刊，大量刊载反映工人物质生活及其心声的时事报道和文学作品。在农村，佃农、雇工的境遇自不必说，即使是自耕农“实在的生活，也非常艰苦”，还要受到军阀势力的层层苛敛和盘剥。1925年，《中国青年》刊登长文，介绍了对农民、工人、商人等社会各群体实际生活负担的调查，以及这些负担的源头即帝国主义和官僚资本的压榨。编者在文章中写道：“他们说，帝国主义者并不曾压迫中国，中国的贫乏纷乱应怪自己，不应怪帝国主义；他们说，中国没有资本家，中国的农民工人并不贫苦。让他们去创造学说吧！……（这些材料）却很足以令我们感觉中国有非革命不可的理由。”由此可见，“以人民为中心”是中国共产党一以贯之的优良作风，也是真正的初心。美国学者怀利（Raymond F. Wylie）也注意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中国共产党第一次认真地尝试以一种大众化的方式去向中国广大民众介绍一种复杂的外来的意识形态”。
三、实践性
中共二大还提出了另一个原则，要求“个个党员不应只是在言论上表示是共产主义者，重在行动上表现出来是共产主义者”。这种理念既是无产阶级新型政党的创造性实践，也是中国传统文化“知行合一”思想的体现。事实上，马克思主义被引入中国，并不是由于这种学说新潮、时髦，而是要解决中国当时面临的紧迫的社会问题，有着极为鲜明的实践指向。李大钊在《狱中自述》里面写道：“长此以往，吾之国计民生，将必陷于绝无挽救之境界矣！然在今日谋中国民族之解放，已不能再用日本维新时代之政策，因在当时之世界，正是资本主义勃兴之时期，故日本能亦采用资本主义之制度，而成其民族解放之伟业。今日之世界，乃为资本主义渐次崩颓之时期，故必须采用一种新政策。”这种“新政策”就是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政策——“对外联合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及被压迫之弱小民族，并列强本国内之多数民族；对内唤起国内之多数民众，共同团结于一个挽救全民族之政治纲领之下，以抵制列强之压迫，而达到建立一恢复民族自主、保护民众利益、发达国家产业之国家之目的。” 有“农民运动大王”之称的澎湃，自1922年从日本回国后，亲自投身于广东农民运动中，通过发起农会、起草宣言、带领农民开展经济斗争等形式，成功地实践了马克思主义关于指导农民运动的理论。1924—1925年，彭湃陆续写成报告《海丰农民运动》，详细阐述了海丰的土地分配状况、阶级构成和农民受剥削的原因，反映了其关于农民和土地革命问题的认识已经高度理性化、系统化。该报告先于1926年分四期刊登在《中国农民》，引发强烈反响，成为“指导农民运动最好的教科书之一”。
四、试验性
在某种程度上说，中国共产党的经济思想有着经验主义的色彩。周佛海在分析俄国土地法令时说：“中国也是个农业国，将来于社会革命后，主要遇着的难问题，也有就是土地问题；所以现在把他研究一下，也可以作我们将来解决这个问题的借镜。”中国共产党十分善于从历史中吸取经验教训并运用到新的斗争建设实践中去。但在另一方面，中国共产党也善于打破经验束缚，以创造性的思想和实践推动中国革命向前发展。“农村包围城市”、“革命根据地”……一系列创举都无前人经验可资借鉴，都是在不断遭受挫折和失败中及时调整方向最终取得成功。例如早在1937年，中国共产党的内部刊物中就出现了“特区”的概念，这时的“特区”指的是革命根据地。南开大学李金铮教授的“新革命史”研究发现，中国共产党的革命根据地之间的关系颇为复杂，既接受中央的统一领导，在经济贸易等领域又有很强的独立性。根据地之间为了自身发展壮大，甚至会制订损害其他根据地利益的贸易政策。以至于中共中央在1944年5月专门给晋察冀分局、晋绥分局指示：“由于我党长期处在农村分割的游击战争环境及农民小资产阶级成分之广大，在党的历史上不但曾经存在过全党性的教条宗派与经验宗派，而且还相当普遍严重的存在盲目的山头主义倾向。……这些来自各种不同山头的干部，相互以不同的眼光、不同的标准去观察与测量对方，只看见对方的弱点，而看不见对方的优点；只许自己批评对方，而不许对方批评自己；只许对方说自己的好，不许对方说自己的坏；只觉得对方对自己不起，对自己帮助照顾不足，而不觉得自己对对方不起，对对方帮助照顾不足。”革命根据地的经济建设思想和中央对当时出现问题的总结反思，为后来的改革开放埋下了伏笔。1979年，习仲勋向邓小平汇报广东省的工作并询问改革区域的名称时，邓小平说“就叫特区嘛，陕甘宁就是特区”。可见，“摸着石头过河”的方法论，不是中国共产党到改革开放时期才意识到并掌握的，而是从革命战争时期就实践过的行之有效的经验凝练。
客观而言，中国共产党的早期经济思想还没有像后来那样具备成熟的理论体系。刘少奇曾在1941年回复孙冶方的来信时坦言：“中国党有一极大的弱点，这个弱点，就是党在思想上的准备、理论上的修养是不够的。”最早担负起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重任之一的瞿秋白更是坦诚地表示，当时他对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理解，“差不多都是从报章杂志上的零星论文和列宁的几本小册子上得来的”，而《资本论》更是“根本没有读过，尤其对于经济学我没有兴趣”。然而从正面影响来看，“思想、理论准备不足”这一特质也在客观上缩短了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与实践之间的相互转化周期，加速了中国化的实践进程。正如毛泽东所言：“没有抽象的马克思主义，只有具体的马克思主义。所谓具体的马克思主义，就是通过民族形式的马克思主义，就是把马克思主义应用到中国具体环境的具体斗争中去，而不是抽象地应用它。”
中国共产党早期在经济工作、经济问题、经济理论等方面的各种认识、各种观点、各种思考、各种实践，不仅为当时的革命斗争提供了强有力的思想武器，也在更长时间内为新中国和改革开放之后的国家治理、政策制定提供了宝贵的历史经验。中国共产党百年来的经济思想既是不断创造完善的，也是前后逻辑一致的。我们不能割裂新中国前三十年和后四十年的联系，同样也不能割裂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后各个历史发展阶段之间的联系。新的时代条件下，深化中国共产党早期经济思想的研究，对于回顾党的早期奋斗历程、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思想渊源、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都具有重大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张亚光
经济学博士，北京大学经济学院长聘副教授，博士生导师。现任经济学院副院长，北京大学学位委员会理论经济学分会委员，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工作委员会委员，欧洲经济思想史学会会员。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经济思想史、经济学学术史。在China Economic Review、《中国经济史研究》、《北京大学学报》、《经济学动态》等国内外核心期刊发表多篇文章，出版《中国民营企业启示录》、《千年金融史》、《美国商业简史》等多部著（译）作。
供稿：经济史学系
美编：初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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