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会议的主题，中国共产党百年经济思想与实践、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创新发展、中国经济学的发展等，必定都包含了一项共同的重要内容，即我们党带领我国人民，历经革命、建设、改革各个时期，建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建立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尤其是开创性的建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发展市场经济，是我们党的一项伟大创举。这既是一项经济实践上的巨大挑战，也是一道经济学上的“世界性难题”。
从实践来看，自从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建立以来，几乎所有的社会主义国家最初都采取了公有制加计划经济的“苏联模式”。尽管列宁在苏联社会主义建设初期曾经短暂的实行过“新经济政策”，并且后来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又多次尝试过在社会主义经济中引入市场机制的各种“新经济机制”，但是这些尝试都没有取得长期的成功，要么只是作为短期的过渡措施，要么只是为提高经济效率而向市场暂时妥协，一旦经济运行出现混乱又不得不搁置。直到20世纪八十年代后期，实行计划经济的国家开始向市场经济“转轨”。其中，苏联东欧等国家全盘接受了西方的经济理论和政策主张，以私有化为前提，以放弃共产党领导和公有制经济为代价，换取所谓自由市场经济，其结果我们今天已经看到了。
从理论上看，在传统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还是正统的西方自由主义经济学中，都否认存在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与市场经济相结合的可能，甚至认为二者是根本对立的。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资本论》等著作中明确提出，私有制是商品经济的基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就是在商品生产和交换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而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实行的是生产资料公有制，私有制的基础不存在了，商品经济也就随之而消亡，社会不再通过市场来解决生产、分配等资源配置问题。与此同时，虽然西方资产阶级经济学是站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对立面的，但是其理论也认为社会主义公有制与市场经济不可兼容，资本主义私有制与市场经济才存在“天然的亲和力”。显然，要在传统的经济学理论框架中解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问题几乎都是不可能的。
正如习总书记所说，时代课题是理论创新的驱动力。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等都是通过思考和回答时代课题来推进理论创新的。在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与改革的伟大进程中，我们党始终坚持把马克思主义一般原理与中国实际和时代特点相结合，从而才能实现一次又一次的实践飞跃和理论创新，不断开辟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新境界。
比如，在相当长的时期内，特别是在中国改革开放以前，“苏联模式”一直被看成是符合经典作家对未来社会的设想，同时，这种经济模式对于在发展落后基础上建成的社会主义国家来说，具有资源动员、快速积累从而尽快实现工业化的显著优越性，人们几乎不容置疑的将其作为社会主义发展经济的标准模式。但是不可否认，这种模式存在着激励与约束不足、竞争性不强，从而微观动力不足、效率不高的问题。为了解决这些问题，南斯拉夫以“社会所有制”理论为基础，尝试过“企业自治模式”。还有的社会主义国家提出了“中立资本”和“个人社会所有制”的概念。这些从公有制“新解读”角度出发的尝试无一成功。还有一种思路是从国家（计划）与企业（市场）“分权”的角度出发，采取“含有受管制的市场的计划模式”。“分权模式”不涉及所有制改革，对包括中国在内的社会主义国家产生了长期影响。1956年，毛泽东同志在《论十大关系》中就“国家、生产单位和生产者个人的关系”指出：“把什么东西统统都集中在中央或省市，不给工厂一点权力，一点机动的余地，一点利益，恐怕不妥。中央、省市和工厂的权益究竟应当各有多大才适当，我们经验不多，还要研究。从原则上说，统一性和独立性是对立的统一，要有统一性，也要有独立性。”可以说，直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正式破题之前，“分权模式”都存在很大影响。但是在实践中，如何在激励企业的同时又约束好企业、在增强微观活力的同时又保证宏观经济稳定，如何摆脱“一放就乱，一收就死”的怪圈，这是“分权模式”始终都没有根本解决的问题。
在其他国家纷纷转向“华盛顿共识”的时候，中国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最大的实际出发，提出了关于社会主义的本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等一系列重大理论，对马克思主义理论进行了系统的发展和创新，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该理论指出，市场经济不等同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市场经济。市场多一点还是计划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
在实践中，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所有制结构与市场经济体制相结合的方向和路径逐渐明确。党的十二大报告把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特征概括为“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第一次打破了社会主义与市场相互对立的传统；党的十三大报告指出在社会主义经济中计划和市场都是覆盖全社会的，是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相结合，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了“主辅论”的局限；党的十四大报告则明确社会主义经济制度改革应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目标；党的十五大报告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明确了所有制基础，把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长期共同发展作为基本经济制度。
在理论上，改革的逻辑越来越清晰：从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矛盾运动出发阐释改革的历史必然性，把改革的本质归结为适应生产力发展要求的生产关系变革，以生产力的解放和发展作为检验改革绩效的根本标准。从生产关系的基础出发，把所有制结构、公有制实现形式、国有企业产权结构的改革作为调整生产关系的主要措施。从所有制和经济运行机制有机结合出发确定改革的总体模式，以所有制改革为基础，利用“增量改革”的办法协调企业产权制度改革与市场价格机制和竞争机制改革的关系。
由此可见，改革开放实践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的形成和发展，就是在党的领导下，坚持用马克思主义指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与改革实践的过程，同时也是在理论上不断总结和提炼实践经验，不断发展和创新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过程。
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经济发展也进入了新时代，形成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关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习总书记明确指出，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发展市场经济，是我们党的一个伟大创举。我国经济发展获得巨大成功的一个关键因素，就是我们既发挥了市场经济的长处，又发挥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我们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大前提下发展市场经济，什么时候都不能忘了“社会主义”这个定语。之所以说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是要坚持我们的制度优越性，有效防范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弊端。我们要坚持辩证法、两点论，继续在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与市场经济的结合上下功夫，把两方面优势都发挥好，既要“有效的市场”，也要“有为的政府”，努力在实践中破解这道经济学上的世界性难题。
回顾历史，着眼当下，展望未来，我们可以深切感受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提出，首先是我们党坚持实事求是，坚持把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产物。习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九十五周年的大会讲话中指出，马克思主义是我们立党立国的根本指导思想。面对新的时代特点和实践要求，马克思主义也面临着进一步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的问题。马克思主义并没有结束真理，而是开辟了通向真理的道路。如果我们仅仅止步于经典作家曾经讲过的话，那就不仅不可能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也不可能发展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其次，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提出，是我们党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运用辩证思维和系统思维领导改革与建设的产物。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是孤零零提出来的，社会主义本质理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与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理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所有制结构理论，社会主义的基本分配制度理论，等等，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提出奠定了基础，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一道，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有机整体。特别是十八大以来，我们党明确提出，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等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既体现了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又同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相适应，是党和人民的伟大创造。
最后，改革永远在路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还有待进一步完善。新时代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丰富实践是理论和政策研究的“富矿”，我国经济社会领域理论工作者大有可为。面临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我们要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坚持从国情出发，从中国实践中来、到中国实践中去，使理论和政策创新符合中国实际、具有中国特色，保持理论和政策创新的先进性、科学性，推动中国经济的发展和经济学的发展不断迈上新的更高水平。
——本文即将发表于《经济科学》
2021年第4期建党百年笔谈专栏
董志勇
北京大学经济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经济科学》主编。教学研究主要领域：计量经济学、数理经济学、行为经济学/实验经济学/行为金融学。
供稿：《经济科学》
美编：初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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